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61年5月，倭寇集结上万人，分乘数百艘船只，窜至宁海、奉化、桃诸等浙江沿海县城，企图攻占台州府城。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率领戚家军采取偷袭、伏击、快速奔袭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将倭寇军队打得晕头转向、慌忙逃窜，最终歼灭敌军6000多人。第二年，倭寇再次集结人马前往福建沿海侵扰，很多城镇受到倭寇荼毒。戚继光急忙率军驰援，一举捣毁倭寇在横屿（今福建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首战胜利后，他又连续发动攻势，一举摧毁倭寇的多处据点，使倭寇死伤无数。后来，戚继光与巡抚谭纶、总兵俞大猷和广东总兵刘显通力合作，彻底消灭了闽、粤沿海的倭患。
公元1567年，戚继光被张居正（公元1525—1584年，字叔大，号太岳，任明朝宰相）调往蓟州，负责当地的防务。戚继光在任16年，对练兵、治械、阵图等进行了大幅度改进。由于设备稳固、部队精练，蒙古鞑靼未敢轻易来犯。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齐鲁英杰（34）
张居正去世后，戚继光受到排挤，于1583年被调到倭患早已荡平的广东任镇守。戚继光郁郁不得志，3年后告老还乡，于1588年在山东蓬莱老家逝世。
戚继光不但是屡立奇功的将才，还是有名的军事理论家，《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两部军事理论著作均在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之列。
三、心胸坦荡的文学家：于慎行
于慎行（1545—1607年），字可远，号谷山，明代文学家、诗人，兖州平阴县东阿镇（今山东省济南市东阿县杨柳乡）前屯村人。
于慎行天资聪颖，自幼刻苦学习。传说有一天，年少的于慎行看见邻居在造新房，有位老先生出了一幅上联：“磨砖砌地”，让于慎行来对。于慎行应声对出下联“练石补天”。张岱评其对句“出口即有宰辅气象”。
嘉靖四十年（1561年），年仅16岁的于慎行考中举人，隆庆二年（1568年）考中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不久担任翰林院编修。万历初年，博学多才的于慎行参编《穆宗实录》，并破例以史官充任日讲官。
于慎行为人忠厚老成、心胸坦荡，万历五年（1577年）因与内阁首辅张居正失和，称有疾病回乡。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过世，于慎行重新被起用，官复原职。此时张居正遭政敌攻击，于慎行以非常恳挚的语言给有关的官员写信道：“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实堪可怜，望予关照。”此举得到时人的称赞。
万历十七年，于慎行升任礼部尚书。当时，朝中产生了“国本之争”（封建时代把立太子看作“国本”），大臣们认为应按“无嫡立长”原则立常洛（万历帝的皇后无子，常洛是王妃于1582年所生）。但万历皇帝喜爱郑妃，想立常洵（是郑妃于1586年所生）为太子，双方争得不可开交。
万历十八年（1590年），于慎行连续上疏，请皇上早立太子，遭到了万历皇帝的严厉训斥。但第二天他又上疏恳请，并说这是礼部尚书应该提的事。万历皇帝大怒，说他“要君疑上，淆乱国本”。于是于慎行引罪乞休，万历十九年在得到神宗皇帝批准后归隐故乡。
在家期间（共16年），于慎行重修《东阿县志》，主编《兖州府志》，并探讨当世得失之故，旁搜博采，属词此事，创作了《谷城山馆文集》42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读史漫录》14卷、《谷山笔尘》18卷。
万历三十五年，朝廷推举内阁大臣，于慎行名列7人之首。神宗命他官复原职，并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此时的于慎行已经年老体弱、重病缠身，经再三推辞不允后才勉强来到京城晋谒，但没几天就病逝了，时年63岁。
第十节清朝时期
清代的山东，农产品与手工业品日益商品化、商业和手工业不断繁荣、社会生活极大丰富，使得这里文人辈出、各领*。在众多文人骚客中，以蒲松龄、王懿荣等为代表的一群山东文人无疑是齐鲁文化长廊中熠熠生辉的群体……
一、《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我国清代著名小说家，以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闻名于世。
蒲松龄的祖上原是地主，但从祖父辈开始，家境逐渐衰落。他的父亲本是读书人，但因科举始终不如意，产生了经商的念头，希望以此兴旺家事。可天不遂人愿，最终父亲的梦想成为泡影。因此，在蒲松龄少年时，家境已经非常困顿。
第六章 齐鲁英杰（35）
年轻的蒲松龄像当时大多数学子一样热衷于功名，19岁时参加童子应试，在县、府、道的3次应试中都得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并受到著名诗人、山东学政施闰章的器重。初试的大获全胜令年轻的蒲松龄手舞足蹈，产生从此平步青云的念头。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此后的科举会试中，他却屡试不第。
公元1684年，已经45岁的蒲松龄到省府济南参加考试，但因劳累过度病倒在考场上，考试自然落第。3年后，他再次到济南参加会考，仍然没有考中。对此，他愤愤不平，恨恨而归。
久经考场使蒲松龄窥见科场内幕，明白自己屡试不中的缘故：“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气愤填胸，欲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除了在31岁时应邑人孙惠之邀，在江苏宝应高邮当了一年多幕僚外，从没有做过官。他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家乡教书，过着贫困、苦闷和绝望的日子。残酷的身世际遇使蒲松龄对黑暗的现实社会充满孤愤与不平，或许正是因此，才创作出不朽名著《聊斋志异》。
相传：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期间，为了采集故事，每天清早携带一把烟叶和一个磁罂，磁罂中盛着茶叶，到十字路口铺下芦席而坐，见到有人经过就邀请其坐下歇息，在闲谈中搜奇索异。当听到新奇的故事后，他便回去改编成作品。经过将近20载的整理，《聊斋志异》终于完成。
据说：《聊斋志异》完成后，当时的文坛领袖王渔洋（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省新城县人，清初著名诗人，官至刑部尚书）曾专程去拜访了3次，蒲松龄始终避而不见。有人问起其中的缘由，他说：“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
后来，王渔洋想出三千黄金买他的手搞，蒲松龄不肯。王渔洋又多次托人去说，蒲松龄见其一片诚意，就叫人送去作品令其品读。王渔洋接到书稿后一口气读完，其间做了若干条眉批，并题诗一首，然后送还。题诗为：“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趣味性，并用李贺（公元790—816年，字长吉，山东省昌谷人，中唐著名诗人）的“秋坟鬼唱鲍家诗”来盛赞《聊斋志异》的底蕴。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小说、故事、传奇等500余篇。蒲松龄自20多岁时开始创作，至40岁时初集成帙，以后又进行了一定增补，直到花甲之年才辍笔，前后历时40余年，可谓花费了毕生精力。
《聊斋志异》包含蒲松龄对黑暗社会的全部认识和体会，也代表其最高文学成就，堪称一部生动多姿的生活教科书。在作品中，蒲松龄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愤怒的控诉，揭露、批判了从皇宫到地方大小官吏的昏庸、贪婪、谄佞的丑恶嘴脸，将其比作吃人的虎狼。如《梦狼》中写道：“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此外，对于罪恶的科举制度，他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彻底揭露了科场弊端。蒲松龄笔下的试官不是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糊眼主司”（见作品《春来》），就是不学无术、香臭不分的“游神耗鬼”（见作品《于去恶》）。
第六章 齐鲁英杰（36）
蒲松龄在大加揭批之余，还在书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塑造了一系列理想中的人物：他们敢于向恶势力抗争，冲破帝制礼教的束缚，谋求幸福的新生活；他们正直无私、助人为乐。《席方平》写的是：席方平为父伸冤，受尽城隍、郡司、冥王设置的种种磨难而斗志不减，后来到二郎神前告状，不仅为父雪了仇冤，冥王、郡司、城隍也被一一治罪，席方平取得了最后胜利。席方平这种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正是蒲松龄刚正不阿性格的化身，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他崇高的理想和希望。
作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代表，《聊斋志异》博采中国历代文言短篇小说及史传文学之所长，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鬼狐世界，形成独特的艺术特色。
首先，《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情节离奇曲折、富于变化。例如篇幅较长的《促织》，虽然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事，但也有小儿魂化蟋蟀的奇幻情节。全篇情节曲折多变、波澜迭起、缓急交替、层出不穷、愈转愈曲，而且曲中有幻、幻中有曲，充分表现中国短篇小说注重情节的民族风格。
其次，《聊斋志异》在刻划人物时，或通过人物的声容、笑貌与内心活动，或通过自然环境的衬托，或通过生动、准确的细节，从正面、侧面、反面等不同角度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往往寥寥数笔就能形神兼备。比如描写婴宁，作者抓住她爱笑、爱花的特征反复渲染，使婴宁天真无邪的性格跃然纸上。
再者，《聊斋志异》的语言也很有特色，既具有文言的简练、典雅，又不失小说语言的生活形象。比如描写冯相如见红玉从墙上窥视：“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简短的语言描写了人物的外貌、心理和活动，表现出少女情窦初开时的娇态、冯相如的执着和热烈的爱。
蒲松龄才华横溢，在创作上做过多方面尝试，一生著作甚丰。除了《聊斋志异》外，还有400余篇散文、900余首诗、100余阙词、通俗俚曲十几种、杂著数种、戏剧三部。现有《蒲松龄全集》传世。
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两书中，对蒲松龄的传世名作《聊斋志异》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称其“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可怕”。事实上，《聊斋志异》作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不仅为当世人竞相摹仿、改作，就是在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
二、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
王懿荣（公元1845—1900年），字正孺、廉生，福山县（今山东省福山区）古现村人，我国近代金石文字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志士。
王懿荣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王兆琛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生前著有《正俗备用字解》、《眄棠书屋文集》等。其父王祖源，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官至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并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曾汇编《天壤阁丛书》。王懿荣自幼在家乡读书，先后受业于母舅谢琴南、谢虞臣，表伯张墨林等人。15岁时随父亲进京，并拜翰林院编修崔清如与礼部主事周孟伯等人为师。
青年时的王懿荣虽饱读诗书，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却一直不顺利，连续7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在此期间，王懿荣“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尤其潜心钻研金石文字之学，曾为了搜求文物古籍，四处走访，足迹遍及山东、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自同治元年至光绪七年（公元1862—1881年），王懿荣先后拜访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金石文字学者潘祖荫、吴大澄、巨鹤泉、缪荃孙、陈介祺、王孝禹等，经过19年的努力终于撰写完成《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等书，一举成为当时著名的金石文字专家。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36岁的王懿荣考取进士，从此走上仕途。1883年任翰林院编修，1894年升任侍读，并入值南书房。曾三任翰林院庶常馆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诸生得其指授，皆相勉为实学”，时人称“太学师”。
王懿荣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国商王朝时期，古人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文字，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最早、体系较完整、较成熟的象形文字，距今已有3600多年的历史，大多为王室遗物，上面详细记载着当时的天象、历法、家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内容。
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目前存在两种说法：第一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得了疟疾，家人到药店抓了一副中药，其中有一味药叫“龙骨”。 王懿荣发现上面刻有刀痕，与铜器铭文颇为相似，急忙到药店挑拣那些刻有文字的“龙骨”，并高价买回。后经考证断定为商代文字，是商王室的“档案”。另一种说法，一些古董商知道王懿荣是鉴别文物的专家，就将从河南安阳出土的龙骨带到北京，请求王懿荣鉴定。王懿荣审定为“殷商故物”，于是高价收购。
甲骨文的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把中国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年的殷商时代，开创了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并进攻天津威胁北京。身为四品京官的王懿荣正奉命出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率领兵勇保卫京城。两个月后（1900年），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清朝统治者慌作一团纷纷逃命，慈禧太后也挟带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危急时刻，王懿荣作为文官仍竭尽全力筹划保卫京城事宜。
1900年7月20日，八国联军攻入外城，王懿荣亲自率领兵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败回。回到私宅的第二天清晨，得知侵略军已经攻入内城，王懿荣不禁万念俱灰，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然后投井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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