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士大夫都是政治动物。
2．手握重权参议院（1）
民国元年，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政治的操作，是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来实践的。《临时约法》规定议会采取一院制，即只有参议院，没有众议院。这个制度只是临时制度，按原规定，《临时约法》施行后10个月内召集国会，制订正式宪法。后来因为国会选举推迟，至1913年4月召开。虽然正式宪法没有制订，但政治界遵循《临时约法》的活动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临时约法》的立法意图在制约袁世凯的行政权力，所以，不仅赋予内阁以很大的权力，更赋予参议院以很大的权力。
参议院除了已经履行的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权，以及制订法律法规的立法权外，比较重要的权力如下：
（1） 任免权：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这一条在后来政界引起了很大的纠纷，认为对总统权力限制过严。
（2） 财政权：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决算、全国之税法币制、度量衡之准则、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这一条后来在大借款一案中引起争议。
（3） 外交权：临时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均须取得参议院之同意。
（4） 质问权：参议院得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要求其答复，但此项质问书之提出，须有参议员10人以上之联署。
（5） 弹劾权：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参议员20人之联署，可提出弹劾案，但须以总员4/5以上之出席，出席员3/4以上可决，方能成立。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经参议员10人以上之联署，提出弹劾案，但须总员3/4以上之出席，出席员2/3以上之可决，方能成立。后来，参议院在实施这一条时遭到失败。
《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大总统有解散参议院的权力。
《临时约法》虽然不完善，但毕竟构成了议会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为政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临时参议院议员由地方省议会选举，并不是选民选举出来的，从选举上说，并不完善。它的成员到会也先后不一，出席参议院会议的议员人数也偏低，总之，它确实表现出了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最高的统计有143人到会，但实际出席人数在71人至102人之间，经常出席的人数也就80人左右。国民党成立前，同盟会员约30人左右，共和党人比5月间有所增加，约40人左右，统一共和党人约20人左右，共和建设讨论会约10人左右。后来，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合并成立国民党，约60人左右，共和建设讨论会改组为民主党，又和共和党、统一党合作，约50人左右。同盟会在参议院的力量有所削弱，统一共和党左右逢源，共和党声势增强。1913年进步党成立后，才与国民党形成两党对立的形势，似乎完成了政党政治的理想组合，而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
参议院成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和党，大多是由原革命党人和原立宪派人士组成，他们在辛亥革命以后重新分化组合。当然，只有在国民党中，还保留着激进的革命分子。共和党——进步党中的原革命派，基本上没有参加二次革命。
对于这些议员的素质和成分，包括1913年成立的国会，可以分析一下。他们大体上在30岁左右，年少气盛，情绪容易冲动。多数人在国内外接受过新式教育，属于有新思想的新进人物，适应了时代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有限的。前清官僚和有功名的人，占了1/3左右。而留学欧美的人很少，主要是留学日本的比较多，但日本当时还不是一个议会制民主的国家。所以，真正懂点议会民主的人很少。除了官僚以及一直搞政治的人以外，主要是教育工作者和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等）。学习过经济和自然科学的人很少，商人也只是个别的。留学生主要是学政法和军事。从传统的四民社会来看，他们还很难脱离士的范畴。因为，当时中国社会还没有现代专业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现代的学术研究，他们青少年时期读的还是孔孟的书，仍然保留着士大夫意识，愿意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很少。例如鲁迅和胡适都不愿意学习这些“卑贱”的技术，他们的自然科学基础例如数学的知识很差。当时的读书人，即使到了解放前夕多数人还想做官，不愿意经商、做工、务农。著名的长江轮船公司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1948年批评中国的教育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弄到今天全无办法，情势非常可怕，就是因为这种读书人太多了！在农村，本来可在田里做庄稼的小孩，读了书就不能做庄稼了，往哪里去？到都市，到政府机关去。此外便无事可做了。在都市，商店里的小孩，本可做生意的，读了书也不能守商店了，往哪里去？往更大的都市，还是往政府机关去。在工厂，工人的小孩，读了书，还是不得当工人了，往哪里去？如无更多的银行、公司，还是到政府机关去。目前我国每年中学毕业的学生以十万计，大学毕业的也以万计，读书人年年加多，政府机关的人也年年加多。如果一国人口，全读了书，岂不全是公务员，会没有一个老百姓了？”一些革命派的议员在留学时也是从事革命活动，认真学习的人也比较少。这样的社会背景，当然影响到议员的素质和民主修养。从本书介绍的一些人物的经历中，读者也可以了解到当时人的教育背景，他们还很难从传统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中解脱出来。
《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地方组织。但革命省份都设立省议会，大体由前清谘议局改组而来。2月16日，由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接受北方统治权案》，规定东北三省、直、鲁、豫、甘、新诸省的谘议局改为临时省议会。结果，各省议会和各省都督之间的冲突也不断出现。天津顺直（指顺天府、直隶省）省议会反对直隶都督张锡銮。江西临时省议会本来是支持李烈钧率部回江西，出任都督，安定秩序，但后来也发生了权限的分歧。李烈钧以公民权利为由，希望改选议员，而共和党系议员则希望更换都督，传闻要请中央任命李盛铎担任江西都督。而社会舆论则指控江西参议员郭同回乡后大赌，大嫖，大抽鸦片烟。广东议会指控都督胡汉民“厉行军政，蹂躏法权”，对于省议会通过的法律文件，多不执行。而胡汉民则向议会宣布，否认省议会有立法权限，只是一个咨询机构。
袁世凯倒是非常尊重省议会的权利，5月2日发布命令，告诫各地都督尊重议会：“民国成立，各地方设立议会，为该地方立法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并重，自应切实拥护，免致纷扰，方足以昭民国尊重立法权之意。乃近日各地方每有聚众假借名目，以武力胁迫议会情事，甚至强令解散，伤害议员，种种不法，殊于民国前途大有妨害。须知议会一经成立，苟非按照法定手续，不能取消。无论何国议会，决不能无异议之党派，要在改选之时于法律范围内用和平方法，以求达其目的，断不能于议会行使职权之时，强行干涉，更不容以一部分人之私见，任意要挟，希图破坏。”我们如果单纯进行文本分析，袁世凯也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前驱人物了。所以，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是，民国初年，民主的牛肉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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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言论自由惹冲突（1）
报纸在清末已经开始发展，民国成立后，革命党人主张共和，报纸就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言论自由，更是热闹非凡，百鸟齐鸣，乌鸦麻雀一起来。章太炎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就创办了《大共和日报》。湖北军政界人士组织民社，也在上海开办《民声日报》。这两个报纸专门对南京临时政府持批评态度，甚至抱着对立的情绪。章士钊主持《民立报》期间，也竟然附和反对派，批评南京政府，他认为报纸的责任就是要监督政府。同盟会的报纸批评同盟会政府，自然要遭到同盟会内部的责难。后来，袁世凯当国，《民立报》的批评声反而减弱了，让人好不奇怪，同盟会内甚至有人怀疑他被袁世凯收买了。
章士钊，生于1881年3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湖南善化人（现长沙），字行严，笔名秋桐。他生在一个乡绅人家，1902年入南京陆师学堂，这是个军事学校。1903年在###中退学，到上海结识了章太炎、邹容等人，并任《苏报》主笔。《苏报》因宣传革命被封，章太炎和邹容被捕，章士钊幸免。1904年冬，章士钊因参与黄兴的革命活动被捕，经营救出狱后流亡日本。他深感革命的年轻人知识太少，将来后患无穷。为此，他拒绝参加同盟会，专心求学，并于1907年赴英国留学，学习法律、政治和逻辑学。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他虽不是同盟会员，但本来都是同志，受黄兴、于右任邀约主持《民立报》，署名“行严”，担任笔政。后来，章士钊也以教科书方式，向社会解释政党政治原理，要求仿行。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才对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里推行议会政治表示怀疑，一度主张农业为立国之本，再度主张读经救国。段祺瑞于1924年任临时执政时，他是段政府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一生主张波浪起伏。
南京政府内务部于3月间曾颁布暂行报律三章：（1）发行及编辑人，须向内务部注册，或就近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2）著论有犯共和国体者，停版外，发行及编辑人坐罪。（3）污蔑个人名誉当更正，否则科罚。章士钊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以英、美两国为例，主张出版自由，没有限制言论的报律。结果，报律未能施行，言论自由的风气也确实流行开来了。报纸很快发展到500多家，而北京作为首都，占了1/5，各色人等都来办报。同样，各种政治色彩的杂志也发展起来。自从党派纷争之后，报纸也成了各党派间互相责骂的阵地。《真相画报》第八期1912年8月21日《一年来的回顾》中描述：“政党之今昔：（昔）互相提携；（今）同室操戈。言论之今昔：（昔）一致主张共和；（今）肆口谩骂。”
从现在的眼光看言论自由，当然主要看对执政的袁世凯是否有批评的权利。那时候最激进的，要数《民权报》和它的主笔戴季陶。
戴季陶，生于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长于四川广汉，原名传贤，字季陶，天仇是反清时用的笔名。后来，以戴季陶的名字，在社会上流行。1905年赴日本留学，进东京日本大学法科。1910年任上海《天铎报》主编，发表激烈的反对清政府的言论，1911年被官府通缉，流亡南洋时加入同盟会。《民权报》创刊于1912年3月28日，原为同盟会别支自由党的机关报，后因人事变迁，独自发展，成了同盟会内部号称“激烈”派的报纸。戴季陶主持《民权报》时，署名“天仇”。
南北和议成立时，民权报社一派的人，也对国家前途抱有希望，以为只要国会早日成立，共和体制就能巩固。他们以为共和国家，政府就是国民的政府，这是自然的道理。但自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他们就敏感地意识到袁世凯的专横，自4月16日起，即发表了《胆大妄为之袁世凯》，一连发表了10篇，对袁世凯进行批判。袁世凯在相当长时间内，对舆论界的批评听之任之，很有点气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非是他的民主观念，而是一种权谋。4月19、20日，“天仇”郑重发布《袁世凯罪状》，历数袁世凯摧残革命的劣迹。26日接续发布《讨袁世凯》文，指责袁世凯“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年仅21岁的“天仇”真是血气方刚，这同大革命时期的戴季陶简直是两个人，那时候他是一个儒学的卫道士，把孙中山装扮成儒学正统的继承者。
3．言论自由惹冲突（2）
民权报社的年轻人，以有限的事实，给袁世凯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年长而稳健的同盟会员也有点看不惯。由章士钊主笔的《民立报》就和《民权报》自己人开起了笔仗。他们批评《民权报》意气用事，一不称自己的心意，就嚷嚷假共和、假共和，胡乱骂人，成了“谩骂”派。他们认为创业艰难，希望大家和衷共济，顾全大局，应对国内外面临的危机。《民立报》即使对袁世凯进行批评，也比较温和。《民立报》成了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代表的稳健派的喉舌。
熊希龄与银行团签订垫款章程后，黄兴和南方革命党人齐声予以谴责，戴季陶竟发表了一篇非常激越的文字，题目就叫《杀》，文字很短，其中四句说：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真有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同时，也说明当时同盟会内激烈派的幼稚，连起码的所谓敌我友的分寸也掌握不了。5月22日下午，公共租界当局以该文鼓吹杀人，将戴季陶拘捕，经各界营救，于翌日交保释放。唐绍仪十分大度，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交涉使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嘱其与租界当局交涉。后经租界当局庭审判决，以妨害秩序罪罚洋30元了结。此后，政治风潮屡起，《民权报》与《民立报》也屡起纷争，章士钊因非同盟会员的缘故，在遭到攻击后离开了民立报社。《民立报》的创办人于右任9月间感慨地说：各派报纸观点不同，互相辩论，无论是同党之间，还是不同党派之间，现在是建设的时代，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这几个月来，不同党派的报纸之间，他们的关系和水火一样不能相容，说的许多话不符合事实，也在所难免，各有各的目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但是，最让人痛心的，就是同党的人，在内部互相斗争，是特别奇怪的。这里面自然有人在后面操纵，时间已经很长了。
上海租界地区，在前清的时候，言论就比其他地区要自由一些，甚至同盟会派的报纸可以开了被封，封了再开。《民立报》原来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