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轰动一时的抗日英雄。有关杨惠敏当时献旗的经过，许多当事人各有不同的说法，至今仍然很难说哪一个人的讲法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对此事，杨惠敏本人是这样描述的：
民国26年，抗战军兴，时局一天天的紧张。八月初，敌人的炮火已经迫近淞沪了。那时，我高中毕业不久，在美的糖果公司任职，此时已经停工。我像其他爱国青年一样，献身捍卫祖国的洪流，加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经过三个多月的保卫战，上海终于失守了，我们童子军服务团有的随军队撤走，一部分随着难民撤进租界。我率领七个男女童军，在公共租界苏州河畔一个尼姑庵里为一千多难民服务。
这天（注：10月27日）夜里，沉寂的夜空忽然响起激烈的枪声，我悄悄的溜出尼姑庵去侦察。沿着苏州河往西边的垃圾桥走，毫无目的地走到垃圾桥，一排排铁丝网挡住去路。我想找一个空挡钻过去，忽然“噗”的一声，星光下一把寒光闪闪的刺刀挡在我胸前。朦胧星光下，隔铁丝网站着一个高大的英国兵。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你是什么人？”我告诉他，我要侦察枪声的来源。英国兵告诉我，四行仓库里的中国守军要死守，刚才的枪声正是与敌军在激战。我听得兴奋，心中涌上一个念头——我要帮助我们勇敢的守军。天已破晓，我只望见一座弹痕累累的四（五）层楼大建筑物，看不见人。我又望见这大建筑物矗立在三方是太阳旗，一方是英国米字旗的中间，我心里发生一个迫切的企求。为了鼓舞上海市的人心，表现我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四行仓库的屋顶必须飘扬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8）
回到住处，到了晚上，我脱下童子军制服，将一面大国旗紧紧地缠在身上，再穿上制服。夜空是黝黑的，有英国兵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的四行仓库像一个巨人，俯视着我，我观察了一下地形，若是溜过马路，势必要被左右的英国警戒兵发现，把我作为枪靶子。过了马路，四行仓库有重重铁丝网围着，只有沿着铁丝网工事爬到缺口处，再从窗子爬进去。终归是要冒险的，我卧倒地上，爬过马路。我急跳的心刚稳定下来，忽然枪炮声大作，我以为被敌人或英国警戒兵发现了，忙伏在路旁的工事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我头上飞舞。原来是敌人又向四行仓库进攻了。不过敌人似乎不敢过分乱放枪炮，因为隔苏州河对岸英租界里耸立着一排大煤气储气柜，一颗子弹飞错方向，全上海市民连日本人也不例外，都要遭受祸殃。不久，枪炮声沉寂下去，我又开始慢慢爬，终于到了东侧的楼下。谢晋元团长、杨瑞符营长早有消息，知道我要来献旗，他们都在等候我。
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他立刻吩咐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地举起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二声冷枪响，但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谢团长带我参观各处，窗口和各种工事都就地利用仓库积存的整麻袋黄豆或麦子堆成，十分坚固。负伤的弟兄们躺在地上，有的在呻吟，我的热泪长流，我坚决要留下来替他们服务。但是，谢团长硬把我送出门口，将我推出去。他喊：“冲过马路，跳下河。”
我猛冲过去，跃下苏州河。头上枪声大作，我知道敌军发现了我，这时已是白天了。我平日练就的游泳技术救了我，我深潜水中，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一看，苏州河畔站满了人，纷纷向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招手欢呼。
杨惠敏的回忆大致上有几点内容：一是送旗为她个人所为，从第一天（10月27日）晚上侦察，到第二天（28日）晚上送旗，都是一个人完成。二是去时经西藏路新垃圾桥，回来时则从苏州河游泳过河。三是谢晋元、杨瑞符在四行仓库等她。献旗后，谢晋元还陪她在仓库各楼察看，她并参加次日（29日）晨的升旗仪式。四是杨惠敏送去的是“大国旗”，升在仓库楼顶上。
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时参与送慰问品及送旗的当事人，纷纷写了回忆文章。上海市文史馆曾发表了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史料。当时是恒丰洋行一名职员，担任市商会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第50团团长的叶春年写于1966年2月的《给四行仓库送旗的经过》大致内容如下：
1937年11月（注：应为10月28日）的一个上午，和大部队失去联系的四行孤军用电话和市商会临时办事处（那时假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办公）通话，要求送一面国旗和补充粮、油、盐等给养，准备持久抵抗，绝不投降。商会秘书长严谔声先生当即召我嘱咐童子军团设法完成任务。我们研究后即筹备物资、组织人力、准备卡车，并认为以晚上11时租界实施*后，趁街上无人时才行动较为妥当。我们系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自“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即组成战时服务团，支援军队抗击敌军已近三个月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9）
在那天午饭时，另有泥城桥附近学校童子军团有一位女童子军名叫杨惠敏，曾与仓库守军接触而且传递过去一面国旗，她亦来商会说该旗尺寸较小。商会自接到电话将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出后，各方面送来很多物品。不多时我们需要的东西即装了十几个大麻袋。用牛皮纸包好一面最大尺寸国旗，再加旗绳，我特地回家把家里一根最大最粗竹竿送到宁波路战时服务团团部。
当时晚上并无月光，深夜11点钟卡车出发，沿河南路北去至河南路桥，卡车大灯即熄灭缓行，过桥即向西沿苏州河畔（北苏州路），车速很慢，尽量减少卡车运转声音。车上除驾驶员外，我和胡惠祥等六位团员，还有童子军理事会赵邦镛、郑炅樟，立报馆白广荣。到达泥城桥（注：应为新垃圾桥）东面小横路口卡车停下。满天漆黑，四周寂静，北望闸北偶尔有火光枪声，桥北桥南宛若阴阳地界，桥北路灯没有一盏。我们暗中摸索稍靠桥南远处几只电灯光源。我第一个匍匐蛇行横过桥面到达仓库旁边一家小烟纸店，卸去一块排门，店堂内墨黑。有几个士兵立在柜台上接受了我送去的一面大旗、一根长竹竿之后，用粗长麻绳将一大包一大包的物资由几个童子军拖着拖到店柜边上运进去。（注：叶在80年代回忆时说是：“团员胡惠祥手持国旗，奔上仓库四楼，交给负责军官”。）小烟纸店后门即通四行仓库，因麻袋装物太多，笨重异常，故而动作快不出来，等到全部送完搭车回到团部，已经半夜二时。第二天早晨，我们望到了四行仓库上一面大红（国）旗迎风招展，在阳光下威武地耸立在四（六）楼屋顶上。
杨惠敏我就在那天见到她。她虽不是我们团里的团员（我团没有女团员），但她那时也参加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她有一个臂章是第41号。她送去的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但是她那天在桥堍和那面守军联系亦属实（是守军过桥来联系还是她过去我不清楚）。她那时自己说17岁，有人说她二十几岁。
那天晚上《立报》记者白广荣回到我团部时，即准备连夜写稿报道，国旗和物资是怎样送过去的。当时，我坚决要求不要报道，因为我要考虑我们的抗日工作还要做下去，在日本势力范围内，暴露了容易遭到破坏，对我们工作不利。为了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说明抗战军民一条心，我同意把杨惠敏事迹在报上发表，表扬她是中国的好儿女。我考虑报道她只涉及她一个人，她所属的团是一般普通学校的童子军团，日本人是不会注意的。后来，报纸上也就这样宣传了。
叶春年的回忆说明了几点：一是10月28日上午四行孤军以电话和市商会联系要求送一面（大）国旗等。二是当天中午以前杨惠敏曾与守军联系且送去一面国旗，因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三是当天晚上叶春年等人送去国旗及物资，次日（29日）晨国旗升上仓库六楼楼顶。四是为了防止日本人报复，对外宣传报导只介绍是杨惠敏送的国旗。叶春年讲的：“在日本势力范围内，暴露了容易遭到破坏，对我们工作不利。”是因为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时，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团员罗云祥、毛征祥、应文达、鲍振武四烈士，在老靶子路被日军俘获，日寇以刺刀乱挑，残酷杀害，并毁尸灭迹。所以，当时公开报道过的送旗人，会有生命危险。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0）
另一位当事人曹志功写于1962年10月的《杨惠敏渡河献旗之真相》则是这样写的：
1937年秋，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行将结束之时，谢晋元率领孤军固守北苏州路（注：光复路）四行仓库，当时仓库屋顶上曾升起一面国旗，报载系女童子军杨惠敏渡河所献，一时哄动全国。其后，上海某影片公司曾编拍电影，（注：指1938年拍的电影“八百壮士”）使杨惠敏偶然成为一英勇之女童军。此事系我亲身经历之事，报载消息，实属以讹传讹，彼时因事关激发爱国热诚，未便加以辩证，以免当局者认为我别有用心。今日思之，此事有关史料真实性，虽已事隔二十余年，终不能任其永久传讹，兹将我所知的情况加以披露。
“八一三”抗战时，我供职于上海市商会。当时上海各界曾有抗敌后援会之组织，其中设供应委员会，办公地点在市商会内。因市商会会所接近北站，在战事发生后，即迁往西藏中路宁波同乡会办公，我兼任该委员会干事。是时，市商会例行公事较少，大部分时间都为供应委员会工作。在八百孤军固守四行仓库后，某日上午我忽接得一电话，谓系四行孤军打来，对方自称谢晋元，谓该军拟在所守仓库之屋顶上悬一中国国旗，以示与附近太阳旗有别，唯库中无较新者，嘱设法送一新旗去。我当答以照办，不过当时在日军包围中，炮火时断时续，如何送去，尚待相商。彼即云他可派人设法渡河来取，并云如有食品等亦可交其带去。电话断后，我即作好各种准备工作。大约当日下午三、四时，厦门路一收容所（记得系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所办）来一电话，谓有一人渡河至该所，自称四行孤军派来，询问（市）商会地点，并要一国旗云云。我即请其派人陪同来会，未几即有一女童子军陪一便衣大汉前来。晤谈之下，始知女童子军名杨惠敏，系某校童子军团派往收容所服务者。大汉亦自述其姓名及职位，具体已记忆不起，只记得系一北方口音。我把准备好的物品交给他，他对于我们交给之国旗认为尚非新制者，希望更换一幅。我一面留其在会稍坐并请其捡点所送慰劳食品等物，一面即派人向旗店另购新旗一幅，彼即将一小部分食品及新旗打成一小包，对于其他慰劳品不易携带，嘱设法另送，并云拟至厦门路收容所稍事休息后，晚间再渡返北岸，明晨你们必可看到屋顶升旗云云。仍由杨惠敏陪其回厦门路。次晨果见四行仓库悬挂一簇新国旗，群众隔岸观之，莫不狂呼拍手。
至于留下的一批慰劳品的运送，……我即与市商会童子军团负责人商定，由该团派出团员数人，担任此项工作。并特买旅行袋数个，以备就地拖送之用。布置就绪即电四行仓库联系。晚间*后由李子洋（市商会干事）、杨惠敏（因彼与孤军所派代表已相识）用汽车将慰劳品送至河南路桥交与市商会童子军运送。事后据市商会童子军报称，系将慰劳品装入旅行袋系以长绳，于北苏州路伏地分批拖送至四行仓库沿北苏州路之铁栅门口，由孤军派人在铁门口隔门接运，往返多次，至午夜始竣事。此当时送交国旗及运送慰劳品之真实情况，杨惠敏虽亦曾参与其事，并无渡河献旗之举。当时新闻界故为渲染，当有所授意。但一经报纸宣传，竟使杨惠敏成一时的风云人物。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1）
曹志功回忆了10月28日上午四行仓库来电，要市商会设法送一面国旗，以及当晚送慰劳品的情况，与叶春年的回忆基本相符。此外，他说明了几点，一是杨惠敏在送旗（及慰劳品）中起了联络作用。二是当日下午三四时，国旗由四行孤军所派一位便衣大汉取走。三是他同叶春年都认为四行仓库升起的国旗非杨惠敏所送。（叶：“她送去的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曹：“杨惠敏虽参与其事，并无渡河献旗之举。”）
杨瑞符营长在四行仓库战斗后谈及杨惠敏献旗的经过《孤军奋斗四日记》，杨瑞符著。刊于合川县《大声日报》，1939年6月12日至27日。：
（28日）夜12点钟了，献送国旗之女童子军杨惠敏小姐来，当派员很敬重地将国旗接过来，可是没有旗杆，又派传令班长和营部见习官，设法找旗杆索子，准备天亮升旗。
10月29日（星期五）。晨六时许，我派见习官率传令兵、号兵数人，将昨夜杨惠敏小姐所献送的国旗，在敬礼的号音中，高升在四行仓库的顶上。
还有一些当事人对此事所写的*，由于当时的主客观原因，具体细节均有出入。
笔者找到“八百壮士”幸存者郭兴发在1987年3月21日所写《四行仓库回忆——简略》中，有一段关于杨惠敏献旗的内容。
郭兴发，1916年生，河南商丘人，出身贫农。524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机枪手。四行仓库战斗的四昼夜里，他在一到三楼之间上上下下，哪里需要，他就按照命令，前去支援。他说：“27日晚十点多钟，突然有一身穿童子（军）服的女孩出现在桥头，冒险向我们喊话。这时，机枪连长雷雄值班，立即将情况报告了谢团长。谢团长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