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地，而经济技术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严格计划投入和产出既不可能，
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的也绝不是职责和工作的
连续的、完全的分散。毛泽东在他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
问题》②中，对这一点说得毫不含糊。毛泽东在反问边区的自给工业为什么要
分散经营以后，回答道：
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
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
职工大部分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
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
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
不利的。这种集中，我们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
的……①
稍后在同一节里，毛泽东在列举 １９４３ 年应该实行的经济措施时，把“建立全
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②列在第二项（紧接
在增加资本之后）。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毛泽东要求 １９４３ 年应由财经办事处
建立“统一的领导”，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是，他又规定：在应该集
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
而是作出的统一计划，应“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尽管如此，
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
问题”。③
刚刚摘引的那句话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党、政、军关系问题，１９４９ 年以后，
这一直是个常常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表达了当时所想到的党的统一的指导作用的实质，用语是“一元化”——字
面意思是“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ｎｅ”，“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它有时被译为“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这样的翻译只怕是太无力了；也有人用“ｔｏ ｕｎｉｆｙ”，也难
② 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 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
业》，见《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63—264 页。
① 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 149—150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73 页。
③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65、273 页。
如人意，因为似乎最好还是保留这一英文用语作为“统一”的对应词，正如
最好把“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留来翻译“集中”。我建议用的英语对应词是“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不过，这个翻译问题，不像 ４０ 年代初接受这一中文用语时所关切
的事那么重要。由于这个概念至今远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众路线受人重视，
我愿在总结我对它的意义的理解之前，对它的用法作一些说明。
“一元化”这一用语的出处似乎是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
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①
这个决定明显地、大力地维护的，一方面是党政关系和党军关系之间的
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每一单个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的第八段是这样开始的：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
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
决定意义的……②
这难于捉摸的用语“一元化”的意义的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解释，见之于毛泽
东起草的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的决定，我在前面曾从其中引过一段关于“群众路
线”的很著名的话。在这一决定的紧接着的一段话（第七段）里，毛泽东声
称：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
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
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
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
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
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
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
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
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①
可能已经看出（在英译文中也能同样看出）“一元化”两次用作“分工而又
统一”的同位语。很清楚，意思是只要整个体制有以党的形式出现的统一力
量渗透进去，并由它来控制，各个机关间必要的分工不会危及活动的统一性。
要传达这种功能，英语的对应词“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似乎是最合适不过的。
“一元化”有很强的动词的力量，这一用语的使用，就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而言，反映了对 ４０ 年代初期根据地普遍存在的形势的认识，当时根据地是
分割的，常常是孤立的，并且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各种
各样的政治、经济行政和控制机构几乎不能有效地统一起来。因此，他们强
调使那些机构成为一体（一元化）的必要性，因为事实上普遍存在极为分散
① 这是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个决定没有被正式证实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中文 本已被收入在东京出版的《毛
泽东集》第 8 卷，第 155—163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161 页。
① 《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02—903 页。考虑到正式文本同 1943
年文本比较起来有（不太广泛的）改变，据《毛泽东集》第 9 卷，第 29 页修正。
的情况。
人们可能以为，一旦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树立了他们的权威，建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分散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威胁。事实上由于复杂的历史的和实
际的原因，在 １９４９ 年，分割和各自为政的问题绝没有烟消云散，因此，即使
随着夺取政权整个情况当然已有了巨大的变化，“一元化领导”的概念也不
是毫不相干的。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本章第 ３ 节已指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就说过，战后建立的政权是
“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性质，并且说得相当清楚，这专政将是在无产
阶级，或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之下。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毛泽
东曾设想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策略上有用的权宜之计，当
１９４６ 年这一前景最终消失，并为公开的内战所代替的时候，已不再有任何理
由对党当前的政治目标稍稍含糊其词了。因此，在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为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２８ 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阐明了他建议在三个月
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的性质。
至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毛泽东以常常称之为同心圆的比喻说法来解释
权力的所在。施行专政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构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是领导，农民是他们的最可靠的
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大多是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性，他们是人民
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剥削者。因此，其中表现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
重新划在“人民”之外，而发现自己处于接受专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
对象，而不是主体。
毛泽东丝毫没有把代表这四个阶级的国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
中的抱怨共产党人“独裁”的批评者时，他宣称：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
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
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
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
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
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
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指导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发展任务方面，毛泽东说“教育农民”
是“严重的问题”。他进而说，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
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①
这些简短的引语，说明了 １９４９ 年以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茧命这一问
题的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列
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正统派生物，毛泽东
自己也直率地承认这一思想上的借鉴，并且特意强调与苏联经验的关系。确
实，不管他取得政权的道路，多么不正统，一旦胜利显然在握，他就宣称他
此后要按正统方式行事了。１９４９ 年 ３ 月，他声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
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
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由此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0—1481 页。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28 页。
才有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换句话说，把现代知识和现代
工业部门的物力从城市带往农村。由此，才在 １９４９ 年强调“人民专政”的工
人阶级的领导。由此，才在 ５０ 年代初期作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躯的
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改进”党的阶级成分。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毛泽东在 １９６２ 年明白地说过在早期的这么多
年只有“照抄苏联”，②可他的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经提出来
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于是老式的用语“独裁”被用来
作为专政的同义语，“大同”被用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中国革命经验
的独特性质被一再强调。
中国革命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称之为
“正统”的道路以及它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怎样地与苏联模式分歧，不是
这儿讨论的合适题目，因为它将在另两卷《剑桥中国史》去谈。在总结毛泽
东作为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到 １９４９ 年为止这段时期的发展的经历时，所宜做的
似乎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 ３０ 年中将要出现的那些动向，在他取得
政权之前的思想中已见端倪了——只要人们有这种智力，看得出当时的迹
象。
由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的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的，有一些
人争辩说“毛主义的经济学若非更早的话，也是在延安产生的”。的确，在
延安根据地的经验中，也能找到毛泽东对未来经济的考虑的很有意义的暗示
（如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所总结的），但是这些起点都太片面，不
足以辩明其中在任何意义上含有 １９５８ 年大跃进思想这一结论。它们只包含了
农民自助的，而不是复杂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组织；只强调了土办法，
而不是大规模的投入或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没有把大与小、现代和传统
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在那一时期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两条腿
走路”的思想。如已经指出的，毛泽东在 １９４９ 年建议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经济
的过程，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为工业国”。而农村居民，虽然会积极参加
这一过程，就终极目标而论却没有发言权，它必须接受“再教育”，和接受
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所以，即使人们能够在延安的自给自足经济和 １５ 年后在自力更生的口号
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间，认识到某种连续性，可是在细致地阐述政策方面，却
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连续性，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中无疑也没有关于发展的连
续不断的环链，因为他在 １９４９ 年曾明确地否定过他在 ４０ 年代初期提出的许
多不成熟的想法。诚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核心里，至少从
１９３７ 年到 ６０ 年代初期，有着实质上的连续性。不过，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矛
盾的理论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极不相容，那么他自己在大跃进年代之
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毛泽东从 ３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的看法中，几乎全面延续下来的唯一的领
域，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认为从 １９４９ 年以前毛
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看出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应该是可能的。
毛泽东在 １９４９ 年说，他要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