椤！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后，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 。。
作者点评
近年来对胡适的介绍和研究逐渐增多了，对胡适的评价一样，也逐渐走向公允、朴实、平心静气了。当然，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仍然是有的，而且永远会有。不过，对胡适的认识，应该是一个自由讨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逐渐趋同的过程。 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一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地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作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些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尤其加重了。 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可以说是一位大专家、大学者。其主要贡献的方面是：哲学思想、历史观点、哲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人民性、政治思想、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红学的艺术性。胡适在上述九个方面的贡献，影响极其深远。 胡适治学范围极其驳杂。在上述九项之内的每一项里他都能写出极高水平的具有原创意味的作品，其深度往往在他人之上。从他19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到他70岁还孜孜不倦注释的《水经注》等等，数十年“拿绣花针”的功夫，都属于这一类。那是一种象牙塔内纯学术性的工作，也是任何学人、教授、硕士和博士都应该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轻重、贡献有大小、成绩有上中下之别罢了。而胡适一辈子津津有味地严谨地去做，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的学人很难做到。对于胡适，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见多”始能“识广”。一些专家，大多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面，他们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正因为如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他都有第一流的“敌人”。擂台遍打、拳友如云，自20年代以来，他与许多学人论战；50年代，举国上下批判胡适。老实说，不仅大陆上批判胡适，而且台湾也批判胡适。大陆明摆着批，台湾暗地里批。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他一辈子。不过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而胡适最精通的“西学”，他就无从着手了。其实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整理，而是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到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所能胜任的了。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作。所以胡适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更高一层次的贡献是启蒙性的贡献。写启蒙性的作品，在学术水平上，可能远不如、也可能远超过写“学术性”作品的作者。因为那都是一种面向群众深入浅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体或新闻体，很难被当时的学术界所接纳。因此它的学术性是高是低，那就要看作者和读者的学术修养了。就以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来说吧，它表面看来是一种空泛无当、内容问题重重的社论、边栏一类报纸文章。现在我们如以类似的文章投到报刊，可能都要被退稿呢。如投到什么学报或学术刊物，那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次在纽约发行的《留学生季报》出现时，也没哪位正视他一眼。可是一到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眼内，它就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了。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那也是一部启蒙性巨著，后来衍伸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许多人眼中，它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一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升华到最高境界，用文字表达，往往都是多余的了。同样的，我们如谈胡适，就不能拘泥于胡适的什么著作了。他已变成一个时代的宗师，已超脱了什么《胡适文存》、《文选》、《胡适全集》等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了。——简言之，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地位” 和“作用”，已进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脱俗的“化境”。 例如我们今日要谈“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适”，“胡适”就是“民主”；“民主”就是“胡适”，二者已无法分割了。其实“胡适”并未有系统地发挥过“民主”的理论，但是“胡适与民主”这些内容，今后将要被“胡适学”的专家们去研究。其他有关胡适的内容，如“新思想”、“新文学”、“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等等，无一不走向这条路。究其实胡适又写过几篇深入的研究实验主义的论文呢？但是今日又有谁能把“胡适”与“实验主义”分开呢？“胡适”就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就是“胡适”。这就是胡适在历史和社会上的作用，也是时代和社会对胡适的造就。胡适一辈子讲学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研究胡适，就千万不能忘掉这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的迷惑做起。 胡适一生著作丰富，桃李满天下，对我国新文化运动和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哲学、文学、考证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功绩，算得上一代宗师。但其政治上保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结果走上反人民的道路，不被人们称为老师。这就是他的悲剧人生。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毛泽东评点俞平伯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 ……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2页—353页，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俞平伯小传（1）
1900年1月8日，俞平伯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平伯是他的字，原名叫铭衡。俞平伯出生时，其母梦有僧登门化缘，意是高僧转世，故给他起乳名僧宝。俞平伯祖籍是浙江省德清县。德清县俞氏自清末以来就是大姓，近代著名的士林人物俞樾、俞陛云就是俞平伯的先人。 俞樾是俞平伯的曾祖父，字荫甫，他在苏州造了个园宅叫曲园，故号曲园。他30岁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编修，35岁任河南学政。一次，他的上司曹登康把22名考生条子交给他，请他录取，俞樾却把这些条子投于火中，及发榜，22人无一录取。曹登康恨极了，上奏称俞樾出试题割裂圣贤语句，皇上大怒，马上给了他革职的处分。俞樾就这样丢了官回到家中，从此著书、讲学，终其一生。俞樾丢官后，携家南归，先应聘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又应聘主讲于上海求志书院。他在苏州所造园宅“曲园”内，筑了个书斋，曾国藩因俞樾诗中有“花落春仍在”之句，曾为之题名为“春在堂”。他的书都是在这春在堂里完成的。从1868年起，俞樾又应浙江之聘来杭州主讲于诂经精舍，达31年之久，直到1899年他79岁时才辞去讲席。这诂经精舍是他的前辈、著名的汉学家阮元所创设，亦是江南很有名的书院。在这里，俞樾培养了许多学生，其中不乏很有成就的人，例如，吴昌硕、章太炎都是他的学生。俞樾不仅为国内文坛和学术界所推崇，而且声及重洋，名扬海外。 俞陛云是俞平伯的父亲，俞樾之孙，字阶青，号乐静居士。因其父俞祖仁有病，故俞陛云出生后即跟随他的祖父母生活，由祖父亲自教育。光绪十年（1884年）俞陛云应县试考取秀才第一名。1885年9月赴浙江应乡试，俞陛云中举人第二名，称亚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俞陛云在戊戌科中进士后参加殿试，以一甲第三名进士赐探花及第，授编修。1902年，钦命俞陛云出任四川副主考，翌年由于俞陛云不独长于经史，还以科贸见长，便由江苏巡抚保举应经济特科复试，名列一等。民国元年（1912年），俞陛云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1914年被聘为清史馆协修，编修清史，由此全家移居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不愿出任敌伪工作，闭门以书、画自娱，保持民族气节。俞陛云幼承家学，受祖父俞樾的亲自指导，因此在文学、书法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尤其精于诗词，著有《小竹里馆吟草》、《蜀诗记》、《诗境浅说》、《诗境浅说续编》、《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词集有《乐静词》，叶遐庵编的《箧中词》，收有他的词作四首。 俞平伯的母亲是杭州名门之女许之仙，通诗文。俞平伯出生时，曾祖父俞樾已80岁高龄了，他对这数代单传的曾孙疼爱逾常。俞平伯3岁时，虽然还不会写字，但喜欢用笔涂抹。俞老先生非常高兴，于是每天他就亲自用红朱笔写“上大人，孔乙己”等字，让他的曾孙用墨笔描红。老人有诗纪之，诗曰：“娇小曾孙爱如珍，怜他涂抹未停匀。晨窗日日磨丹砚，描纸亲书‘上大人’。” 俞平伯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奠定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1915年他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同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预科。1917年俞平伯17岁，家中为他办了婚事。新娘许宝驯，21岁，是平伯母亲许之仙的侄女，字长环（后改为莹环），晚年号耐圃，杭州人，能作诗、绘画，并善书法，还能弹琴、谱曲。结婚后夫妻感情深厚，无论欢乐与艰辛，一生相濡以沫。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正值新文###动刚刚兴起，刚满18岁的他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动，他不仅提倡新诗，创作新诗，而且对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作了精辟、深刻的论述，《白话诗的三大条件》就是他写的第一篇白话论文，受到了《新青年》编辑部的赞扬。 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刊登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月刊上。这不仅是他本人新诗创作的起步，也是中国出现最早的新诗作品之一。1918年，他与北京大学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集合好友，筹备成立新潮社，俞平伯被推选为新潮社干事部书记。 1919年，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俞平伯加入该团，以第四讲演所讲演员的身分，在四城作题为《打破空想》的讲演。“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参加北大学生会新闻组。在学生罢课的同时，他偕友访商会会长，要求罢市，并在街头散发传单。同年，他从北大毕业，并于年内移家至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院有大槐树，因名书斋为“古槐书屋”。 1920年1月，俞平伯同傅斯年乘船赴英国考察。在旅英海轮上，他与傅斯年共读《红楼梦》，并讨论、研究《红楼梦》。同时还阅读了各种中外文书籍，包括社会学、文学及科学方面的书，并写了多首诗词。同年4月，他突然从英国回来，乘兴而归，尽兴而返，表现出旧式文人的一种性情，被同仁传为佳话。回杭州后，俞平伯任教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与朱自清结为挚友。 1921年，俞平伯与顾颉刚频繁通信，相互讨论、启发、推动。通过认真的考察、体味、分析，辨明《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的，同时对高鹗续书进行了评价。这是他对《红楼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1922年，他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本书稿《红楼梦辨》，于1923年出版。此后他又写了不少关于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刊上。“五四”以来的学人大都把胡适、俞平伯看作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新红学的特点是考证，研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作者和版本的考证。尽管这种考证也涉及《红楼梦》思想内容的评论，但那是次要的。如果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主要集中在作者（包括作者的身世、家世等）的考证问题上，那么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则主要集中在对文本本身的考证上。虽然胡适那篇文章也涉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非一人所作问题，但与俞平伯的论说角度不同。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举出大量内证并结合外证，考定后四十回确非曹雪芹原作。书中还举出前八十回的内证来考索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的内容，同时根据戚蓼生序本中的批语，考索另一个续本的内容，后来随着脂砚斋重评本的发现，证明俞平伯所考证的不是另一个续本，而是曹雪芹原本的内容。这种方法和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红楼梦》探佚学的基础。《红楼梦辨》可说是《红楼梦》版本学的开端著作之一。俞平伯不像胡适那样，把文学研究中的考证方法绝对化。胡适在考证曹雪芹的身世和家世后，得出了一个《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的“自叙传”说。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先曾有过“自叙传”的说法，但在《红楼梦辨》出版后的第三年，即1925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自叙传”的说法。 txt小说上传分享
俞平伯小传（2）
1922年1月，俞平伯和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创办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刊发新诗的月刊《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他提出艺术本来是平民的，应回到平民中去。他力主诗是平民的，积极创导平民诗，“平民性是诗底主要素质，”“新诗不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