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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已到来。就是现在！
说起来，以北京一地而论，五千名新军当中两千名会有倒向革命派阵营的可能。然而，己方也并非全无问题。
自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看似团结一致，但其实不然。散布《孙文罪状》小册的章炳麟等人自始至终都采取反孙文的行动。
而在湖南派中，黄兴虽以副会长身份辅佐孙文，但两人也常大声争吵。
有一次，孙文将青天白日旗帜挂在壁上。黄兴见状大怒，原因是同盟会尚未制定徽章。黄兴属意的是有“井”字的旗帜设计。
“以太阳为标志，岂非与日本太过相似？这样不行！”
黄兴大吼道。
据说古时周朝实行井田法。将九百亩的正方形土地以井字形画成九等分，周围的八区分由八家耕种，中央的一区则由八家合耕。
——平均地权。
若作为标榜此一公约的同盟会的徽章，则井字确实很适合。
“我认为井字设计较佳。”
听黄兴如此一说，换成孙文大怒。
“为了此青天白日旗而牺牲性命的人不知已有几万之众。若不同意此旗，则须先将我孙文打倒！”
王朝的黄昏（7）
“此一井字中包藏着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心愿。若你当会长连这点都不懂，那我就要退出同盟会！”
黄兴几乎跳了起来。
——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未几，复还。
章炳麟在《自定年谱》中如此讽刺道。
广东香山的孙文、湖南长沙的黄兴、浙江余杭的章炳麟，在在皆是不好相处的棘手人物。
黄兴虽与孙文为此大吵一场，但为了革命还是忍辱“厚着脸皮回去”，彼此再成好搭档。尤其是在孙文遭各地驱逐，革命的核心无法运作时，黄兴便充当孙文的代理，负责实际指挥部队。
——克强（黄兴）未免操之过急。明明情势逐渐转为对我有利，清朝已将近半倒而趋于自我毁灭。
坐在行驶的火车中，孙文边查数据边读着书，同时还思考着问题。
清朝为避免毁灭而祭出一连串新政策，但在孙文眼中，那只不过是更加勒紧了自己的脖子。
行政机构不论是哪一部（相当于日本的省）皆设满人尚书与汉人尚书两名长官。依摄政王的改革主张，一部的长官仅限一人。十三部的长官以满族大臣占九人，汉族大臣占四人。
原本以为为了消弭汉族的不满，会增加汉族的职缺。不料全然不是这回事，而且满族大臣九人之中，皇族或宗室便占了六人。
世人称此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为了巡回募款，孙文绕经加拿大去到纽约。他在令人怀念的黄二嫂的“一碗面”店中吃着面。若换成是康有为，大概会率门生或秘书到一流的餐馆中用餐吧！孙文喜欢路边摊，“一碗面”正符合他的喜好。
吃完面后，一名男子走近。
“有什么消息吗？”
孙文搁下筷子问道。
“不是什么好消息。黄兴等人有动作，但起义似乎又失败了。仅此而已！”
也不知是友是敌，周榕总是捎来各种情报。他所捎来的情报无一不精准。此时他露出比平常更正经的表情，在孙文的面前摊开一份报纸。
——中国的革命党再次起义失败。
斗大的标题底下画着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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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中原（1）
孙文（左二）与黄兴（左四）等同盟会成员在上海的留影。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日，孙文从科罗拉多州抵丹佛。他因火车之旅显得相当疲累。
十余日前，他接到香港的黄兴拍来的一封电报。
暗码簿就放在行李箱内，故而一抵丹佛便可解读电报内容。
——湖北新军近期必定起义，火速汇来军费。
在加拿大募得的款项已拨付充当三月二十九日起义牺牲者的遗族救济金，故而无法立即再汇出军费。孙文考虑拟一回电要湖北起义稍延再议，因已是深夜时分，故打算翌日再发。
翌日即十月十二日，晏起食用早餐，手持叉子，无意中瞥见刚买来的报纸，一行斗大标题映入眼帘：
——武昌为革命军占领。
他从容地将叉子放回原位，用两手拿起报纸。
十月十日——这天称为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因此次起义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当然孙文读的是英文报纸，武昌起义之事已广受举世报道。例如日本的报纸发自汉口的报道所加标题曰“堂堂叛军”，记载如下：
在武昌之日本人今（十一日）全体撤离，均平安，依其言，武昌之叛乱由各学堂学生掀起，警察亦加入，但该叛军堂堂正正未加秋毫危害于人民，从九日夜晚至十日，武昌城内未加入叛军之官兵已是死尸累累，最危险之时当是十一日傍晚，武昌百姓人人自危，乃因避难军舰内之瑞总督于十一日夜晚计划从军舰上炮击武昌城，又当地日本人居留地于十一日夜晚召开民会，组成义勇军，拟着手防卫居留地。（《东京朝日新闻》）
孙文在丹佛所看的美国报纸大概也是报道几乎相近的内容吧。
孙文原本预计为进行游说与募款还得继续巡回美国各地，但一读到武昌举兵的报道，便骤然改变了计划。
他考虑要将革命的现场交托给国内同志，好容易才来到外国，自己应该在外交方面活动俾利中国。
依孙文的看法，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同情中国革命的有美国与法国，反对革命的有德国与俄国，日本则是民间寄以同情，但政府反对。英国则是民间寄以同情，政府立场“未定”。
由此，孙文判断革命外交的主要工作应置于英国，所以决定中止游说美国而改赴英国。
他在丹佛会见了密斯脱杨，获得经由圣路易斯赴芝加哥的行程建议。
“一路上请小心！”
杨夫人笑道。
“芝加哥那伙人较沉不住气。你去了之后，刚好是个机会，说不定会提前庆祝呢！”
杨拍拍孙文的肩膀。
“我也受过他们相当多的关照。”
孙文连点了数次头。
“唐人莫不欣喜从我们当中出现了一位举世知名的人物。孙逸仙也好，李鸿章也好，都是一样。在纽约，欢迎你的人跟欢迎李鸿章的根本是同一批人。”
杨说完这话便笑了。
十月十五日，在芝加哥举行一场“预祝”新的“中华民国”成立的大会，孙文出席了。
翌日的报纸报道着革命军已经占领距武昌之东约七十公里的黄州。
“不就是苏东坡待过的地方吗？”
苏轼（一○三六至一一○一）曾遭左迁至黄州约五年之久，因此自号“东坡”。凡对书法有兴趣的人莫不曾临摹过他的墨宝“黄州寒食诗”。
孙文也曾听人建议而动心过，但终未有机会临摹。
——等革命成功后再说吧！
凡被问到兴趣方面之事，他总是如此回答。
孙文从芝加哥转赴纽约，再从该地赴英国。孙文的英国之行包含有几个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四国（英、美、法、德）借款团停止借款。因为他担心，在财政上已露出破绽的清朝会因以铁道担保向四国借款团借得巨款而打了一剂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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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中原（2）
“希望尽可能让现今的政权安眠。勿让人民承受过多的负担。”
孙文说道。
虽不认为清朝还有什么惊人力量，但总希望政权的新旧交替能尽可能平顺进行。
在伦敦，他拜访了借款团的银行家，得知只有外务大臣有权停止借款。于是他向英国政府提出三项请求。
一、停止对大清国政府的一切借款。
二、请制止日本政府对大清国政府的援助。
三、取消英国各属地对孙文的驱逐令。
其中第二项是请求“制止”日本对大清国的支持。日本并不在四国借款团之内，之所以对英国提出如此请求，只因希望能扩张国际援助拒绝网。
日英之间有同盟之约，孙文认为由英国向日本提出请求较易见效。
日本民间对中国革命抱持友好态度，但政府则未必如此。从政体问题来看，日本希望同是帝制的大清国当邻国，若邻国是个经由革命而诞生的共和国，则彼此之间可能较易产生紧张关系。
另从国家利益来看，邻国若是弱国，当然较令人觉得安心。现今的邻国正处于立宪君主（保皇）派与革命派之争。日本的真心话是欢迎一如往昔的保守帝制，但那已是落伍的想法。如今至少也希望邻国能以日本为借镜而成为立宪君主国。
孙文知道自己的“革命派”路线未必会让日本怀着好感。
孙文经常感谢宫崎滔天这类的民间支持者，但就国家而言，日本却可能成为革命中国的敌人。
在此次旅途中，孙文闻知宫崎滔天身体不适。消息来源是在加拿大的联络人冯自由，此人是冯镜如之子，孙文第一次起义失败亡命之际，在横滨曾受到冯镜如庇护。冯自由在加入兴中会的成员中年纪最轻（年仅十四岁），后来就读于早稻田。
——经济状况好像也不佳，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冯自由说道。
——这样可不行！
孙文担心这位盟友。
他自己在槟城的妻子染病，子女的学费亦告急，只得向住在吉隆坡的党的经理邓泽如交涉，希望能稍微调高原本每个月一百元的生活费。
即使自己如此拮据，却见不得盟友宫崎滔天陷入困境。孙文写了一封信给滔天，提及自己设法凑了一百日元相赠，请其至横滨的华侨永新祥商店向林清泉君领取。该函的日期为阳历四月一日，正值阴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之前不久。
在英国，能再见到恩师兼救命恩人的康德黎博士自是人生一乐。孙文去到康德黎家，相识的女仆出来迎接，边微笑边说道：
“刚好有一封你的电报送达。上头全是些数字。”
那是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收信人仅写着：
——
伦敦的电报局大概也不晓得要送给谁才好。既然是中国人，那就送到了公使馆。
公使馆似乎也感到困扰，之前也曾发生过，于是将电报就近送到康德黎博士的住所。
康德黎不在家，康德黎夫人不知是否该收下。
——我不知是否该收下。我先生不在家，说不定稍后会退回电报呢！
她事先说明有可能会拒收而退回电报。
也不知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既然是电报，当然是急件。孙文打电报时，总是先用汉文写下电文，再翻阅那红色封皮的笔记本，将之改成数字。
康德黎家中的一隅放置着孙文寄放的行李。那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就和几本书摆在一起。
想必是急件，孙文肯定会取出红色封皮的笔记本，立即将那些数字译成汉字。康德黎夫人想自己先行译出电文，以便节省孙文的时间，但她不会读汉文，只约略能看懂，并用歪歪斜斜的字迹照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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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中原（3）
电文内容不长，康德黎夫人便用此法抄译下来。
虽不懂其意，但之前也曾发生过，她猜想可能是以救孙文为使命的某个人所拍发。
隔了两个钟头，孙文偕康德黎返家。康氏家人和孙文间存在一种默契，即不谈论革命话题或隐私之事。因此，对电报内容康氏夫妻未开口发问。
“哦，这电报送来时就已经译成汉字了吗？”
孙文边微笑着边问道。
康氏夫妻从刚才起就关心电报之事，一直观察着孙文的表情，见他展颜一笑，两人才如释重负。
“是我！虽不知其意，但一个字一个字照着抄下来。”
康德黎夫人答道。
“这字写得很漂亮！要说这是出自第一次写汉字之人的手，大概没有人会相信。”
孙文夸奖道。
“是秘密消息吗？”
康德黎夫人忍不住问道。
“不！”孙文摇摇头——“是推荐我担任共和国总统的通知。”
“你会接受吧？”
康德黎博士问道。
孙文偏着头想了一下后答道——“是的！若现今并无适当人选，那我就暂时答应担任。”
“真不敢相信！”康德黎张开双臂说道——“公使馆只需译出电文便知内容，却偏偏大费周章送来这里。”
“因为他们人在外国，较具有国际观，明白世界的大势。清这个王朝也总算走到尽头了。”
孙文说道。
大清国的驻英公使在去年八月之前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其后由刘玉麟接任。刘与孙文同是出身广东香山县，早期留学美国，归国后曾任李鸿章的家庭教师。后来在共和国成立后，他仍担任驻英公使一职，是个了解大势的人物。将电报送交孙文一事显然是经过他的批准。
此一电报拍来之际，清朝尚未覆亡，革命派拥黎元洪为都督，并为拉拢新军的大部分成员，甚至也有意要拥袁世凯复出。
孙文在康德黎家中接到电报后，从伦敦拍发回电给上海的“民国军政府”，表示自己赞成由黎元洪或袁世凯担任新政权的总统，总之希望国家的基础能够稳固下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孙文从伦敦抵巴黎。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从马赛搭船回国。
清朝政府除起用袁世凯外，别无他策。摄政王虽极力阻止起用曾背叛兄长光绪帝的袁世凯，但若是这样就无异于亡国。
武昌失陷后，满洲集团的唯一求生之道就是行立宪君主制。但满洲人岂甘心当一个放弃实权而徒拥虚名的君主？
革命派连立宪君主制也不肯同意，坚持创立共和国。简单地说，南北僵持而形成了对立场面，孙文身为对立中的南方代表，亦即革命派的领袖步步进逼。
十二月十五日，孙文所搭之船抵新加坡，三天后的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召开了一场南北议和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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