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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闭幕的次日召开的，会后我们在国务院共进午餐。餐毕，我们看见总理又步入会场主持召开福建闽江建溪工程的问题。可见总理是何等重视水利水电事业，又是何等鞠躬尽瘁、日夜操劳。
自此以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设计、施工通力合作，设计方面抓紧科研设计工作，加强机械化施工的附属企业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面抓紧精简整顿队伍，双方合力搞好质量事故的检查及机械化施工准备，水电部也派出科研组来工地共同研究改进原材料、混凝土拌合、浇筑、保养等一系列工艺流程，修订制度规范。
1962年底长办提出了大坝补强轮廓方案上报水电部，据此，设计施工认真细致地进行了大坝补强处理工作。到1964年，机械化施工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有了保证质量的物质手段。同年12月恢复大坝混凝土浇筑，队伍作风大有转变，“质量第一”的观念深入人心。自复工到完建，大部分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虽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风盛行，但对质量第一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却没有人敢于破除。大坝质量良好，蓄水运行至今，经历过数次大洪水考验，没有发现什么隐患……
郧阳府城：沉没在江底的绝唱（1）
幸福和苦难都让我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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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1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破土动工；
1959年12月26日汉江截流成功；
1967年，湖北省郧阳府城、均州古城、河南省的淅川县城三座历史名城先后沉没江底，其中，郧阳府城是我生命诞生的摇篮。
我曾在这座古老的城池里从牙牙学语长到了15岁。我始终认为，人在童年、少年的经历最终会铸就成一个人生命的底色和质地；我更坚信，人在童年、少年走过的故乡才是他流浪的人生中永远的故乡。仅此，我对上苍赋予我的诞生充满感激，因为她使我15岁之后的离别最终成为我一生的找寻，她让我对故乡的牵念始终与我流浪的精神伴随，她更让博大的幸福与苦难在我生命中不断轮回。由此，她使我发现了隐忍、坚贞和同情心的力量，以及在困苦中对于善与美的注视与体恤……
1960年夏季，已被打成右派最终被开除工职的父亲，与母亲、弟妹一起被遣送到离郧阳府50多里外的秦巴山东麓——茨架岭当农民，他们全部被取消了非农业户口。已在郧阳中学上初中的我也时时处在被解除学籍的危险境地。
一个没有功课的午后，我趴在女生宿舍的铺板上给20岁的哥哥写信，我让哥哥救救我，让我离开郧阳，到襄阳去上学。哥哥工作的学校是襄阳县一中，位于离襄樊市45公里的太平店。太平店是汉江边一个古老的码头小镇，哥哥在这个码头中学工作还不足一年。心灵负重的哥哥深知我处境的险恶，他找到教务主任，请求让我转到襄阳县一中来。
教务主任姓邹，这位大学时和父亲同学的男人，走路缓慢，说话节奏也缓慢，但他的眼神和面部却总是密布着一种严厉和冷峻。这是后来转学成功后，邹主任留给我的永远的印象，为此，我从未敢和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位严厉冷峻的邹主任，在哥哥提出请求的第二天即答复，同意我转学。邹主任从哥哥的档案里已经知道父亲划为右派的事情，但他还是帮助了我们……
父亲接到我的信赶到城里来送我，我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学校。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我和父亲走过长长的石板街，到西河码头乘木船过汉水，我们准备在三门车站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好乘长途汽车到襄阳。10月的郧阳，细雨霏霏，天色灰蒙蒙的，木船上除了艄公就我和父亲两人。我望着远远向我流来又远远离我而去的江水，望着穿一件灰粗布烂衣衫、一双破草鞋、坐在船帮上默默流泪的父亲，想着父亲曾经因体操十项全能获有国家健将级运动员证书的生涯，想着我就要离开这条江水，离开如此可怜的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便泪如泉涌……
晚上，父亲在三门汽车站旁边的一家小旅店里要了两碗开水，我们就着开水吃了母亲专门为我蒸的酸菜包子。旅店住宿一夜一人只要几角钱，但我们没钱住。夜里，雨还在下，父亲问小旅店的人借了两只小板凳，我们就在小旅店的房檐底下坐着。风飕飕的，雨飘零着，我和父亲都很冷。就在这时，小旅店的阿姨端出一个木火盆，火盆里有两小截还没完全烧完的木炭。我感激地望着那位个子不高、圆圆胖胖的阿姨，父亲一连声说：“多谢了！多谢了！”
我趴在父亲的膝上，父亲一边用小火剪拨拉着炭火灰一边对我说：“到哥哥那里后，要好好学习……”我答应着就在父亲的膝上睡着了。
永远难忘在汉江边三门小旅店的房檐底下，趴在父亲膝上度过的我在故乡的最后一夜……
在我离开郧阳的那个年龄，我对地理上的距离，感觉非常愚钝，襄阳至郧阳，公路距离仅400余华里，在我离开那个年代里，两市还是一个地区。但在交通很闭塞、信息网络基本没有的年代，对于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15岁女孩来说，我感觉我已插翅飞到了很远的地方。我已暗下决心：哪怕天涯海角，只要能让我栖息，我都在所不辞。只要能永远逃出老师和同学们的那种冷漠的目光，纵是一生吃苦受罪我都乐意。这种心态使我一踏上襄阳那块土地，就被感动得泪水涔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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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阳府城：沉没在江底的绝唱（2）
1979年，父亲长达20多年的冤案得到了改正，然而，他却突然地离开了我们。三千里南方、北方，我默默地回到郧阳，在汉水边掩埋了父亲。又过了几年，在汉水边傍着父亲的坟茔我又默默地掩埋了母亲。每一次默默地来，默默地去，默默地站在汉江边哭泣。那时，我已看到老城的人都已搬到山上，山上的楼房和树木在太阳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
幸福和苦难都让我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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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月，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
那年新年伊始，我与我挚爱的未婚夫第一次回郧阳。那时我们大学毕业已经7个月了，但我们一直还在塞外一个偏僻的农村劳动锻练。7个月前，我们天真而狂热、单纯而忧郁的一群青年学生，作为最后一批“臭老九”被打发出学校。我们似一群迷途的羔羊被赶散在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地带，“咩咩”地呼唤着人世间的善良、真诚和温暖——塞外张家口一下子分来了1300多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天津大学、河北农大等5所大学走来的11个懵懂青年男女被分配到一个黄土围墙、黄土屋顶的小山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村的名子叫石垛。那时，每日伴随我们的是玉米、果林、毛驴、锄头、镰刀、牧鞭……我们每日赶着七八头毛驴来到被洪水冲决而形成的几丈深的断谷深壑里，毛驴在沟底无声息地啃草，我们把草帽往头底下一枕，十几个男女学生就那样齐排排、长条条地躺在草沟里望天望云，心事像天空飘渺的白云，不知归宿在哪儿。当我们用辘轳从几丈深的水井里一次只搅上半桶水时，当我们赶着毛驴车买回每人每月几十斤玉米面和二两食油时，当我们十几个男女学生轮流当炊事员在北方炕头大锅里烧玉米秸贴玉米面饼子时，当恒山6月的雪花棉絮般飘逸在我们纯真的惊诧和虚妄的激情里时，我们是那样虔诚、无欲无求、无望地接受着北方小山村的“再教育”啊！
就是在用草帽盖脸、躺在沟壑纵横的小山村的沟谷里放毛驴和羊时，我未婚的丈夫和我商量他想去一次湖北郧阳，去认一认他未来的岳父岳母。于是，在北方零下20多度的严寒里我们启程了。我们乘无棚的大卡车到了北京，我们买了张地图决定了我们行走的路线。为了省钱，我们没有买北京直达武汉的车票，我们觉得那样走太绕远，我们自以为是地买了北京至郑州的火车票，因为我们想从郑州经新乡、洛阳、南阳、襄樊，最后到丹江口，然后从丹江口乘船，去山里找我们的父母。
万万没有想到郑州至丹江口火车根本不是直达，郑州坐到新乡需下车，再买火车票到洛阳，到洛阳再下车买至襄樊的火车票，到襄樊再下车买到丹江口的车票，到丹江口必须住一夜天亮才有船。一路上我们吃尽了苦头，因为没有钱住旅社，我们只好在火车站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夜；要命的是未婚夫给我父母带的是一口袋土豆和10斤北方小米，我们居然在路上走了5天！他负重了5天！
终于在丹江口乘上了机帆船，当机帆船行走在碧波万顷的水面上时，我的未婚夫惊叹：“你们这儿有这么大的水呀！能发多少电呀！”我们那时和当地老百姓一样，只知道丹江口水库能发电，别的功能一概不知，更不知南水北调。机帆船走着走着，我就突然伤心起来：我诞生的城池已沉没在水下，而我领我的未婚夫到达的地方却是连我也找不到路的山坳啊！
深夜，当我们背着沉重的土豆、小米，在一个赶夜路的当地农民带领下，连滚带爬地摸进父母的小草屋时，一家人又惊喜又伤心地抱头大哭——父亲就怕我们走错路，接出了十几里，他在杨岭坡上等我们，可我们走岔了路没能相遇……
这是我的丈夫唯一一次看到丹江口水库，也许他是第一个有幸看到这个日后有殊命的大水库的北方男人！但他却是最终不能喝到这甘甜之水的悲苦的人……
从鄂西北贫穷的小山村回来，我决意嫁给我的丈夫。1971年3月，我们花3角钱从劳动锻练的公社领了一张结婚证后，就把两人各自的破被子抱到一个屋了——石垛村的村干部为我们两人找了一户农民的一间空房子。没有祝福、没有仪式、没有家具，我们仅花几角钱买了一个装缝纫机的纸箱子装我们的破衣烂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我坚信我嫁给这个北方学生一生会有依有靠、有指有望。可我哪知在我最依恋、最沉浸、最需要他的岁月时，他走了呢……
郧阳府城：沉没在江底的绝唱（3）
在蔚州老镇上古老而有些破败的四合院里——遍布古城池的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有着旧日北京四合院的风格和气韵——在四合院西下房冰凉的土炕上，我生下了白晰洁净、体重达八斤三两的儿子，生下来就睁开双眼、骨碌骨碌转着看世界的儿子啊！两年九个月后，我又在北方冰冷的土炕上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儿子，生下来红光满面、体重七斤六两的儿子，生下三天才睁开双眼看世界的儿子啊！
从此，日复一日，我在蔚州古镇窄瘦的小巷里穿梭，买菜、买粮、买煤、担水、上班、送儿子上学；在漆黑的夜里，我背着或抱着儿子去医院给他们治病；在寒冷的冬天，我认识了北方的煤并学会了在铁炉子里把它们生着，炉子生着后，冰窖般的小屋便逐渐地暖和了起来；秋凉的时候，我向邻居的大妈、姐妹们学会了腌菜：粗实的芹菜梗（在我南方的故乡芹菜只吃叶不吃梗）、硕大肥厚的青椒、鲜红的胡萝卜、嫩绿的黄芥菜、瓷实的元白菜，我都能把它们切成很细的丝，然后放进蔚州人特制的黑亮黑亮的釉缸里腌起来，几缸腌菜够我们一家人吃整整一个冬天。后来，乡下的婆母来了，她认定我腌的菜比她腌的吃起来香。以至于在物资丰富的今天，我一想起蔚州酸香酸香的腌菜就口流馋水。
丈夫14年不在蔚州老镇上上班，他分配在一个地直煤矿。他每月只回来两三天看我和儿子，忙了就不回来。我把所有的思念和爱缝合在我和两个儿子相依的日子里……
后来，我们到了大一些的城市，后来我调省里作了专业作家。然而，我始终怀念在蔚州那段很清贫、很辛苦、很琐碎、也很女人的岁月。
怀念的何止这些呢？作为一个写作生命，我始终认定，我是在蔚州那块土地上开始了我文学的发端。在蔚州度过的漫长的日子，那块土地上的寒凉和艰辛，以及所有的愉快与愁苦，包括屈辱、隐忍、奋斗、抚慰，包括高尚、卑劣、劳动、给予……最终都是我文学永远的营养。
我就这样劳苦着、感恩着陪伴着我的丈夫走过了34年，我是决心要和他走到白发苍苍、走到最后一口呼吸的！可上苍硬是在他还不老、还英气勃勃的年月里引度了他——
2004年9月22日，他的灵魂走失在湖南怀化那片青山绿水间。从昆明发往北京的T62次列车呼号着我和儿子的悲苦和绝望，悲苦和绝望穿越苍茫无边的云贵高原……
五百年的郧阳在江水中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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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已说过，作为文学写作者，在许多场合都需出示文字的“作者简介”。许多年里，我在作者简介“籍贯”栏内，始终填写的是“郧阳”，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郧阳地区已于十堰市合并而统称“十堰”，“郧阳”已消失。然而，1960年我少小离家后抵达襄阳，之后北上，在北京读完5年大学后又抵达塞外大漠，在我越走越远的路上，我心中的郧阳已定格为那座诞生了我而又“沉没”了的城市。
在我远离故乡的几十年里，我没有“郧县”、“郧阳县”、“郧阳地区”、“襄阳地区”这些行政辖区意义上的知识，在那个古老城池里生活的人们，总是张嘴闭嘴地言称“郧阳府”。府制应该说在民国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已随帝制而废除，但千年的影响不可能在几十年内消除。所以，我对自己出生地名称在童年大人们口口声声“郧阳府”的称谓中，已形成一种执著。
2005年4月，我赴故乡再作新的踏访时，在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工作的白顺瑜先生送了我一本书《郧阳抚治史实类纂》，白顺瑜是我小学的同学，他大学就读的是武汉大学，几十年后相逢，我们依然梦回童年。他送我的那本史书是由郧阳师专教师冷遇春先生率其子冷小平联合编撰，白顺瑜在书中夹了一封给我的信，说这本书对我这次写郧阳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