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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花》提到的生活待遇问题
1942年3月王实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艾青作了说明：王实味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 所谓“衣分三色”，就是高干的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的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艾青指出：我们也不只一次看见毛泽东两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所谓“食分五等”，最高级的也不过四个菜一碗汤；大、中、小灶，而最差、也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加清水大锅菜。
艾青为高干辩护说：当时在延安，中共中央最高首长们的伙食，还不如大后方（重庆国民党统治区）机关里当官的来得讲究呢！
延安学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两餐小米饭（每周吃一两次馍）菜是大锅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学校（有时）还可以吃肉。王实味所说的“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是发生在某学校刚开办的时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驮米的缘故，曾一连吃了几天稀粥。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偶然现象。
那么，王实味对于什么情况发牢骚呢？他“连毛泽东同志抽纸烟（太多）都在背后反对”、“指责领导人的门前挂着一串串腊肠”、“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级对上级感觉他们是异类”。艾青曾替王实味解释：他的话也许偏激不妥，但他并不主张“平均主义”，更没有反党。只是要求“公平合理”罢了。
艾青又指出：延安的津贴是有微小的差别的，那等级就“1圆、2圆、3圆、4圆、5圆”五种。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最高的首长，到每个党员的差别；就只有这五种。另外也有特殊优待的，那就是“文化人”和“技术人员”。这也不属于不合理呀！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特殊化”。王实味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决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照顾”。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倒一样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精神”。
延安的重要高干家里，都有组织分配的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专门照顾首长子女的保姆、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刷牙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及他们的家属沿着延安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不难看到首长来派人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早已经守候在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岗暗哨，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
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王实味和塞克等人，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视清高的傲慢”，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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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研究院”对于文化人的照顾
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延安马列学院成立，附设一个编译室，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译述。王实味到延安之前，除文学创作外，曾翻译出版过西方著作计100余万字。洛甫同志（张闻天）早已注意到王实味的英文水平和翻译能力，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王实味去工作。
1941年8月，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由当时中央###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内设九个研究室。35岁的王实味在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此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他共译出200万字的理论著作。
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112人中，知识分子出身的92人（占82％），工农干部20人；抗战以后入党的83人（占74％），大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文化人。
在院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等。特别研究员有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等，是“小厨干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贴4圆半（当时毛泽东月津贴5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月津贴4圆）。
研究生为20至30岁的青年88人（占79％），是“大锅饭粗布服”待遇，每月生活补贴1圆2角或2圆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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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组织，单位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
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
“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
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以及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
“三三制政府”准备实行“薪给制”
1942年艾青记载：很早就听说，边区政府部门将要适当采取“等级制度”，但现在尚末实行。即使将来实行了，也完全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因为边区政府是三三制的，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政权机构；在达机构里，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的成份。
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们和八路军的将领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简朴。他们一律穿布军服，住窑洞，吃的是两菜一汤，只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添一点菜。每月只领取5圆零花钱作为生活补贴。而他们的工作的勤奋、日夜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热忱，更是令人钦佩。
但是对于统战对象，进步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就得要实行在一定条件下加以优待的政策。让一切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拿薪金；是绝对应该的；不然的话，工作就无法推动。
这个意见，就是后来供给制和薪给制并存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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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薪给制并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的待遇政策是：
（1） 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实行供给制待遇；
（2） 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
A。没有家庭负担的实行供给制待遇；
B。有家庭负担的实行薪给制（工资制）待遇；
（3） 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
A。在1949年9月底以前参加我政府机关工作的按其参加工作时的规定，实行供给制或实行薪给制工资待遇的，一般不再变动；
年10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除自愿实行供给制待遇的以外，一律按国家制定的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实行薪给制待遇。
当时在国家机关中； 实行供给制待遇的占80 ％ 以上；在事业单位中约占三分之一，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和大部分新参加工作没有家庭负担的青年学生，还有极少数留在行政、司法等全部实行供给制待遇机关中工作的旧政府机关职员。
延安文化人进城后的感叹
在解放战争（1946—1949年）期间，延安的文化人，有的跟随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到了东北解放区，有的跟随华北大学到了张家口等新解放的城市，然后才转移到北平、天津。
延安的文艺干部，建国后大多成为文化界的领导人物，如周扬、丁玲、艾思奇、何其芳、刘白羽、郭小川等人。尽管他们担任了党政机关（###、文化部等）的高级干部，享受小灶待遇，生活和工作条件都获得很好的保障，衣食住行全包干，毫无“后顾之忧”；但他们日常的津贴费有限，平时一到市场（例如买书籍字画、上馆子请客聚会）就强烈地感到缺乏零用钱，心里多少产生意见甚至“有气”。
延安文化人大多是党的文职干部。他们身上多带着文化人的味道、嗜好，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喜欢逛书摊，也常常下馆子、喝酒、闲谈、访友。而那些未曾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文艺工作者，如艾青、凌子风、张仃、田间、欧阳山、孔厥、袁静等等，他们身上那种文化人习气保留得更多。他们大多是“中灶”待遇，伙食一般，津贴费很少，逛街时鲜明地感到缺钱化，所以经常表示不满意、闹情绪、发牢骚、说“怪话”。如艾青、孔厥等干部，因为这样犯了“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又经常挨批评。
小、中灶待遇标准的划分
从1949年到1952年2月基本上沿袭战争时期供给制办法。主要特点是：供给标准较低，大体平均，略有差别。除保障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需要外，还供给一部分家属的生活待遇。供给项目和供给标准以及享受灶别的条件全国不统一。
政务院在1950年6月颁发的《关于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小、中灶伙食待遇标准的规定》中按照职务和资历（参加革命的年限）作了如下划分——
享受小灶待遇者
（1） 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的高级干部、委员等；
（2） 厅、司长及其他同级人员中，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0年以上者。所谓“参加革命工作”就 是指入党、入伍的资历。
（3） 正副处长及其他同级人员中，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2年以上者。也就是抗日战争以前入党、入红军的干部。
（4） 参加革命机要工作连续期满15年以上者。
享受中灶待遇者
（1） 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各机关正副科长级、地方机关正副县长级，参加革命工作期满8年以上者。
（2） 一般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2年以上的，及期满15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并安心工作者。也就是主要按照党龄、军龄计算。
（3） 会计、审计、医生、司药、护士、机要、报务、文书、印写、档案、演员、研究员、编译、记者等人员能掌握业务，安心工作，从事该项工作连续期满8年以上者。
凡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工作的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民主人士及专门技术人员，按职务评定灶别不计年限；但中央机关须经部长以上、地方机关须经省主席以上首长批准。
供给制的变通——包干制
1950年，干部们的供给制大部分变通为“包干制”。就是由各单位（国家机关）发给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货币，由领取者自行处理。主要在伙食方面，自己向食堂购买“饭票”等。至于服装（干部服）还是由组织上按级别发放；住房，还是由各单位按级别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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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给制生活的回忆
（一）何其芳
何其芳是老牌的延安文化人，是领导干部。平津解放后，何其芳到了北平，在马列主义学院任教师，后又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解放初期，他作为一个供给制干部，级别不低，享受吃小灶的待遇、生活水平较好，政治地位较高；但津贴费零花钱不够用，他的手头还是缺乏人民币的。他1951年3月26日写给沙汀的信中说：“我在整风后写的小册子过几天就寄给你。因为现在身边邮寄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仍是供给制，发了津贴仍常常很快就化光。不过住在城外，进城的时候非常少。身边经常没有钱，也多少感到不方便。”
（二） 符家钦
1919年生于四川合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他在晚年回忆说：
我从1950年5月应政务院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身）副局长刘尊棋电召，从重庆来到北京，参加对外报道工作。
当时大家过着供给制生活，我按小灶待遇，工作条件很好。但每月津贴费不过小米480斤，合后来的“新人民币”48元钱，平时不够花销。
（三） 吴文 （女）
1916年生于江苏江阴，1935年在上海参加救国会，1938年2月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任司法工作。她晚年回忆说：
1948年冬，当时在河北平山县的中央社会部抽调组织干部进京，接管国民党北平政权。我毅然辞别病中的丈夫和在幼儿园的儿子，登上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