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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旻在公元659年去世，高向玄理则于此前的公元654年于大唐去世。
这一系列事件意味着日本在对唐关系上可能开始有疏远的迹象。
而高宗皇帝很显然已经掌握了日本的最新动向，才下诏对这批新近使团采取软禁措施，以免战时出现情报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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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日本在忙什么（1）
作为一个没有完全被平定的强大地方割据政权，高句丽似乎应该在百济战事期间有所动作，以牵制唐朝中央政府，但它在战时并没有对百济进行有效的协助。
大唐帝国在征讨百济的前一年，即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年底，已经对高句丽进行了一轮军事打击，大唐铁勒籍将领契苾何力率薛仁贵等名将在横山（今辽阳附近）击败高句丽。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唐军攻势凌厉。
结合大唐高宗对来到洛阳的日本使者所做出的“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的决定，可知征讨百济拯救新罗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次筹备已久的军事计划，而东征高句丽则是一次军事警告。事实证明，高句丽在西面受到了强有力的军事压制，陷入军事被动，自顾不暇，已经没有余力对百济进行军事援助。
史料记载，大唐出兵百济之际，日本大和朝廷接见了高句丽一支多达百名成员的使团，并与之进行了紧急磋商。这支使团直到百济战争接近尾声才离开日本。
由此可见，日本的最终出兵，与高句丽的居中斡旋、怂恿也不无关系。
当时的日本大和朝廷没有立即派兵，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大和朝廷正在本国东北方向与虾夷人作战，而它派往唐朝的使者已被高宗皇帝果断扣留。大唐朝廷已经清醒认识到，使团作为一种合法的情报搜集机构，很可能会对唐军推动百济战事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高句丽与日本之间隔有新罗、百济，日本没有任何借口以陆上途径出兵协助高句丽。
但日本的出兵意志也已露出端倪，甚至已经开始秘密赶造运兵船只。
平定百济的捷报很快传至洛阳城，大唐高宗及帝国上下对苏定方的战绩感到由衷欣慰。
百济战事的顺利结束对于整个帝国意义重大：
第一，大唐在隐忍多年之后在帝国东北方重塑国威，为属国新罗洗雪国耻；
第二，清除新罗反抗力量，也就意味着割据政权高句丽失去了一只有力的臂膀，这将为接下来平定高句丽的战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就意味着隋及唐初未能完成的宏愿将在高宗时代得以实现，辽东作为中华帝国神圣不可分割之地将再一次回归到中央政府怀抱。
8月，高宗皇帝下诏，“赐天下大酺三日”，以示庆贺，并于中秋之日命人撰写《大唐平百济国碑铭》。
中秋，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常，对于唐朝人来说更是良辰吉日。大唐高祖年间，李靖将军征讨匈奴得胜，即于中秋节凯旋长安城。
为解决百济战后事宜，高宗皇帝再下诏，将百济原五部三十七郡改设为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马韩（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东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德安（今韩国忠清南道论山市恩津面）、金涟（不详）五个都督府。
熊津都督府下辖熊津、东明、带方等八州，治所在熊津州。后来又将五个都督府全部合并为熊津都督府。从此，百济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在法理和事实上彻底成为历史的烟尘，其领土终于划入大唐版图。
与此同时，王文度被任命为熊津都督，全权负责原百济地方的军政事务，抚纳百济残党，并招募平定高句丽的奇才良策。
9月，苏定方将军从朝鲜半岛经由海路而后陆路回到东都洛阳。
原百济王扶余义慈、王妃恩古、太子扶余隆、王子扶余泰在内的十三名王族成员，七百余名原百济高官、将领，以及大约一万两千余名原百济上层人士，也被带回大唐。 。。
七 日本在忙什么（2）
数年之前，百济一意孤行，与高句丽合作，攻占新罗大片领土，对百济王室来说，唐高宗那句“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犹在耳旁。
高宗皇帝对百济王室进行了一番象征性训斥之后，进行特赦，并给予高规格的政治礼遇，这批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百济籍人士从此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内。
不久之后，扶余义慈去世，高宗皇帝特别下诏赐其为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并特许其旧臣送丧赴哭。扶余义慈被葬在大唐名将秦叔宝墓旁，唐朝人为其树碑立传。
日本使团在唐军平定百济捷报传至朝廷一个月后被解禁，在洛阳则天门，他们目睹了苏定方押解旧百济王扶余义慈等贵族成员班师回朝的情景。随后，日本使团离开洛阳，顺着西南季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苏定方归朝之后，留下左骁卫郎将刘仁愿率领一万唐军驻守泗沘城，暂时代理新罗军政事务，新罗方面则由王子金仁泰等率领七千新罗兵马配合镇守。
王文度作为大唐首任熊津都督，赴任之时已是第二年的3月。是年（公元661年），高宗皇帝改元龙朔。
李唐王朝的辉煌其实绝不限于贞观、开元这样的经典时代，显、龙年间也是一个不失铁血与尊严的伟大时代，甚至有其特别的神韵和内涵。所以一千多年之后，仍有海外著名李姓华人取名为“显龙”，这蕴含着一个深刻理解祖国历史的后人对其祖先的深沉怀念。
“龙朔”这样一个华丽威武的新年号并没有给当时的一位将军带来好运，他就是大唐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
王文度在公元656年攻打突厥的战事中，曾替高宗皇帝背了黑锅，被除名为民，后复拜左卫郎将——他却在赴任途中因病去世了。
随着百济王室正式向唐朝投降，百济虽然只能作为一个地理和历史名词存在，但这里还不太平，不仅不太平，这片土地还将见证中日之间的首次大对撞。
汴州尉氏籍（今河南尉氏）将军刘仁轨登场了，他在王文度病死之后奉诏任检校（代理）带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军长史。
这位平民将军生于隋朝末年，身处乱世家境贫寒，但“恭谨好学”，买不起笔墨纸砚，就在地上书写，读书涉猎广泛，遍及文史古今。唐朝建立之后，新政权给了这样一个平民子弟施展才能的机遇，也成就了一代名将。
现在看来，刘仁轨将军当为千年以来“中国抗日第一将领”，这不仅是因为刘将军是第一位对日作战的中国将军，更是因为在他的策划和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了历史上第一次经典的对日完胜战役。这位将军是幸运的，他身历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四朝。
在太宗之时，作为地方治安首长，刘仁轨就因不畏强权深获太宗赏识，由地方官而任朝官。高宗年间又因秉公耿直得罪了权臣李义府。公元660年 （唐显庆五年），高宗东征高句丽之时统水军，他督海运，负责后勤补给。年尾不宜出海之时，被上司李义府恶意催发，结果遭遇海上风浪，船覆。幸亏高宗皇帝明辨是非，虽将刘仁轨免职，却命其以白衣罪身随军效命。
刘仁轨部与刘仁愿驻军顺利会师。在刘仁轨的随行人员中，还有其政敌李义府的心腹，不仅对其进行掣肘，甚至劝刘仁愿不要分战功与他人，要寻找机会排挤刘仁轨。
刘仁愿并非蝇营狗苟之辈，并且与刘仁轨一见如故。二人虽皆为武将，但刘仁愿颇有儒将风范，英雄相惜，不仅没有加害于仁轨，反而对其信任有加，甚至将军事指挥大权交与仁轨。
七 日本在忙什么（3）
历史对这段佳话褒奖有加，《资治通鉴》有载为证：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指刘仁轨），仁愿不忍杀。
百济王扶余慈投降唐朝之后，百济旧地先后出现几支反叛力量； 他们退守到南部南岑、真岘（今韩国大田市附近）等城，或与唐罗联军形成静态对峙局面，或频繁进行小股骚扰。
叛军中的一支是以原百济将领黑齿常之为首的兵民合体势力。黑齿常之在战前的职位相当于唐朝的地方刺史，战后初期，黑齿常之率领部众向苏定方投降，他甚至前往泗沘向唐罗联军送款。
本来黑齿常之所部是一支不该出现的反叛队伍，但是苏定方的个人错误铸成了悲剧。
苏定方作为一员攻城将领是优秀的，他戎马一生，驰骋疆场数十年，从大唐西域到东北亚转战数千里，可谓攻必克战必胜，但却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犯了一个人类中世纪的将军常犯但是作为唐朝名将不该犯的错误——在已经取得胜利之后纵容部分兵士劫掠。
黑齿常之在惧怕之余，利用当地反对民意，率领十余名亲信遁归本部，纠结亡散，形成了以任存山区为基地的军事堡垒。他们通过结栅以自固的方法，拥兵自保，不仅得以据守，而且在旬月之间收留原百济残众三万余人。
8月26日，苏定方遣兵攻伐，因任存山地势险要，唐罗联军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进展。
从黑齿常之战后初期的投诚行为来看，他并没有太强的反叛野心；从他此后的军事动作来看，他把最大的精力用在巩固任存山，以求自保，并没有加入进攻唐军的行列。可以说，黑齿常之所部是一支处于观望态势的兵民杂糅力量。
另外一支重要的反叛力量则以任存山城为据点，其领军人物为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
王文度去世稍前，即公元661年（唐龙朔元年）3月，僧人道琛自称领军将军，鬼室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诱各地叛军，势力迅速扩张。这股势力进一步占据了周留城（今忠清南道境内），并在泗沘城南岭竖起四五道大栅，试图围困泗沘城里的唐罗守军。
他们派人来到刘仁轨将军的大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我们听闻大唐与新罗盟誓，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然后以我国土地交付新罗。与其静等受死，不如战死，所以我们才聚结固守！”
新罗与百济素有世仇，在唐军出兵干涉之前，百济侵新罗土地，杀其宗族，没少欺负人家，所以现在百济残余势力害怕新罗报复，这一点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所谓的“以百济付新罗”，唐朝过去没有、将来也不打算有这样的战略交易，唐朝中央政府已经将百济旧地设置成直辖行政区域。所谓的“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更是一种诬陷式的风传，姑且不论百济故地与历史上的大陆中央王朝有长久的隶属关系、百济旧民有不少的中原血统，“一切杀之”这样的猜疑，也是与唐朝中央政府一贯奉行的“战争法则”相违背的。
唐朝中央政府已有将百济作为完全的直属领土经营的计划，对百济居民的安置，也已经被大唐政府列为战后重建工作的重要项目之一。这项工作将由刘仁轨将军完成。
很明显，这一支叛军试图先发制人，在道义上置唐军于被动。在百济王室已经昭告天下服从唐朝的前提下，这些残余势力要想再有所作为，在政治上十分被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七 日本在忙什么（4）
刘仁轨将军对于传言非常重视，亲自修书，具陈祸福，并遣使者晓谕叛军。
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很清楚自己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真正想做的就是形成气候之后自立为王。该方面叛军自恃地势险要，拒绝接待刘仁轨的遣使，将其搁置在军事基地外围的馆舍之内，并且传话道：“使人官职小，而我是一国大将”，最终以“不答书”的方式将使者遣回。
刘仁轨整顿所率唐军，果断对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所部展开凌厉攻势。战事进展顺利，唐军迫使对方大撤退，在慌乱的逃亡中，百济败军发生严重踩踏，坠河淹死者达上万众。百济叛军不得不放弃对泗沘城的合围，退缩至任存城。
新罗方面则按照唐高宗诏书计划，以金品日、金文忠、金义服、金文品、金义光五军，从百济南部进发北上支援刘仁轨。金品日所部新罗部队在百济南方遭到鬼室福信伏击，被迫撤离，损失大量辎重。
从单纯的战事输赢角度来看，泗沘战事失利之后，僧人道琛与鬼室福信本该及时整合战略资源，维持局面，伺机待进，但战场上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僧人道琛与鬼室福信的权力斗争。
高句丽则不顾警告和威慑，发重兵进攻新罗北部，试图牵制百济战区的唐军，时值6月。战事开始后，巨大陨石从天而降，坠落高句丽阵营，接着雷雨交加。高句丽统军将领恼音信、生偕等以为新罗有神人相助，只得狼狈撤军。新罗就这么十分侥幸地坚守住了北鄙。
由于唐军远征军主力已经撤回大陆，百济叛军实际控制了熊津江南段至白江流域的水路，唐军的有效活动半径被限制在泗沘、熊津等北方地域。而泗沘城又遭到合围，与熊津等军政要地的联系岌岌可危。
在朝鲜半岛上，新罗军除在战场上配合作战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担负唐军的后勤补给工作。泗沘城被围后，唐朝刘仁愿将军所部和新罗守军的补给不足。外围的新罗军攻击泗沘南侧军栅，斩杀百济叛军一千五百余人，方打通泗沘城的粮道。
百济战区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它直接影响唐朝在高句丽战区的未来走向。
公元661年（唐显庆六年）5月2日，大唐高宗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任雅相为浿江道大总管，以三组集团军为主力正式发动旨在灭亡高句丽割据政权的大规模战争。
高句丽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百济战区在此时不仅成为重要的补给路线，而且是否稳定，对高句丽战区影响甚大。
8月11日，苏定方在浿江（今大同江）大败高句丽军，开始对其都城平壤进行围攻。
与此同时，唐朝刘仁愿部和新罗军队则被鬼室福信叛军阻挡在在瓮山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境内），无法按期抵达高句丽对苏定方部进行军事支援。
此时百济战区敌我双方的实际作战力量基本持平，如果一方力量发生变化，百济走向乃至整个半岛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