碇小一叵肫穑�1920年我们跟父母亲也是在这个地方，在12月的严寒里，看着被波兰人炸断的链桥架在冰层中凸出。我们一家在内战翻腾着的国家里，从我出生的饥饿的彼得格勒，前往似乎是幸福的乌克兰，基辅是这条漫长、艰难旅途的目的地。当时我才4岁，这番折腾之中的许多场景，就像断桥的那个画面，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记忆，而现在则分明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艰难地在冰上走着，费力地爬上结了冰的金属梁。当我们经过新的漂泊，于1923年重新回到基辅之后，链桥当时刚刚开始修复。我的父亲也参加了，桥的梁是在“布尔什维克”工厂用连接件接起来的，后来父亲做了这家厂的总工程师。可是现在，二十三年之后，我重新又站在链桥的废墟旁边。我们的人民承受了多少苦难，多少回周而复始地修复遭到破坏的一切！我问旁边走过的士兵，怎样才能过河。 “往下走，两公里左右，有浮桥渡口……” 这不，终于到了轧平的、通往渡口的大道。汽车川流不息。岸边已经聚集了一大片汽车等着过河。浮桥在水浪中摆来摇去，在满载的卡车的重压下嘎哑地呻吟着。我在其中一辆上找了个位子。 这不就是第聂伯河的右岸，实际上，我已经在基辅了。车队向左转了。我跳下车箱，朝右走。这附近应该有“弧形转弯处”，——弯弯曲曲通向大寺院修道院的公路。 温暖的夜晚，周围是湿润的树叶和树皮的气味。寂静和荒无人烟使我感到大吃一惊。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死了。穿着毛皮大衣很热，所以我脱了它。上到山上，顺着马利亚花园走着。草地上是厚厚一层没有打扫的树叶。沿着人行道——是稍微枯萎的菊花。不知是谁在围城里种的。这是利普基，当年基辅的贵族区。看不到任何破坏。 我沿着“阿森纳尔”工厂的围墙走着。1938年，我从这里去了太平洋舰队。右手是忠于彼得大帝的伊斯克拉和科丘贝纪念碑的底座。革命之后，纪念碑被拆毁并拿去回炉，在其底座上竖起了“马可沁”机枪以纪念阿森纳尔工厂工人的起义。德国人没有动这机枪。这是如此熟悉的地方！我从这儿走过多少次去“阿森纳尔”上班！这不是红军之家吗，从前的军官俱乐部，再往前，一幢别致的、全白色、像块砂糖一样的房子，那是糖厂主人扎伊采夫的别墅。三十年代，那里住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战争开始之前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被枪毙。 在列瓦绍夫街的拐角处（改名为卡尔·利普内赫特街），是从前的波兰总领事馆的大楼。我此后还得回忆起它，回答莫洛托夫与贝利亚向斯大林的报告有关的问题。我向左拐，走向学院路方向。在那儿，在十字路口，就是我的家。等着我的是什么？在透明的月光下，我如此熟悉的街道显得陌生，甚至敌意。几天之前，在这个人行道上走着纳粹分子。现在他们已经无踪无影了。 城里没有电，但我却希望在位于一层的我家的房子里，某个窗户里闪烁着烛光。然而，玻璃后面是地狱般的黑暗。我在门口停下来。门敞开着。旁边的墙上粗大地写着一行“已检查——无地雷！”用颤动的手指敲了敲窗户玻璃——我们家的老暗号：三下，三下，两下。没有回应。走近第二个窗户——那里是父母的卧室。再次敲了敲玻璃。还是没有回应。进到楼里。短短的走廊，两级台阶往上，便是人造革包着的门。机械地按着门铃。没有铃声——没有电。我敲着门——但人造革下面是厚厚一层棉絮。敲门框，先是轻轻的，再用力敲。没有回应。一拉把手——门便开了。我喊着母亲，父亲。无人回应。走入门厅——我随身带着一把小手电。进入客厅，照着墙壁，地板。光线照亮了肆意破坏的痕迹：被劈下来的钢琴盖子仍在墙角，被劈开的没有画布的画框，橱柜的玻璃打碎了，到处是粪便——已经风干了。这意味着，住户离开房子至少有几个星期了，并且，德军士兵，或者在短暂的无政府时期无法无天的盗贼逃跑之前，有过一番肆意纵行。
故宅瓦砾场（2）
进到睡房——这里也有过同样的浩劫。我的房间里也好不了多少。我精心收藏的书，从书柜被扒拉到地上。书已经不多——大部分都消失了。 我用笤帚清理出一块地面，铺开报纸，上面铺上我那奢华的毛皮大衣，想睡一觉。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但睡不着。这几个小时的震撼太强了。有一点是清楚的——父母早已不在这里了。难道他们遇难了？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心脏有毛病。他可能承受不了纳粹占领时期遭受的新困苦。但妈妈远非年迈之人，她总是精力充沛。她完全可能保全下来。如果她被赶出家门，那会给我留下信息的。早晨，天亮之后，开始仔细搜寻，在床和家具下摸索，探究窗框和家门框。可能，那里会划出点什么，好让我猜透这个谜。一无所获之后，便到城里去找。找遍了所有留在基辅的熟人。有人看见过父亲，有人看见过母亲。但这已经是几个月之前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活着。心里一阵轻松。但他们在哪儿呢？ 渐渐地，我开始有把握了，也就是父母亲不在城里，并且他们根本不在战线我们这一方。他们是被德国人带走了，或者是自己决定去西方了，因为他们知道在占领区呆过之后，苏联政权回来之后会有大麻烦？实际上，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无论如何，我脚底下现在有了一枚定时炸弹。我知道我们的习惯做法，因此十分清楚，我早晚会被赶出外交人民委员会，然后被安排在某个不显眼的机构里，并且更坏的结果是，被发配得远远地，或者“找一个什么事”，干脆被清除，因为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这样的人，斯大林是不会让他活在世上的。 后来，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母亲为了不让我履险，改换了姓氏，用了母亲娘家的姓。虽然他们生活经验多多，但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得十分幼稚。他们的周围有太多的眼线，可以毫不费力地揭穿这点小把戏。而在后来，父母的这种“防备措施”只不过更加挑动了贝利亚。 当我明白父母找不到之后，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每次，遇到“险情”时，我不知为何总是很平静。第一次发现这一点时，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某个车站上，拥挤的人群把我和父母挤开，我一个人被丢在了月台上，眼看着贴满难民的火车车厢晃过眼前，将父母带向不知何方。后来，当我长大些时，嗓子里的一块脓肿使我窒息，我同样平静地听到有人对父母说，“自己保重吧，他活不到天亮的……”天亮之前，脓肿自行冲破，于是我活过来了。 但是，我心头却十分沉重。这既是对父母的担心，也是明白必须尽快向莫洛托夫汇报这件事情。然而，想离开基辅并非易事。没有定期的航班，于是必须等着搭顺路的飞机。我手里的证件帮了大忙。警备司令给了我一部“威利斯”，把我送到左岸，布罗瓦雷，到了苏联英雄拉盖耶夫将军指挥的空军部队驻地。他有一架运输机，不定期飞往莫斯科。但是，天气却不适于飞行：低云，大雾，甚至歼击机都停止了战斗出航。 拉盖耶夫请我到他住的农舍里。每天，我跟他下棋到深夜，喝着女主人用甜菜作的家酿酒，然后在正房的小铺上睡觉。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这种无奈的滞留使我着急。我知道，德黑兰的“三巨头”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莫洛托夫可能在我回去之前离开莫斯科。此外，我知道，这件事汇报得越早越好。如果从其他途径知道了，那结果可能是我在企图隐瞒真情。而这一点，按照当时的规矩，是最大的罪过。 天气没有好转，但有消息说，库尔斯克地区的云层散开了。我当然不能告诉拉盖耶夫，为何在我们代表团出发去德黑兰的特定日期之前回到莫斯科如此重要。但是，他感觉到事情十分紧急。于是自作主张派了一架歼击机，把我送到库尔斯克附近的军用机场。次日，我从这里飞往莫斯科。 我紧赶慢赶，还是迟了。莫洛托夫已经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一起两天之前乘火车前往巴库，再从那儿飞往德黑兰。同时我得知，我的外交护照已经办妥，并且当天夜里有一架运输机从伏努克沃机场飞往阿塞拜疆首府，机上为我预留了一个位子。这样，我跟任何人什么也没来得及说，一天之后便抵达了伊朗首都。我打定主意，在完成自己最后一次翻译任务之后，在德黑兰会议结束时把所有情况告诉莫洛托夫，以便不影响工作。开会的日子里，参加全体大会和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的双边会谈，翻译“三巨头”的席间谈话，作记录，准备各种文件，总之非常忙碌，差不多会忘记自己的事。但是，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我久久不能入睡，想象着自己的“被逐出乐园”将如何发生。 会议结束之后，我国代表团分乘几架飞机回到了巴库。从这儿乘火车往莫斯科。我在莫洛托夫的车厢里，利用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他讲了，在基辅未能找到父母。出乎我的意料，莫洛托夫平静地接受了我的报告。 “您及时报告给我，这样做很对，”他稍事停顿了一下说，“这种事不能拖。他们在什么情况下离开了基辅？”“我不清楚。也许是被德国人赶走了？因为许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一点也不能排除。我想，他们是会找到的。那么您继续工作，并且再不要跟任何人讲什么。告诉了我，这就足够了……” 于是，我继续工作。我照常被叫去翻译斯大林的谈话。1944年春天，我被列入参加在杜巴顿·伊科斯制定联合国宪章草案的苏联代表团，这样，我在华盛顿工作了几个月。我以为没事了。 但是，这不过是我的想当然而已。
贝利亚的报告（1）
贝利亚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其卧室的笔记本里，记录着500多个供其发泄淫欲的女性名单。 他一直在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了”。 莫洛托夫请斯大林在我的工作调动文件上签字，而他的前四位助理，有三位被枪毙，第四位从卢比杨卡监狱的电梯井跳了下去…… 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除了在各自机构的办公室之外，在克里姆林宫都有公用住房。这些房子位于人民委员苏维埃（即苏联政府——译注）大楼的二层。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也在这里，只不过在不同的走廊罢了。距离“主人”最近的是贝利亚。1941年10月中旬，外交人民委员会疏散到了古比雪夫市，当时所有外国的外交代表机构也都搬到那儿。贝利亚却去了高加索为军队安排石油供应。实际上，他可能是想远离莫斯科，躲过危险时刻。 1941年12月上旬，我和巴甫洛夫被莫洛托夫从古比雪夫召回到莫斯科之后发现，我们的房间已经被占用了，而贝利亚的办公室依然空着。莫洛托夫要我们暂时先在这间办公室安顿下来。 我们请来了克里姆林宫的卫戍司令，他不太乐意地执行了莫洛托夫的命令，为我们打开了空置的房间。这些房间看起来完全没有使用过，收拾得一干二净，既没有文件夹，也没有一片纸，似乎主人根本不打算回到这儿来。但电话可以正常使用，包括克里姆林宫内线和政府长途电话。 只剩下我们二人时，我们禁不住诱惑，对法力无边的斯大林秘密机关头子的房子进行了一番检视。 访客首先进入接待室，这里有警卫。右边的门通往秘书办公室，那是两间不大的房间。左边的门通向宽敞的会议室，这里有一张长桌子。后边是首长本人的办公室，连着一间起居室。再往前是卫生间和一小间类似厨房的房间，有自来水和煤气灶。莫洛托夫本人的休息室比这要简单的多，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和斯大林，以及其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有住房。当莫洛托夫生病而又有紧急公务需要请示时，我曾经去过他的家里。苏联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之后，革命领袖们搬进去的房子相当难看，屋顶低矮，房间窄小，家具都是革命前的旧货。以前这些房子住的，都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皇宫当差的，以及沙皇偶尔到旧都来时为其一家人服务的差人。 年轻的革命领袖们十分简朴，因此沙皇前任差役的房子已经使他们很满意了。 但是，从第比利斯奉调来到莫斯科的贝利亚却没有搬进这种房子。传说似乎他说服了斯大林，要求作为国家安全机构的首脑最好住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以防发生敌方突袭或暴动时可以负责救援政治局成员。不管怎么说，“主人”允许他在卡恰罗夫街和花园环线交叉口处占了一幢别墅。结果是，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时间都呆在克里姆林宫，而贝利亚本人却拥有一定的自由并不受监督。贝利亚利用了这一点，用自己的亲信组建一个小队，专门在大街上寻找漂亮的年轻妇女和姑娘。这些人行动起来完全无所顾忌：汽车停在毫无防备的女人之前，身穿国家安全机关制服的军官和颜悦色地以有重要事情为借口请她上车，车门关上——就这样，贝利亚淫欲的又一个牺牲品被带到别墅的内院。通常，女人会先被带到餐厅招待吃喝，然后留下她一个人呆着。 受害者一般不会困惑很长时间。画像上非常熟悉的、活像癞蛤蟆似的那人出现在房间里，戴着夹鼻眼镜，身穿浴袍。贝利亚向女人提出那个要求，如果女人不同意，便强奸了事。护送女人出别墅的军官则会警告女人，如果“泄漏机密”，她本人和家人就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从来没有任何人说起过这些事情。只是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人们才开始谈论。 贝利亚在这方面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他的卧室发现了一本记录，上面写着五百多名受害妇女的名字。 然而，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发现了最高领导人现行“住房制度”中的危险。所有政要随时都可能成为身处克里姆林宫墙外的贝利亚的阶下囚。因此，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所有政治局委员迁出克里姆林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