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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时间和场合下，有关的社会冲突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用自然界的矛盾作为例证来阐述他们的观点，这确实让人非信不可，研究者很难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但对于我们来说，社会矛盾就似乎不是那么不证自明的了。但毛泽东不这么看，他认为：“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79］正是由于这类矛盾错综复杂，因此，在特定的客观情境中识别出这类矛盾，就是那些直接接触现实环境和有经验的研究者的任务了。关于这一点，在下章中我们将作更详细的讨论。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列出一系列矛盾的过程，在这些矛盾中最终会被发现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一事物发展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在1958年提到，这是一个“设置对立面”的过程：“所谓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80］后来，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又说：在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对立面，可由人工设置起来，如修水库、办工厂。但自然界必须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条件，有物质基础。［81］他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可以作为他本人实施这一过程的实例。他在这个讲话中提出了有关中国发展的“十大关系”，如工业和农业，经济发展和国防，沿海和内地，等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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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领域里的有关冲突一经确定，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区别就是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作出区别。根据冲突所要实现的目标，可以判定主要矛盾就是那种“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83］，主要矛盾的解决会推动社会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在处理矛盾时，必须要作的第三种区别是极为重要的。在主要矛盾内，矛盾的双方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非主要的”或次要的？毛泽东对这种区别的论述［84］，有许多地方模棱两可。有时是依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大小作为区分的根据；有时是依更为抽象的定性判断作为区分的根据。附带说一下，这种模棱两可也表明，毛泽东追随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必要性进行了含混不清的否定。［85］例如，毛泽东谈到，矛盾主要方面，就是通过与矛盾另一方面的斗争而使其“由小变大”，进而获得了支配地位的方面。［86］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作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区分———“新”与“旧”的区分。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特定的矛盾中，“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87］。假如人们像毛泽东在其经历的这一阶段所认识的那样，认真地接受这种随时间推移必然会产生积极变化的思想，那么，他在这里以新生事物（人们可以首先假定这是一种有可能验证的性质）的名义提出的区别，实际上是一种无法验证的价值判断的区别。因为从这种语言氛围中产生的“旧”字，很明显具有贬义。既然为推进事物发展过程所要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只有在人们把其力量投入到矛盾的“新的”或积极的一面时才能采取（并进而增强了这一面的力量），那么，在矛盾“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的这种区别，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 这里所作的区分使人联想到1938年毛泽东在讨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时所作出的结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75~476页。“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特殊矛盾的例子，新颖的事物、美好的东西和强盛的事物并不始终与矛盾的同一个方面相联系，如我们在对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区分进行分析时看到的。实际上，如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的那样，一旦掌握政权，革命者就会发现，新颖的东西并不常常等同于他们所认为的强大的和肯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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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处理矛盾时需要作的第四种区别是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这种区别要依赖于第二种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划分人民和敌人的界限，要依据人们对待特定社会里特定时期的主要矛盾的态度。*当然，这种区别反过来决定人们在解决矛盾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采取斗争的行动方式；在非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采取毛泽东所谓的说服和批评的“民主”方法。
*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最早在1937年《矛盾论》中提出，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34～336页。而在写于1956年12月的一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又作了详尽的发挥。在1957年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和敌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种主张可追溯到《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有关区别对待同盟者和敌人的论述，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68～1482页。Arthur Cohen已探索了这种思想的根源，认为它来源于毛泽东在1937年引用的列宁的这样一种思想：“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系统地阐明这种观点之前，早就有苏联和中国的理论家们提出了这种观点。在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的笔记中也可发现这种观点。
然而，人们发现，在“处理”矛盾这个宽泛的题目下，为了使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为了通过这种解决来促进事物发展，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必须采取的行动有好多种。
在我们总结毛泽东扼要阐明的有关冲突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人类在促成这种积极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一些观点时，回顾一下康德的那种目的论区分，也许是有意义的。康德解释说，人类希望和谐，而自然寻求斗争并将人类从懒惰的生活中拯救出来。［88］在现代辩证法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自然界之倾向于冲突和人类之不倾向于冲突之间的差异，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前辈们来说，一般是无法接受的，这正像古代原始辩证法思想的奠基者们对此感到无法接受或无法理解一样。事实上，毛泽东显然有意地去模糊人类的冲突和自然界的冲突两者间的区别。对他来说，既然人类的目的最终取决于人类与物质力量的关系，因此，人类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自然力量的冲突。这样一来，毛泽东不仅不同意康德所作的那种区分，而且对康德有关人类心理的观点，他很可能也要质疑。人类“在本性上”喜欢稳定和和谐、不喜欢冲突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不到这一假设的明确表达。然而，我们会看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许多原理中，却以不明确的方式提出，如果让人们自行其是的话，他们宁愿过宁静的生活，而不希望生活在一种不稳定的不断冲突的环境中。在康德看来，自然界的冲突是正常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人类之间的冲突则是反常的。在原则上，毛泽东反对康德的这种观点，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的这种看法都是不明确的。另一方面，对康德的自然界的冲突是有益的而人类的冲突（除了由自然力量引起的外）都是有害的观点，毛泽东始终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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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21）
冲突的永恒性
我们已经看到，在毛泽东早期的哲学著作中，他强调冲突的“绝对性”：“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通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89］
当我们在下一章里考察毛泽东的认识论时将会看到，那些被视为普通和永恒真理的任何概念都以某种根本性的方式背离了前面的理论。尽管前后存在明显的矛盾，但毛泽东还是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矛盾对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来说都是一种永恒的特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冲突的性质———尤其是社会冲突的性质是可以变化的，但冲突本身是不变的。
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如果说毛泽东的看法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他的这种看法变得愈来愈肯定了。到晚年，他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甚至是他自己早期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断都进行了修正，而正是这种修正为他的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完成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转折点；革命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将会使阶级消亡，从而随之消灭。最根本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就是阶级矛盾。［90］马克思只偶尔间接地提到这种无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性质，但是这些提法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这是一种本质上的静止状态。马克思虽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社会里继续存在冲突，但他也没有肯定其存在。*
*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空中楼阁”。他们自己是这样谈论这个新社会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4页。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我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共产主义问题》26∶4，1977年；56~62页）一文中已讨论过马克思和他的继承者思想中的空想成分。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没有什么时间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更没余力思索共产主义阶段的问题，这是因为，他那时的基本任务是先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之后，列宁在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初期那种充满活力的实践，因他患病和去世而中断。斯大林开始考虑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时，作出了一个与毛泽东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在1936年宣布，作为社会中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结果，苏联社会实质上已不存在矛盾。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这种观点持有异议。［91］尽管他知道，斯大林生前已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承认在苏联社会中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这种矛盾有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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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22）
据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在1956年之前，中国还处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因此，斯大林早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思想至少暂时与中国毫不相干。但是，斯大林原来的这种思想不仅与毛泽东那种早就以明确而有力的语言阐述的冲突永恒的信念相左，而且，后来在苏联阵营内所发生的事件———尤其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似乎证实了毛泽东那种信念的正确性，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详尽地阐述了在社会主义阶段依然存在着矛盾，但矛盾性质改变了的思想。他强调要重新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果处理得当，对抗性矛盾会逐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我们会看到，把这种观点运用到社会阶级问题上，其含义是相当清楚的：随着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将会逐渐削弱。
但是，在10年之后，毛泽东转而批判这种观点，称之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并把它同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这种批判包含着对社会主义阶段的重新评价，其结论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远没有结束，对抗性矛盾将会不断增加并趋于激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预言：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阶段中，充满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93］。毛泽东晚年同来访者谈到“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时重新强调指出，这一时期中始终存在的一个因素就是冲突。*
* Klaus Mehnert描述过毛泽东在去世前会见德国代表团的情形。在会见中，毛泽东指出，他的思想受到过“四个德国人的深刻影响，他们是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和海克尔”。Ernst Haeckel是一位19世纪后期的进化论者，他的关于宇宙无限发展的观点为毛泽东所接受，并反映在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