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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汉朝统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权，大权旁落到曹操领导的一伙将军手里，地方豪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以荆州（屈原被流放前曾经供职过的地方）为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公元201年，刘备为躲避曹操也逃到此处。刘备是汉室的一个远亲，他已经招募了一批人马，以图恢复汉朝的统治。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
当刘备听说诸葛亮可能是这样一位人选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拜访诸葛亮。可是就像有时候会发生的那样，即使是作为大人物去拜访隐士，刘备还是不得不三顾茅庐，才得到了诸葛亮的接见。当这两个人终于会面的时候，刘备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乞求诸葛亮结束隐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国。诸葛亮同意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诸葛亮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的谋略家。有一次，他指挥一支仅2000人的队伍赶走了一支20万人的军队。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没读过《三国演义》，很少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的。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面终南山麓丘陵地带的一场战役中，诸葛亮因病去世。他去世的那天，一颗流星落在他的军营附近。这颗殒石后来被人们镶嵌在武侯祠的墙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着诸葛亮和那座流星殒落于其中的山谷。
关于如何处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矛盾问题，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经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纸《诫子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修道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这一点上：从政还是不从政，韬光养晦还是大放异彩——假定事实如马修·阿诺德所言，“人是有光明的”。这个差别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性格和个人感觉的问题。目标总是保持不变的：把道德原则运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齐、商山四皓、张良以及诸葛亮都是这样做的。要理解这些道德原则，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隐居会持续一生，不过它的目标仍然是在世间建立和谐、扩展和谐。
隐居和从政被看作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隐士和官员常常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有时候是隐士、有时候是官员罢了。在中国，从来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和专注而专事追名逐利的官员，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国人一直把隐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恩人中的一个族群，因此，不管他们的修道追求看起来多么不同寻常和消极遁世，中国人都是持鼓励的态度，而不是泼冷水。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当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被从宫廷中放逐出来的时候，他自沉而葬身于鱼腹；中国第二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则还没有等到任期结束，就隐居到了乡下。在中国，隐士们有一种解脱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灵、而不是身体远离城市的尘嚣。这种精神，陶渊明在他的组诗《饮酒》之五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瞥：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他们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返朴归真的智慧，没有比在中国最早的隐士传记《高士传》的开头部分记载得更清楚了：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齧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心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实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
第四章 访道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本书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老子的《道德经》。根据记载，《道德经》是老子在终南山写出来的。于是我们从函谷关开始，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去终南山访道。在楼观台——也就是《道德经》的家——我们终于得以聆听道的真谛。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道”的意思是“道路”，它的引申意思是“生活道路”。但是最开始的时候，“道”并不是旅行家或哲学家的用武之地，而是部落萨满的专利。萨满们维持着生者和亡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这种联系没有比在月亮的盈亏——也即阴阳上体现得更清楚了。
根据杜而未教授的语言学分析和文本分析，“道”这个字最初是指月相。中国最早的道教徒就是拜月的男女萨满，他们利用自己灵魂飞行的力量，去探索月亮永恒更生、亘古长存的秘密。在中国早期的萨满和他们的道教继承者们看来，太阳是永恒不变的。在变化的世界里，月亮掌握着所有的秘密。所以，探索道的秘密就是探索月亮的秘密。而要探索月亮的秘密，就要住在月亮神居住的地方，也即生活在城墙之外——因为那些城墙是人们修建起来以阻挡变化的。
将近5000年前的某一天，在中国西北的群山里，黄帝遇到了中国一位早期的道教徒，他的名字叫广成子。在他们晤谈期间，黄帝向广成子请教长生不死的秘密。广成子的回答被记载在2000年以后的《庄子》一书中：
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
——《庄子·在宥》第十一
黄帝从广成子和其他生活在中国早期文明边缘的人那里，学到了道家修行的秘诀。在黄帝统治的百年期间，他反过来又将道教传遍了中国北方。与此同时，他也为中国公共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每年四月初，在中国人专门留出来为祖先扫墓的那一天（清明节），中国西北的地方显要们仍然要祭拜黄帝墓，以表达他们对黄帝的敬意。因为黄帝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道教的创始人。
尽管像道教这样一个散漫的宗教很难说有什么创建者，但是人们仍然把它归于黄帝的名下，一来是为了显示道教的古老性，二来是为了把道教的发展与中国最早的文化英雄联系起来。但是尽管道教可能在黄帝那里孕育过，可是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它仍然保持着胚胎的形式，直到老子在终南山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由他把这个孩子交到尹喜的手上。
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当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以及公元一百年左右，班固编纂《汉书》的时候，他们给很多观点极其相左的军师、政治思想家、文学人物和哲学家都贴上了道教的标签。最开始的时候，道大得足以含容天下万物。在这段“大道”期间，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家们将老子列于此类人物之首。
与传说中的道教创始人黄帝的情形一样，老子无疑也是在传播着过去曾经由其他人表述过的智慧。比方说，老子的观点常常被用“无为”这个词来概括。但是2000年前，在黄帝消失于云间之后不久，据说舜帝仅仅通过面南就实现了他对中国北方各部落的统治。不过，将这种智慧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荣誉还是应该归于老子——尽管连老子自己都承认，这种语言实际上无法表达出道的玄之又玄。当然，把老子当作自己始祖的道教徒们宣称，老子所教导的远远不止于无为，他还教给人们修行的秘诀。这种秘诀向来都是通过师父的口头指点以及借助晦涩难懂的经文传授给弟子的。那些经文如果不经过师父的指点，人们根本就看不懂。
根据最早的老子传记，他出生于公元前604年，一生下来就已经须发皓白了。后来他供职于东周都城洛阳，为周王室作守藏室的史官。老子学识渊博，他所掌握的学问中，有一门不寻常的学问就是“礼”。但是对于精神上与萨满一脉相承的人来说，这门学问也并非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老子88岁的时候，年轻的孔子为了增长古代礼仪方面的学识，特地从鲁国赶到洛阳来拜访他。在《史记》里，司马迁记下了老子对来客的忠告：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与孔子会面的故事，还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记载在《庄子》和其他早期的道教经典里。除此之外，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老子的唯一一个另外的信息，就是老子消失在终南山的故事。
周朝迁都，从渭河平原向东迁到黄河平原边缘，标志着历史学家所谓的东周的开始以及周王朝权力的衰落。随着周王朝统治权力的衰落，它的统治者们相应地也显示出了道德品质的日益败坏。此时他们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主人——那些小国的诸侯们同样缺乏懿德，却在争先恐后地试图建立新的霸权。与孔子会面之后不久，老子决定遵行宿愿，悄然骑上青牛，远走隐退。
几天后，老子到达函谷关。在那里，他受到尹喜的欢迎。尹喜也是一个修道者。在此以前，尹喜在终南山的瞭望台上，看到一朵紫色的云在天空中从东向西飘来（紫气东来）。他根据自己的天象知识推断，不久将有一位圣人从这一带经过。而后他就谋得了看守函谷关的职位——从东方来的行人一般都要经过函谷关。他认出了老子，认为老子就是他正在等候的那位圣人。老子到了以后，他马上辞去了自己的新工作，邀请这位圣人与他一起，到他在楼观台的瞭望台上去。尽管楼观台在函谷关西面250公里处，但它与老子所走的路是同一个方向，所以这两个人就一起到那儿去了。
关于他们的会面与旅行，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更多了。只知道最后，老子把《道德经》交到了尹喜的手上。《道德经》是道教最早的经典，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它。20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学习古汉语的时候，《道德经》是我最喜欢的篇章之一。当我得知它是在终南山里写出来的时候，我决定追随它的作者的足迹。
我们租了一辆车，雇了一位司机，开始在函谷关狭窄的道路上行进。这条路从黄河和灵宝镇（音译）附近终南山东端之间的黄土丘陵中穿过。路面很窄，仅能容下一辆手推车或者一头牛。于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南面几公里外新铺的那条路。从函谷关开始，我们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向西经过陡峻的华山之巅和骊山温泉，追随着圣人，出了西安的西大门。经过一次警察检查以后，我们在三桥镇拐向西南方。
中国的警察就像北欧神话中的巨人。不管在哪里，警察检查一次，一般都要花上20~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相当于20美元。交多少钱取决于哪些证件出了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司机的所有五套证件都没有问题。
又被警察检查过三次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叫马王镇的村庄，走上了村右的一条路。这条路经过一个大门，门里锁着几座1955年出土的皇陵。这一带是周朝的两个都城丰和镐的所在地。直到公元前8世纪，二都被入侵者毁灭，而为洛阳所取代。200年后，在老子去楼观台的路上，当他经过丰都和镐都的遗址时，他一定曾经想起了人类这短暂的辉煌。在《道德经》里，他写道：
甚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亡。
大门上有一行手写的字迹：“游人止步。未经许可，不得擅入。”大门没有锁，于是我们就进去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要找的建筑物。那座建筑物里面有一个大深坑，坑里有两辆考古学家撂在那里的战车。这两辆战车是陪葬品，是为周王室死后的生活服务的。门锁着，但是透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战车的轮子和车体仍然留在原地，与六匹马的遗骸在一起。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御者的蛛丝马迹。从另外两座建筑物的窗户望进去，除了空空如也的展柜，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想起了12年前在台湾见到的几百件走私的周代陶器，当时它们正通过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朋友的手，流向外国买主。几件完好无损的、有3000年历史的周代陶器，仅售100美元。不幸的是，那些日子我正住在寺庙里，手上连100美元也没有。
我们离开了丰都和镐都被埋葬了的遗址，继续向西进发。在大王镇，我们掉头向南，停下来接受又一次警察检查，最后到达户县县城。在县城中心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我们停在一座展览馆前。1958年，中央政府开始鼓励农民从事艺术创作和手工艺制作。从那时起，户县农民就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画家中的一个族群。无论何时，只要农活儿不太忙，他们就会骑上自行车，来到当地的艺术中心。中心给他们提供纸、画笔、海报画和少得不能再少的指导。
春播还没有开始。在展厅里，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名字叫洛志俭，他把他的作品拿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