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纳粹分子屠杀在犹太人区。里查德也是通过波罗的海国家逃出波兰的，但是，他不喜欢回忆这些……” 当时，在宾斯克等其他地方，我们的确帮助许多人逃离纳粹虎口。由于掌握几门外语，我被留在西乌克兰从事难民事务，在利沃夫他们人数非常之多。譬如，当时我们帮助了美国著名小号手艾迪·罗兹内，希特勒入侵波兰时，他和自己的爵士乐队正好在波兰巡回演出。他愿意转道苏联，并且最初一段时间演出效果不错。我们也帮助世界著名的女歌唱家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在利沃夫安身。我们努力减轻许多其他难民的不幸。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料想到，在我们曾经帮助过的人之中，会有未来美国总统助理的家人。 这些难民的命运也各不相同。帕布斯教授和他的夫人成了美国公民，进入了所谓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而艾迪·罗兹内和他的同伴们却不得不饱尝位于马加丹边疆区首府附近克累马集中营生活的种种美妙之处！在那里，他被迫用自己优美的演技愉悦集中营的头目们。 见到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对我是很特别的一件事。1937年春天，她曾经来基辅巡回演出，在从前的商人公会大堂举行了几场音乐会。我带着一束红玫瑰，跟其他年轻的崇拜者一起挤到后台，并且把花送到了她的手中。奇怪的是，她记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一刻，因此，在利沃夫见到我之后，非常高兴。我弄到了第一排的票之后，请她观看红军战士的业余文艺演出。这对我而言，这实在是太轻率了。因为，当走近自己的座位时，我们发现旁边坐的是利沃夫的国家安全首脑谢罗夫。他欠了欠身，用厚颜无耻的嘲笑表示了问候。她略微一点头，然后，熄灯之后，在我耳边悄声说： “有人曾经介绍我认识他……我怕他。” 幕间休息时，跟其他观众一样，我们在近邻演出大厅的前厅溜达。还没来得及走两圈，就见一个身穿内务部队军服的年轻军官走到我们跟前： “抱歉，”他对我说，“谢罗夫将军请您过去一下。” 我向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道过歉之后，便跟着这位军官走了。我们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走进了一间小屋。居中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各种饮料和冷盘。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几个工作人员在围着桌子吃喝。谢罗夫将军站在一边。 “将军同志，您好！” “您跟夏娃·图斯卡娅有什么关系？” 我解释说，我是两年前她在基辅巡回演出时认识的，而现在偶然在难民之中遇见了她。 “这样的话，您必须立即结束这种交往！”将军严厉地命令说。 “为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并且按照您的军阶不该向我提问题。” 当时，要是他知道，跟他说话的不是海军上尉，而不过是个普通战士，他会将我关禁闭的。但我并未退让： “我不明白，在她困难的时候保持这种老关系有什么可指责的？” “既然不明白，那我解释给你听：我们打算与她合作，所以任何人都不得插手。明白啦？” “明白了，将军同志。”我回答说，并且感觉到这事将对我不利。 音乐会结束之后，我将歌唱家送回饭店，并答应最近几天给她打电话。但我并没有做到。 谢罗夫将军没有局限于仅仅跟我谈一次话。次日，我接到了莫斯科首长发来的密电：停止跟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的一切接触。 我不知道，谢罗夫将军与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合作”的意图最终是什么结果。很快，她被送往基辅，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保尔·苏多普拉托夫在《特殊任务》一书中写到，谢罗夫跟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有恋情，而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知道之后，教训了他一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谢罗夫粗鲁地要求我停止与她之间任何交往，也就更可以理解了。 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之后，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局势开始逐步恶化。这跟斯大林加快新领土苏维埃化的决定有关联。开始了没收富农财产，强制集体化，取消私人企业和手工作坊。尤其是，将卢布与金兹罗提等值的做法，对当局居民是个打击，因为后者的实际价值要高得多。苏联的物价比西部各地区高出许多。譬如，手表在莫斯科的价钱是300－400卢布，而在利沃夫只有三十兹罗提。其他许多商品的价差也大致如此。结果，在短短几周之内，商店里的东西被一抢而光。我方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潮水般涌进新解放区，将莫斯科短缺的东西全部买走。小店铺和手工业者破了产。很快，所有东西，包括食品的价格飞涨，而当地居民的工资却停留在原来水平上，并且用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译注）支付。 所有这些，很自然地引起了抗议。爆发了大学生示威。不满情绪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但是，由贝利亚的暴吏谢罗夫将军负责的国家安全机关，却将这些基本有理的抗议活动宣布为反革命、反苏联的暗中进攻。接踵而来的逮捕，残酷迫害参加示威者，驱逐出境等等，使局势更加紧张。 当时，由于处理与难民有关的各种事情，我数次去过谢罗夫将军的部门。一般而言，在解放区，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都占用从前属于宪兵的房子，对于仇恨波兰特务机构的许多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来说，这一点显得不祥。显然，使用这种房子的确比较方便，因为那里有地下监牢。然而，从政治角度，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侮辱了当地居民的情感。可是，谁还会想到这些细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帕布斯夫人推心置腹的一席话（2）
而且，在谢罗夫的机构里，我曾经看到过一些被打得浑身是血，大学生制服被撕烂的年轻人。他们在半昏迷状态中躺在地上。显然，地下监牢里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谢罗夫暴政的受害者不断地从侦查员的办公室被拖出来扔在走廊上。 1939年9月，人们用鲜花、面包和盐，像胜利者一般迎接了苏军战士。到了1940年秋天，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已经开始欢迎德国人了。由于1939年底和1940年的粗暴残酷作法，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迫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对付本德罗夫分子。尽管有加快苏维埃化，1939年底的利沃夫地区，依然保留下来了“往日奢侈的残迹”。在我住的“乔治”饭店里，餐厅有一支庞大的爵士乐队，经过严格训练的服务生送上波兰和法式菜肴。每天晚上，大百货商店屋檐下的“鸽子窝”咖啡店里，坐满了人。而喜欢异国情调的人，则可以拿一杯香槟，坐在昏暗的“小曲”夜总会里，那里的墙壁、包厢、椅子都包着深红色缎子，半裸的女舞蹈演员与演唱法国罗曼斯的歌手轮流上台献艺。不过，商店里已经是空空如也，而在大玻璃屋顶下的市场里，全天都在热热闹闹地买卖各种最时髦的玩意儿，虽然是投机价，但还是比莫斯科便宜。 当时的利沃夫，还可以夸耀的，是活跃的文化生活。许多小型画廊里挂着现代油画作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展览会等等，这些事物都吸引着观众。波兰的许多著名剧团，为了免遭纳粹毒手，纷纷逃往东部，现在都落户在利沃夫。无怪乎当时一支波兰小曲《只有利沃夫》非常流行…… 当时，也有不少瑞士、挪威、丹麦的剧团，在波兰巡回演出，却碰上了战争。我们帮助其中许多人取道苏联回国。 我在这种独特、梦幻般的气氛之中，呆了不长一段时间。莫斯科来了一道命令。那里在就新的贸易协定跟德国人进行紧张谈判。参加谈判的，也有海军的代表。作为翻译，我派上了用场。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与父母重逢
1940年的新年，我与父母亲短暂相见。不曾想，这次跟父亲的分别成了永诀。 五十三年之后，我才找到了他的墓地…… 三十年之后，我才得以再次见到母亲。 1940年初，我第一次去德国公干，这却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回莫斯科途中，我在基辅作了逗留。这次可以多呆几天。利用这次机会，我想跟父母和朋友们一起过1940年的新年。 基辅似乎用一个阳光灿烂、天气寒冷的早晨迎接我。车厢窗户外面闪过的，是童年起非常熟悉的名称——伊尔本，密林、水，沃伦信号站。基辅火车站终于到了。在月台上看见父亲时，喜悦的心中一阵发紧。他曾经在信中写到，身体不大好，但还是来接我。父亲老了许多，从前漆黑的头发现在全白了。他穿了一件旧的夹大衣，戴着一顶老式的，革命前的工程师制服帽。我当时就觉得很不自在。在利沃夫，我置办了一些好衣服，所以从“国际”车厢出来时，可以说是衣着入时。我身穿时髦的、带毛皮里衬的斗篷，头戴英国细呢子礼帽，浑身上下散发着日本男用香水的气味。在拥抱和亲颊礼之后，父亲甚至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我——在他看来，我这副行头在挤满车站的灰色人群之中显得太招摇，与周围的环境太不相称。但是，到家之后，父亲很快就释然了，然后我们在一起过了几天好日子。 久别之后回家，实在让人高兴。妈妈作了一顿乌克兰风味的年夜饭：蜜饭，甜羹，家常香肠，面筋火腿，填馅狗鱼，当然还有她的当家菜——“细麻花”，一层一层之间夹着香气扑鼻奶油的脆生生的“拿破仑”蛋糕。 新年夜，我们一帮朋友们聚在了一起。新鲜的松树枝散发着针叶的香味。烛光闪烁。父亲的家酿酒在水晶杯里呈现出琥珀色。我们的老搭档三重奏——父亲拉小提琴，我的中学同学格奥尔科·费比赫拉大提琴，我弹钢琴——也有节目。在那遥远的三十年代中期，夏天温暖的傍晚，行人每每会在我们家窗户旁的椴树下驻足，听我们自办的家庭音乐会。 这一次我们又重逢了。心里是多么的温暖，安详！我想起了在德语学校背得烂熟的赞美诗“寂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 我跟父亲之间一直不大亲近。他整天都在上班，而夜里还要绘图，挣钱补贴家用。他是个熟练的绘图工，旧彼得堡教育出来的出色工程师。而我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工业学院的夜校部上课，在“国旅”上班。休息日也是各过各的。但是，在1939年最后的那几天里，我们变得十分亲密。所以，1940年新年那一天的分别令人万分痛苦——我们俩似乎都预感到了，这将是永诀…… 我出差的这段时间里，莫斯科的生活明显地困难多了。城市看起来脏乱不堪，在有些地方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队。由于我们在苏芬战争中的失利，首都的情绪非常压抑。斯大林过度自信，企图一下子打败执拗的芬兰人，结果却成了一场血战和耻辱的原地踏步。他被迫动员新的部队来突破敌人的防线。军用物资占用了各种交通工具，结果城市的供应立即受到影响。 我在阿尔巴特街与威斯宁街的角上军官宿舍里分到了一个床位。小小的房间里住了四个人。不过，在纽霞大婶的照看下，倒是很干净，很暖和，也很安静。走廊里有一个热水器，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煮茶的一应用具。 我的同屋原来都认识。他们马上给我介绍了莫斯科生活的种种难处。 跟德国人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谈判接近了尾声。谈判是在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大楼里进行的。我们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小组每次也到这儿来。我们跟什努列率领的德国代表团认真地讨价还价。与此同时，也在组建苏联采购委员会，准备去德国监督协定的实行情况，验收德国提供的物资。我也被列入委员会的名单，显然是由于我在太平洋舰队工程处的工作经验，最主要的，当然是我通###语。 1940年2月11日，新的贸易协定终于签署了，于是，我们很快就出发前往柏林。率领采购委员会的，是苏共中央委员，造船人民委员部委员特沃祥，他与政治局委员、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甚至大家认为，与斯大林本人关系密切。
罗斯福临终前的一封电报
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存在着某种信任关系。 罗斯福总统去世之前竭力争取保持这种关系。 但他去世之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 在罗斯福临终前的几周里，英美的代表在伯尔尼与盖世太保驻意大利的头目、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进行谈判，这给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参加这个谈判的还有美国驻瑞士情报负责人阿伦·达拉斯，因此使谈判具有特殊的性质。虽然伯尔尼谈判2月中就已经开始了，但哈里曼大使直到1945年3月12日才将这种接触的有关情况通报给了莫洛托夫。 斯大林对这个谈判做出了激烈反应。他将这个看作是西方盟国背着苏联与德国人单独媾和的企图。苏联政府有关让苏军代表参加谈判的要求被驳回了。 由于事情可能演变成一桩丑闻，于是惊动了罗斯福。3月25日，罗斯福的亲笔信送到了克里姆林宫。在信中，罗斯福援引哈里曼与莫洛托夫就此事的信件来往，试图说服斯大林，“由于误解，跟此事有关的事实未能正确地转告给您”。罗斯福在信件的结尾以和解的语气写到：“…我希望，您会向苏联有关负责人解释清楚此事的愿望和必要性，即为何我们急于采取迅速和有效的措施，以便促成在战场上对抗美军的任何敌军的投降。” 3月29日，斯大林通报美国总统，说他不仅不反对，相反地，完全赞成德军在任何战场上的投降。“但是，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我才能同意与敌人谈判，”斯大林继续说，“即如果这类谈判不会导致敌人境况的改善，如果能够排除德国人耍手腕并且利用这个谈判将军队投送到其他战场，首先是苏联前线的可能。” 斯大林掌握的情报是，在伯尔尼谈判的掩护下，德军统帅部开始将部队从意大利投送到苏德前线。事情变得严重了。1945年4月1日，罗斯福对莫斯科的激烈反应做出回应。他在信中写到，围绕着与德国人有关其在意大利的部队投降问题的谈判，“已经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