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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海起义以后，江苏就成了革命的核心地区，也是同盟会控制的主要区域。不过，张謇、程德全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声望的人物，为人清正廉明，他们只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与革命党人有所不同，他们主要倾向于和平的改革、建设，尤其是张謇，非常注重小心翼翼保护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实业和教育事业，不希望为革命的战火所破坏。因此，他们反正后能够得到革命党人的尊重和合作。
程德全统一了江苏的军政权力后，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首先以恢复秩序为唯一之方针，一方面争取普及教育，培养人民的自治资格，使他们达到共和国国民的文明程度。为了维持秩序，他在国家的全局问题上，一再主张调和党派分歧，为此退出了共和党。他在一封通电中强调：“大局危机，间不容发，所误者只一疑字，所缺者只一信字。”因而也常常赞成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与同盟会高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然，为了维持秩序，程德全也表示拥护中央，也就是拥护袁世凯，并且，也期待袁世凯的支持和帮助。袁世凯也通过张謇的谋划，全力支持程德全来控制江苏的局面，抑制江苏地区的革命势力。江苏成了与中央关系最密切的省份。这样，在袁世凯的军事势力南下以前，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对立，通过程德全实现了相对的平衡。张謇的立宪派也通过程德全扩张了在江苏的政治势力，不过，并没有在军事上有什么强力的作为。
程德全并不是一个依附权贵的官僚，施政有自己坚定的主张，他呕心沥血就是要安定社会，建设国家。因此，他为政不抱党派的成见，并非无条件地迎合袁世凯的要求。与北洋系蓄意压制、排斥革命派势力不同，他尽力安抚革命派的势力，不让矛盾激化。当时，江苏地面上的军队，原来苏州地区的一部分军队，后来编组为江苏第二师，师长章驾时，是程的亲信部队，扬州第二军（后整编为第四师）徐宝山系土匪招安部队，其余部队都在同盟会员的控制之下。驻徐州一带的第九师，原属第一军，后来划归江苏，新任师长冷遹（御秋）系同盟会员，并负责归并一、九两师成江苏第三师。陈干所部三十九旅同驻徐州，与第九师对立。该旅本系闲杂部队，军纪不良，但陆军部以种种借口要予以保留，遭到程德全的坚决反对。他在给袁世凯和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江苏省的军队从前有十五六万，陆续裁遣已经一半多。冷遹负责归并一、九两师，亦裁去了8000多人，没有听说有祸害人民的事，为什么单单对区区的这一个旅要听任他们成为社会的病毒呢？只是希望陆军部发挥毅力，从速予以解决。由于程德全的坚持，陈旅终于被遣散了。徐州绅士杨慕时、段书云反对革命，在程德全面前肆意攻击徐州驻军。程德全断然撤销了杨的江北民政次长的任命，并申斥说：只要我在江苏一天，都不会让杨慕时、段书云参预、旁听本省的政事，为了不让他们施展挑拨播弄的伎俩，我以身许国，患难死生都不计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忍心看到中原大局遭受分崩离析的祸患。在三、七两师的整编过程中，程德全把对立的两个师长都免去了，任命同盟会员章梓任师长。章在军中有威信，有影响力，但他是一个文人。陆军部借口章梓不是军校毕业的军官，表示反对任命章为第一师师长。但程力排众议，坚持任命。对于陆军部特意推荐、安插的人选，程都予以拒绝。他清楚地知道，陆军部安插这些人，就是要与同盟会军官作对。因此，程德全尖锐地批评陆军部说：这里的军官，党派的意见是比较小的，但留学生与非留学生之间的意见很大。失意的军官不免任意造谣攻击，而军部听信谗言，不加以分辨考察，专门听信一面之词。像张斯麐呀，尹同愈呀，已经提了好几次了，现在又提起朱先志这个人了。这几个人呀，并不是说不能用，但用了他们，让他们和军队对抗，酿成风潮，我觉得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何况朱现为堂长，尹为团长，我也没有不用他们呀！当时，袁世凯需要程德全稳定江苏局面，控制同盟会的武装力量，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由于程德全魄力雄厚，手腕灵敏，处事持平，绝无偏袒，因此，程德全也能得到同盟会军界的尊重，江苏政局相当平稳，也让专心经营地方实业、教育的张謇在政治上很放心。
张謇则以自己的声望和盐政总理的职务尽力为程德全筹措整理军队的经费，并一再与袁世凯直接交涉中央拨款，从而使程德全整理军队的计划得以实施。在同中央的交涉中，张謇也处处维护苏督的利益。江苏成为同盟会和前清立宪派人士相安无事的省份。程德全施展了全部的智慧，来小心翼翼地贯彻走钢丝的平衡政策，他一直要面对上上下下来的各种沉重压力，心情常常是忧郁的。当风云突变的时候，还能坚持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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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1）
辛亥革命后，由同盟会员担任都督的省份并不少，有些省份的都督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该省的实际权力也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例如湖南、福建。但是，从后来时局的发展来看，一些同盟会都督已经与同盟会的政治路线脱离了关系，例如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翙、贵州都督唐继尧，不一而足。同盟会的政治路线有很大的模糊性，何况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后，本来就很松散的同盟会，更成了一盘散沙。于是，地方都督也往往各行其是。我们在这里叙述的是同盟会两位最重要的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广东本来就是孙中山领导革命最重要的地区，革命力量活跃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江西恐怕只能说是李烈钧的个人因素更重要一些吧。
李烈钧，生于1882年2月23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六日），江西武宁人，字协和，别号侠黄。出身耕读世家，父亲曾参加太平军，失败后回家种田经商，家道小康。少年时读书习武，喜欢交游，性格豪侠，朋友众多。为房产纠纷，小小年纪出庭时被无理逮捕，受尽欺辱。1902年被县里推举入江西武备学校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先进振武学校，毕业后实习一年，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李烈钧在日本时，多次面见孙中山，1907年经张继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时，他在士官学校组织“丈夫团”、“武学社”等小团体，与南北派士官生多有联络。1908年毕业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管带（营长）。因宣传革命，被上级借其他事由逮捕，经营救获释。1909年到云南军中任职。云南军中布满日本士官生和革命同志，革命活动十分活跃。武昌起义时，李烈钧正经武汉前往北京。在北京与革命同志联络后，返回江西参加革命，曾策动海军起义，并率师增援湖北，任苏皖粤鄂赣五路联军总司令。但南北议和，战争停顿。江西革命后政局混乱，历任都督治理无方。于是，江西省议会选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并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李即率部回赣莅任，于1912年3月19日就职。
胡汉民，生于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广东番禺人（现广州市），原名衍鸿，字展堂。“汉民”是参加同盟会后，为《民报》撰稿时的笔名，后来就在社会上流行。父亲做州县幕僚。父母去世后即以教书谋生，21岁时考中举人。1902年，胡与吴稚晖、钮永建等到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不久，因吴稚晖与清驻日公使冲突，胡汉民为吴抱不平，愤而退学回国，任广州《岭海报》总编辑，又赴广西梧州教书。1904年冬，再次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1905年秋，与廖仲恺同时加入同盟会。《民报》创刊后出任编辑，主编张继，但实际工作由胡汉民负责。第六期后由章太炎任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就“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胡汉民与汪精卫都是《民报》的主要执笔者。胡汉民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扩大解释了《民报》的六大主义：（1）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2）建设共和政体；（3）土地国有（即平均地权）；（4）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5）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连合；（6）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他对土地国有政策，多所阐发。同盟会和梁启超的论战，使彼此间结下了深深的裂痕。1907年春，孙中山被日本驱逐出境，胡汉民即随孙中山前往越南的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他参加了南方历次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南洋的筹款工作。武昌起义后，胡汉民在越南西贡获得消息后，赶回香港，策动广东起义。他与朱执信等商量后，决定策反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准接受了胡汉民的忠告，于11月8日驱逐两广总督张鸣歧。11月9日广州和平光复，宣布独立，广东各界开会推举胡汉民为军政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当晚，胡汉民从香港赶到广州就职。孙中山回国路过香港，胡汉民即随孙中山前往上海、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南北议和期间，胡汉民力劝孙中山接受和议。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胡汉民回到广州，于4月27日复任都督。陈炯明则一度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到5月5日又回到广州任军统、广东全省总绥靖处经略、广东警卫军总司令等职务。由于军权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他和胡汉民既有合作，也有冲突。袁世凯利用胡、陈之间的矛盾，极力拉拢陈炯明，1912年12月3日任命陈为广东护军使，合法地分割胡汉民的都督权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2）
陈炯明，生于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广东海丰人，字竞存。父亲是位商人。陈炯明1898年考中秀才，1906年入广东政法学堂读书，1908年毕业。1909年任省谘议局议员。是年，陈加入同盟会，参与了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又策反旧式清军“防营”，组成“循军”，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广东光复后，任副都督、代理都督。他在裁遣军队、安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排除异己，重用旧军人和旧军官，激起另一支民军王和顺的“惠军”的反抗，被裁遣民军组织“扶正同盟会”，以二次革命为号召，与广东政府对立。由广东新军组成的北伐部队，即第四军也被迫解散，保留的精锐部队炮队回粤后也被缴械解散，自毁长城。他封禁了批评他的报纸《总商会报》、《公言报》、《佗城报》，枪杀记者陈听香。他和胡汉民一起严厉禁止会党和其他团体活动。
江西和广东政府都面临着整顿秩序、恢复治安、裁遣军队的严峻任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动员会党、民团，策反旧式军队，招募城市游民，使各省的军队大大地扩张了。而这些军队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政治素质都很差。战争结束以后，不得不面临裁遣的严峻任务。但是，各省财政困难，在裁遣的过程中，一些军队因缺饷（其实是挨饿）兵变，而一些军队则直接哗溃成为土匪。同时，革命激发了游民暴动，革命停止以后，执政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反过头来镇压游民暴动。黄兴在南京镇压兵变，李烈钧在江西也镇压兵变。李烈钧报告江西形势的严峻状况时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洪江，即会党组织洪江会，他们乘革命之际，入城抢掠。为了恢复秩序，李烈钧残酷地镇压了会党的暴动，所谓“刑乱用重”，“治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治理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用严酷的刑法。
不过，李烈钧毕竟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他一方面裁遣军队，而另一方面又整训部队。他接收了留守府的警卫团，以充实有战斗力的武装。1912年10月28日，李烈钧邀请孙中山视察江西，校阅军队。这是孙中山下野后第一次校阅军队，十分令人瞩目。11月间，李烈钧又发布征兵令，征召土著农民入伍，充实和改善军队素质。他把江西军队整训编组为两个师，形成了可以守护江西、与袁世凯势力抗衡的力量。
广东的军队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但维持秩序的基本方针，都督胡汉民和陈是一致的。陈组织了广东全省总绥靖处，在全省划分军政合一的绥靖区，大举清乡。广东光复时，集结了民军约15万人，陆续裁遣了11万人。这些被裁遣的士兵，只拿到一点微薄的恩饷，散到社会上，无田可种，无业可就，只能沦为土匪。于是，广东政府又被迫大举清乡，而清乡的军队又十分残暴。著名革命党人朱执信负责广阳绥靖处时，杀人不知凡几，继任者也杀人如草。即使小小犯法，也往往被即时处决，草菅人命，没有法治可言。前清的地方权力体系在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而广东的革命政府并没有办法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因而在清乡过程中又遭到地方的强烈反抗，无法巩固政权。
陈炯明并不是军校出身，以民军起家，在军界根基不深，整编广东军队时，心胸狭隘，只保留自己的民军，而又留用旧军（指旧式组织的防营等前清部队，与新军在政治、军事素质上都不相称）官兵。广东训练有素的新军既遭解散，这时的广东军队的战斗力就差多了。他整编广东军队为两师一旅，但他收留的军官一个个向袁世凯表示效忠，使广东的军队在政治上很不可靠。
仅仅依靠控制军队和暴力镇压，并不能建立起同盟会在广东统治的社会基础。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有民生主义还没有达到。因此，他到广东后，就希望广东首先实施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现在是新旧交替时期，旧政府已经被革命废除，在鼎革之际，需要改换契约，使财产具有合法性，趁这个机会，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