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他不会反对的。跟德国人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也许，斯大林同志也需要您作翻译。我调您到我的秘书处，作德国问题助理……”我的外交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个时期——1939－1940年间——外交人民委员会里来了许多新人。莫洛托夫招来的一批外交官，战后都出了名，譬如葛罗米柯，索波列夫，扎鲁宾，古谢夫，维诺格拉多夫，斯米尔诺夫等等，都是理工科出身，鲜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他们甚至从未想过外交的前程。他们都是区党委的派遣，或者像我一样，由于偶然的机会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的，所以，有时会莫名其妙，他们的命运为何是这样的。安德列·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自问，他是个经济师，何以会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并提出可能的解释说，他有时就有关国际问题开讲座。但关键在于：三十年代末，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清洗与其他政府机构相比，一点也不逊色。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承办斯大林交给的任务。这四人挑选并批准了初出茅庐的外交官，包括葛罗米柯在内，虽然他在回忆录中仅仅想起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 1940年，当我转调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时，那里跟奇切林、李维诺夫共过事的外交官屈指可数。我们这些人占据了前不久被镇压的“列宁式”外交官们余温犹在的位子。我是特别委员会的两个成员——莫洛托夫和杰卡诺佐夫接收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的。显然，马林科夫对此没有特别关心。但贝利亚记住了。难道正是因为如此后来我身上才出现了跟他有关的问题？ 在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十二月底，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卫国战争开始之后，我重新回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过了一段时间，我被任命为莫洛托夫的苏美关系助理。这一次我的英语派上了用场。从那时起，斯大林叫我去做翻译，不过不是莫洛托夫所预计的那样，跟德国人的谈判，而是跟美国人，英国人会谈。
饥饿年代（1）
我在少年时代便亲身经历了出于宣传目的而集体造假的事情。 1929年，素以粮仓著称的乌克兰发生饥荒。冬天，每天上班的路上几乎要穿过成堆的尸体……全国开始实行票证制度，限制消费…… 为了生计，我转调到“国旅”当导游。 乌克兰发生饥荒——这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乌克兰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在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年代，虽然紧紧张张，但依然能够养活自己，新经济政策伊始，一季的收成就能够让人们吃饱，现在却突然出现了饥荒！并且是在和平时期！ 1929年秋天，当我们从南方回到基辅之后，谁也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每个角落里都是蔬菜水果摊贩，国营和私人店里商品极为丰富。克列夏季克大街上，随处可见一对对衣着华丽的情人，每到夜晚，剧场、餐厅、咖啡馆和台球室里，挤满了休闲的人。不过，这里时不时也会看见“背口袋的”——这是从集体化“大获成功”的那些村庄逃出来的人。但这些人被看作是因对抗政府而受罚被没收财产的乡村富人。各个报纸上刊登的斯大林的《被成绩冲昏了头脑》一文，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传言中乡村里的过火做法，是那些热情的工作人员干的。现在，当总书记亲自出面纠正了这些人之后，他们会略微节制自己的热情，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人一切照常，根本没有想到，不久会大难临头…… 我们七年级又来了几个新同学。他们的家人从德国迁到苏联，因为那里纳粹掌权的威胁日益临近。12月，在哈里科夫召开了全乌克兰少先队员代表会，我们学校也应邀参加。巴乌里是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他决定将我们班扮成德国少先队员。很可能，他是根据基辅共青团委的指示而这样做的。当时，这类造假活动十分普遍。譬如，每次大型会议上，都有“广东公社”的代表出来讲话。每次介绍这些人刚刚从中国来，实际上他们在俄国已经住了很久。当时，人人都在说广东公社的事，每个人都想在主席台上坐一个中国人。至于我们，巴乌里的主意多少还算符合实际。新来的同学的确是德国少先队员。他们刚刚从德国来，所以甚至带来了自己的旗帜。而且巴乌里本人是个地道的萨克森人。至于我们，虽然不是德国人，但完全可以充作德国人。巴乌里严格命令我们在路上装作不懂俄语，只能说德语。 沿途各地都已经得到通知，说德国少先队代表团正在前往哈里科夫，当时乌克兰的首都。我们乘坐火车，占了单独一节车厢。沿途每个车站上，当地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用乐队、旗帜和鲜花欢迎我们。每次都在月台上举行短暂的###，我们用德语作简短发言。然后，按照通常所说的那样，“进行了友好交谈”，结果是，我们回答所有问题时，都握紧拳头高喊“同志们！” 起先，演出这样一出戏时，我感到很不自在，但后来慢慢习惯了，甚至在哈里科夫的大型###上作了一篇反法西斯内容的热烈演讲，赢得全场鼓掌。 当时，我们两人一组被安排住在哈里科夫少先队员的家里，所以，每天晚上，当全家都聚集在茶炉边时，这才是真正的考验。邻家的小孩子们都跑来看“外国少先队员”。由于不懂德语，他们边说边打着手势，费力地解释自己的话。我们当然完全明白他们所说的，同时要做出茫然不知的样子来。我们拼命憋住了不让俄语脱口而出。非常担心在梦里说出话来，好在我和自己的小朋友有一间单独的卧室。对我们而言，这是个游戏，所以，当自己人在一起时，便拿愚弄周围所有人这些事来取笑。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巴乌里以及其他的辅导员跟我们开了一个龌龊的玩笑：实际上，他们教我们撒谎，装假，口是心非。这里面没有任何好玩的。也可能，这样一种独特的经验为我们做了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全国上下想的是一回事，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父亲经常到哈里科夫出差，所以从那儿带回来各种小礼物，装帧精美的书籍，衣服等等。离开的那一天早晨，我也打算给家里卖一些纪念品。走了一个商店，第二个，第三个。到处货架空空如也。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基辅可是什么都有的。而这里，首都居然是一无所有。后来想在餐厅吃午饭，—那儿也一样，除了煎蛋之外，菜单上的其他各项都被划掉了。 我们乘夜车回到了基辅。我给家里人讲了哈里科夫的事情，但妈妈对我说：“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咱们这儿也是东西全部不见了。我想不通，都弄到那儿去了……”我们还不知道，正在发生“大转折”，并且全面集体化的时代已经开始。它恰似一把尖刀，切断了新经济政策这样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期。“消灭富农阶级”，而实际上是消灭所有私人经济的路线，引发了居民的恐慌。开始了大规模的抢购。当局则中止了供应。结果是，数日之内，商品被一抢而空。下一步便是大规模关闭私人企业，手工作坊，面包房，咖啡馆等。为了“稳定”局面，斯大林开始采取强硬措施。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凭票出售食品，衣服也是凭专门的票证购买。担任技术厂长的父亲领到了“工作卡”，我和母亲领到的是“赡养卡”。但是，领到的东西根本就吃不饱。很快，作外国人生意的“外贸商店”开张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为了榨取居民手里积攒下来的金银珠宝。人们别无选择——要么挨饿，要么把自己内战期间保存下来的，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购买的所有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以换取黄油、炼乳、面包等。妈妈将仅存的自己祖父母的纪念物，以及父亲用几十个卢布买来准备镶牙的沙皇金币都送到了“外贸商店”。像内战时期一样，再次面临饥荒。现在，一边写这些文字，我一边在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已经宣布了六十年。结果呢？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看见国家再次依靠票证制度。苏联政权七十年后，我国的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数量稀缺质量低劣的最基本的日用品。庞大的行政机器几十年都解决不了肥皂问题。可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发生这个问题之后，我父亲花了一个星期自己学会了炼制肥皂，因此在我们避难的那个村庄范围内解决了这个难题。莫斯科比其他地方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是，1990年春天，经过六年的改革之后，实际上被迫推行票证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七十年多年艰辛劳作，无尽的磨难和千百万人牺牲，结局竟是如此令人失望！…… 五月底，我们班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因此1930年的9月份，我应该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开始上班。儿时在工厂各个车间的迷恋使我具备了某些生产技能。我被招为电工，月薪40卢布，外加一张“工人”食品卡。“布尔什维克”工厂里的人对我很好。许多人认识我父亲，有些人还记得那个整天泡在模具和铸造车间的小男孩，他的儿子。工厂正在进行改造。电动马达替换了传动装置，传动皮带和皮带轮。写着“辛辛那提”字样的新式美国车床带有内置发动机。但是，厂里也在自力更生改造旧设备。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车间，生产发电机和电动机。线圈基本上是妇女们绕的，男人们装配并安装发动机，而我则被派去作整流器的刷子。一整块压缩石墨先用手锯裁成规定大小。然后，再进行电镀，在一端生成一个铜质层，加上接线柱。我喜欢这工作，但每到下班时，我浑身上下沾满了石墨灰尘，活像个黑人。不管我怎么洗都没用，因为石墨吃进眉毛和眼睫毛里。家里人把我戏称为烟筒清扫工。 要想七点之前赶到班上，早晨四点就得起床。五年计划一开始，交通跟城市其他设施一样便不再正常运转了。有轨电车的运行不正常，并且也不是每次都能挤进车厢去。人们吊在踏板、车尾的缓冲板上。简言之，坐电车希望不大。大部分时间我步行上班，但从家里的距离大约有七公里。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饥饿年代（2）
夏天天亮得早，还好一些。可是冬天里，早晨一片漆黑，实在不愿意在积雪的街道上一步步挪着走！最令人难忘的是1931－1932年的冬天。饥荒已经打倒了市民。基辅市里涌进了一批又一批难民。隔一段时间他们被送走了，但很快又会出现一批批疲惫不堪的农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些人衣衫褴褛，已经走遍了乌克兰，来到这个曾经富裕好客的城市寻找自己最后的避难所。现在，什么人也帮不了他们。为了缩短路程，我从曾经十分繁华，可现在非常阴沉的路德街，这条路已经改名为恩格斯路，沿着一个陡坡直着走下来，走到比萨拉比亚市场。市场已经被封起来了，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可卖了。市场周围平时挤满了流浪的人们。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忘记，当时不得不跨过一具具已经冻僵、覆盖着雪的尸体。早晨，警察会来收尸。但是，在我去工厂的清晨，这些被冻僵的一堆堆人体和破烂的衣衫令人毛骨悚然。 在“布尔什维克”上班时，我考入了外语夜校的英语和德语班。当时我的外语已经不错，但还是想进一步提高，而更重要的，是拿到可以做翻译的证书。夜校是三年制的。还没有学完两年的时候，我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紧赶慢赶，是为了准备报考基辅工业学院。我想跟父亲一样作个工程师。可最终不得不改上夜校。因为“工人”食品卡，以及家里情况困难，无法放弃工厂。况且当时我的工资已经是一百卢布。这已经是一笔钱了。 可是，生活依然十分艰难。已经没有东西卖给“外贸商店”了。有多少钱也不管用。父亲和母亲瘦得很厉害，而我干脆成了一副骨头架子。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碰见了一位中学同学。他告诉我，前不久在基辅新开张的“国旅”分部招收懂外语的年轻人上导游翻译班。条件非常诱人：工资150卢布，最主要的，是跟旅游团组一起的免费伙食，以及一份相当不错的口粮。我紧紧抓住了这个招工的事。当时是1934年初，乌克兰大饥荒的第三个年头。看情形不会有任何好转。当然，无法兼顾工厂的工作，大学的学业和国旅的训练班。经过思考，并跟家里人商量之后，我决定冒险：递交了辞职申请。 HJ＊5/9〗不过，风险并没有多大。由于我拥有翻译证书，掌握两门外语，所以毫不怀疑会被录取。在招生委员会经过简短的面试之后，果然是这样。接下来安排了三个月的课程。给我们教授的有基辅的历史，介绍了市里和城区的风景名胜，苏联劳动法和司法体系的基本知识，当然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专业导游给我们介绍了实际工作的经验。这个课程在一般知识以及基辅罗斯的建筑绘画文化等方面使我颇有收获。此外，加上在国旅两年的工作，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天生的腼腆和拘谨。专门的政治指导，教我们采用那些手法可以使外国客人对“苏联生活方式”留下良好印象，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坦率地说，这些手法中的某些东西在后来的辩论中派上了用场，其中也有“科学的辩论”，当时我们专门作一件事，就是颠倒黑白…… 初春，当第一批游客来到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34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外国以及外国游客敞开了自己的大门。生活，尤其在乌克兰，依然非常艰难。因此，当局更加细致地为接待游客作了准备。应该承认的一点是：当时的确作了大量的工作。培训导游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虽然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旅馆和饭店进行了翻修。储备了上等的餐桌布和床上用品，餐具，改建了厨房，购买了冷冻设备。在美国和意大利采购了小轿车和带防雨帆布棚的敞篷客车。装潢精美的旅馆小卖部里，堆满了进口商品。同时，也没有忘记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