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学中，＋和…，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正电和负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37］
恩格斯和列宁为了给辩证的发展模式奠定物质的、物理的基础，都参考了自然科学的内容。他们要表明的，不仅是在自然、社会和哲学领域辩证发展过程之间的类似性，而且是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不过，在表明这种一致性时，他们不但采取了与马克思有关自然及其与人类关系的观点截然不同的见解，而且，还使马克思有关自然界及其变化的微妙而灵活的认识模式变得僵化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他们在这样做时，模糊了作为一般范畴的冲突———即冲突和作为特殊概念的冲突———即矛盾之间一切有可能作出的区别。这样，对于理解并非两极化对立有益的辩证法———这种辩证的对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远比那些两极化的对立来得普遍———由于使用了矛盾这个术语而遭致歪曲，从而也就使注意到自然界变化本性的原始辩证论者所强调的对立面互补思想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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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Frederic L 。Bender题为The Betrayal of Marx的选集的“编者按”中所发现的观点（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5），主要是在56~59页、66页脚注和82页脚注。马克思既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严肃而讲科学的唯物主义者，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背弃的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马克思。然而，Bender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所弥漫的他那个时代的科学主义气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的著作才为他的继承者们直接提供了变更的契机。见Paul Thomas的Marx and Science一文，载于 Political Studies 24∶1（1976），1…23页。
虽然毛泽东经常使用“矛盾”这一术语，但他是在两极性冲突和非两极性冲突这两重意义上使用的。在他运用辩证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对互补性和矛盾性的双重强调。他是通过运用对立统一原则实现这种两重强调的。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互补性的观念，不是冲突的永久特性，而是在辩证运动过程中“暂时性”的东西。他在讨论辩证法时，常常引证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指出自然、社会和哲学中矛盾因素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统一性。他首先引用恩格斯的话（“运动本身就是矛盾”［38］）证明矛盾理论的基础是运动规律，尔后指出：“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39］。事实上，他在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时，又进一步指出，具体的自然科学的划分都是依据构成不同的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的。*在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和适用于社会科学的辩证法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上，他虽然倾向于恩格斯和列宁，但同时，在辩证法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而出现的问题上，毛泽东仍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实践性解释；这种解释以一种与马克思本人观点更为接近的方式把自然与人的活动重新统一起来：
* 这段话使人联想起Thomas Kuhn对科学新分支的描述。Kuhn认为，新分支的创立是在新范式与先前业已创立的科学断层的基础上进行的，见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在其他地方，有一段特别令人感兴趣的话，毛泽东认为辩证发展的波浪式运动（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面作更为详细的讨论）是一种不仅在人类社会领域得到验证的规律，而且在电磁波和声波运动中也得到了证明。这段话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即那种相似性把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联结在一起，尽管电磁学和声学本身是无法表述清楚的。参见《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4月）。毛泽东通过辩证法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系在一起的激情，在他对阪田昌一的辩证的核物理学的赞同中也有所表露，见《对游泳的评论》，载《人民日报》（1966…07…25）和对阪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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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11）
人类的实践史———像自然斗争史、阶级斗争史、科学史———在长久年月中，为了生活与斗争的必要，考虑物质的现实及其法则，证明了唯物论哲学的正确性，找到了自己斗争的工具———唯物论哲学。**
** 见《辩证法唯物论》。围绕着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展开了广泛的争论。Arthur Co…hen认为，与1937年的《矛盾论》的完善性相比，这篇文章（根据所得到的资料表明，他写下的日期是1940年）的粗糙性表明，《矛盾论》或者是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把写作日期提前了，或者可能是对《辩证法唯物论》作了重大的修订，见The －munism of Mao Tse？鄄tung，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25页脚注。Dennis Doolin和Peter Golas发表了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的译文，并完全同意Cohen对这篇论文与其声称的写作日期不相一致的看法，见《毛泽东论文中的范例〈矛盾论〉》，载《中国季刊》，1964年（19），38页脚注。Karl Wittfogel和发现，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抄袭，见《对毛泽东所掌握的辩证法概念和问题的评论》，载《苏维埃思想研究》3∶4 （1963），251~277页。另一方面，John Rue认为，事实上，这篇文章是由那些反对毛泽东并与莫斯科有密切关系的党内人士发表的，其目的就是要诋毁他，见《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464~468页。早在1965年，当埃德加？斯诺将西方的学者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告诉毛泽东时，他也对这场争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对斯诺的回答是，虽然他清楚地回忆了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日期，但这两篇论文都是作为在延安抗大的讲演而发表的，他从没有写过一篇题为《辩证法唯物论》的文章。“他认为如果他写过，是会记得的。”见［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香港：南奥出版社，1977年增译本），222~223页。Stuart Schram似乎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尽管与毛泽东的回忆相左，但他发现了许多毛泽东于1936年到1937年在抗大所作讲演的笔记。这些笔记发表在1938年的《抗战大学》杂志上，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论》和《实践论》这两篇论文，此外，这些笔记表明，《矛盾论》的演讲是在后面作的。这样，所有这些文稿都说明，这篇文章是写于1936年末和1937年初；虽然在质量上是粗糙且参差不齐的，但也明显地反映了毛泽东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实质。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85~88页。在注明日期为1964年12月23日的一则简短的言论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在人类冲突和自然界冲突之间关系问题上多少有些相似的论述，这种论述以自然界的冲突作为人类社会冲突的必然性的事实根据。他说：“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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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到了中国的先人，以此作为导入他所理解的那种辩证法的核心原则（即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手段。他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40］他在解释这种对立统一时说：“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41］接着他用一段话来说明这一观点，而这段话实际是《道德经》的一种释义，他以此强调在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中丧失的对立面互补的意义：“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42］在其他地方，他论证说，可以把恩格斯的三个辩证法规律归结为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在1960年［43］，他说：“对立统一规律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面的统一，本质上说，并不存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但毛泽东又认为，强调对立统一这条规律，并不意味着这是惟一的一条规律。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究竟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还是强调对立面的冲突这一问题，哲学界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论战使这一点变得更清楚了。杨献珍认为，应当重视合二而一，即由对立力量的冲突所产生的新的统一阶段。［44］毛泽东反对杨献珍的这一主张，是因为杨的观点会造成政治上的分歧。杨献珍的观点恰好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强调调和那时的斗争，而毛泽东正试图要提出相反的观点。不过他的这种观点也具有更广泛的方法论上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而不强调对立面潜在的矛盾，那是一种黑格尔式的错误，它会导致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正确的立场只能是一个，就是在强调一分为二的同时，指出冲突的连续性以及统一和平衡的暂时性。［45］
* 《对游泳的评论》，载《人民日报》（1966…07…25）。（似应为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工作的谈话。———译者注）第二年毛泽东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提到斯大林把恩格斯的三条规律扩展为四条；而毛泽东认为：“辩证法只有一个根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
毛泽东对杨献珍观点的批评表明：辩证地解决统一中的对立和对立中的统一这种明显的两难问题，应当将这两种状态看作在连续性过程中随时间变化而相互交替的瞬间。在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一些时期：这时，斗争、分裂和质变是其特征；同样，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些时期：这时，互补、统一和量变是其特征。尽管这两个阶段对于事物的发展过程来说都是必然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前者是“绝对的”或既定的，而把后者———互补和统一 ———想象为相对的或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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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13）
从毛泽东解决这一问题的辩证观念中产生了在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广泛的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就是他在解释前进和发展的运动过程时所用的“波浪”和“螺旋”。他在1961年［46］写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47］“螺旋”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事物从不平衡开始运动，然后重新回到平衡，因而“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48］ 。“波浪”表明了高潮和低潮［49］、紧张和松弛的相互交替［50］。他在1958年说：“波浪式的前进形式就是谨慎和草率的对立统一”，就是“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51］
最后（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最后，因为我们在谈到毛泽东关于人在辩证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时，还会谈到这一点），他常常把“波浪”当作整体自然的象征来谈论，因为它是人们在前进过程中必须与之斗争的对象。在毛泽东的诗词《游泳》中，他引用了孔夫子对波浪的象征意义的解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但是，前面的几行诗句显然改变了象征意义：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任凭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52］
显然，波浪对毛泽东来说，是自然界辩证运动的一种象征，它也曾使毛泽东的祖先们产生过同样的联想。但是，在谈到当人们面对这种运动的态度时，他却毫不犹豫地背离了这种象征意义。他在1964年说：“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游泳者与大自然搏斗”［53］。 “波浪”同样也被看成是他政治生活的一种象征：1966年7月，他再次跃入扬子江，以表明他精力旺盛，正在作为“第一线”领导人重新出现，准备在开始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54］
有意义的是，毛泽东提出要抛弃恩格斯的第三条辩证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理查德？伯恩斯坦用一种颇有启迪的类推法指出，黑格尔运用“否定”这一术语是要描述新事物产生的过程：“当辩证过程的某一个‘要素’得到充分发展或理解时，就会引起它自身的否定，当然它不会机械地遇到某个反题，相反，这个过程倒更像悲剧英雄，因他自己性格的发展而导致‘失败’这样一种不幸的过程。”［55］相比之下，毛泽东有关合题实现过程的思想，可能由于他只是通过恩格斯才了解黑格尔的，因而更具机械性而不是有机性。他实际上把相对平衡阶段当作量变过程来描述，并且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内部和外部原因所引起的。［56］在其他地方，他还论述说，在这一阶段，冲突得到“发展”，变得“尖锐”和“深刻”起来。他认为，量变阶段的最好例子，就是一个面对正在崛起的先进阶级而自己正在衰落的统治阶级。［57］照毛泽东的说法，在这一相对平衡或量变阶段，辩证法变成了一种“比较方法”，矛盾的双方据此而并存，并表现各自相对的力量。［58］相反，事物向新质状态过渡的质变则是以扬弃，即事物的原有状态被取代为先决条件的，用毛泽东的术语说就是“飞跃”，这种质变是一种由矛盾固有的力量必然造成的。［59］
论 冲 突（14）
新事物辩证地取代旧事物，人们用综合的实现来指称这一阶段。毛泽东在用他自己的说法代替这个黑格尔式的术语时，表现得最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