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认识就愈可靠。“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14］
论知与行（2）
* 在我们能见到的文章和讲话中，相对来说，毛泽东很少谈及他自己，但是，他确实强调自己过去在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我们已经提到两篇他过去的文章，其中都谈到这种经验。后来，在《论十大关系》、《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64年3月）和《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里面，他也提及这一点。1955年他说到他已广泛阅读了有关地方情况的材料，见《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的讲话》。那年年底，地方情况的一些报告加上他的按语出版了一个集子，以此来证明他的主张的正确性，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在“大跃进”期间，他曾受到某些了解中国农村生活现实的人的指责，但此时中国新闻机构发表了20多篇他参观合作社、人民公社、学校、矿山、工厂和商店的报道。这可以证明他在1965年对他的党内同事所说的话的正确性。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他在1958年参观时所作的报道，可寻找下列索引：《在视察抚顺时的指示》（1958年2月）、《在视察沈阳郊区时的指示》（1958年2月13日）、《在视察四川省时的指示》（1958年3月）、《视察四川省的农业合作社》（195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1958年5月1日）、《与河北省徐水县合作社社员和党委书记的谈话》（1958年8月4日）、《在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6日）、《视察山东农村时谈话摘录》（1958年8月9日）、《在视察新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10日）、《在参观新产品和工业技术展览会时的指示》（1958年8月11~12日）、《在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时发出的指示》（1958年8月13日）、《在视察北京西南郊农业合作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14日）、《在视察安徽、湖北和江苏时的指示》（1958年9月）、《视察武汉大学时所作的指示》（1958年9月12月）、《视察期间在武汉对妇女的讲话》（1958年9月14日）、《在安徽视察期间的指示》（1958年9月16~20日）、《巡视期间的言论》（1958年9月29日）和《在视察东栎人民公社时的指示》（1959年4月13日）。
毛泽东对感觉过程的叙述，使他成了一个彻底的经验论者，至少在认识过程的开端是如此。但是，他又认为，这种感性认识阶段的经验只能导致“对一些表面现象的汇集”［15］；在其他地方，他说看事情必须看它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16］。如果没有迈过这道门槛，就会犯他所谓的“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
论知与行（3）
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理性认识阶段。按毛泽东的说法，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运动是一种辩证的运动：“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17］概念不同于感觉，它们“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相反，感觉是现象的、孤立的和外部的联系。［18］他以井中之蛙作为解释的例子。青蛙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口大。”相反，“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19］。他在1961年指出：“在研究问题时，为了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必须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从而揭示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矛盾。”［20］例如，某个农民根据自己受个别地主压迫的经验，就可以得到关于地主压迫的理性认识。［21］
他接着说，运用概念就可以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并得出逻辑结论。这个过程有一部分只是积累性的：概念是多种感性认识的结果。［22］但是，多种感性认识的积累只能说明有关量变的情形，而他所讲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间的变化在性质上是综合的，因而只能是质变。毛泽东在为改进文风而对党八股提出的第五条罪状中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对在感性认识过程中所观察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经过这个系统而又周密的分析过程后，才有可能“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做了这一步后，才有可能进行“综合”，才有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23］但是，对立面以及通过向一个新的、综合的认识阶段飞跃而得到解决的对立面的冲突，在这里并没有展开论述。这一过程仅仅被说成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24］。
我要说明，这里的矛盾（它的解决形成了概念）是感性认识与观察者带入概念化过程的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前概念”的东西之间的矛盾。我提出“前概念”这个术语，并不是因为它出现在毛泽东本人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中，而是由于他对整个认识过程所作描述的逻辑表明了这样一个术语的适用性。由于毛泽东所理解的认识过程必然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因此，一定存在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对现象世界的“旧”理性认识与对现象世界的“新”感性认识开始发生相互作用。在我看来，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运动（也就是所说的整理和改造的过程）似乎就是这种矛盾的相互作用必定要发生的那个点，我们马上就要看到，这种感性认识与“前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矛盾的，因为任何一个完成了的认识过程的产物都是双重的：新的观念以及作为这种观念的结果而变革了的世界。但是，这个变革了的世界又是另一个超越理性认识的辩证转化过程的产物，因此，概念与客观世界彼此并不是直接一致的。在这种变化发生后人们再次观察世界时，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与建立在这种变化前所形成的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认识又相矛盾了。于是，在一个新的认识过程中，这种理性认识就作为“前概念”而发挥作用了。
论知与行（4）
正是在认识过程的这一阶段内，为各种质量层次的观察者和观念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看来，感性认识过程似乎是一个与“现实”物质世界直接接触的过程，它不太可能发生错误，但我们会看到，他还是认为有些观察者的观察比其他人更恰当、更精确和更可靠一些。而理性认识阶段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不仅是由于观察者的能力和经验（他或她“整理和改造”各种感性材料的能力）不同，而且还由于观察者用来整理和改造感性材料的“前概念”的合理性或有效性不同，这些情况都可能对这一认识过程成功与否产生影响。如果观察者能力不够，或者如果他使用的“前概念”缺乏充分的经验基础或概念化过程不正确、有缺陷，那么，新的认识过程的产物也一定是不正确的。既然认为有些观察者比另一些更有效率，有些“前概念”比另一些更准确，不言自明，那就需要有一种对不同观察者和观念的质量加以分类的序列，需要有一整套标准来实现这种分类。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些标准。
毛泽东一再强调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的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性［25］，他认为，如果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那就会使正确的实践发生偏离。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党的整风运动期间，他阐述过这一观点。他认为，与这种正确的认识过程截然相反的是两种立场，一种是那些主要由于同莫斯科的关系亲近而过分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党员的立场，另一种是那些由于缺少马列主义训练而过分注重他们自己直接具体的革命经验的党员的立场。毛泽东将前者称为教条主义者，将后者称为经验主义者；他认为，这两种人都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经验主义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忽视了理性认识阶段，结果是他就像井底之蛙那样，“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26］。
相反，教条主义者是那些专注于理性认识阶段而忽视感性认识阶段的人。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或别人的理论上面，而不顾那种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基础，其结果是“脱离社会实践”［27］。在1942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以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的关系为例，运用类比的方法对教条主义作了描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
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28］
。。
论知与行（5）
他接着说：他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用粗俗的话来讲，“你们的教条还不如粪便。我们都知道，狗屎可以肥田，人便可以喂狗，而你们的教条，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那有什么用呢”［29］？这段话在修订版本中已删去，但这里必须引出来。教条主义的倾向就是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由于世界是不断发展着的，由于世界的不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能够在任何时候机械地适用于任何地区。［30］正确地运用这些思想，不是把它们当作公式，机械地去套每一种情况，而是把它们当作对自己的感性认识发生影响作用的“前概念”，以便从自己的经验中产生出理性认识来，然后，再用这种理性认识来指导革命的实践。［31］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且适用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理论。1964年，他曾谈到要根据中国革命后来的实践经验重新修订《实践论》和《矛盾论》［32］；次年，他告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来访者，不要把中国革命的理论机械地运用于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请你们不要对我说，你们在我的书本中学到了这样那样的东西。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战争，而我们有我们的战争；你们得根据自己的战争来创立原则和理论，假如书本堆在眼前，那会遮住视线的。”［33］但是，教条主义的危险并不意味着排斥那些能够正确地根据感性认识创造理论的思想家的作用。毛泽东在1958年写道：理论是“在理论家的头脑这个主观世界中的结晶”［34］。第二年他又说：“办不到的，勉强办，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变成了主观能动性。”在同一次讲话中，他作了这样的概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是规律，是从物质反映来的”［35］。毛泽东认为，虽然新的思想是在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阶段产生的，但“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毛泽东在这里把感性与实践等同，他接着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36］
应当重申一下，毛泽东虽然认为认识过程的三个阶段相互依赖，但他强调的侧重点是革命实践阶段。他说，如果将认识过程停留在理性认识阶段，“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37］。“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38］实践之所以是关键，是因为没有实践，认识就没有完成。毛泽东指出，这如同学习语法和逻辑的规则一样，学生在实际应用这些规则之前，他们的理解是不完整的。［39］实践更为重要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的指示，就是通过革命能动地变革世界，而不仅仅限于解释世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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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6）
再说一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运动被说成是一次飞跃，因此，我们应当再一次设想，这种运动是以对立力量的冲突为基础的。像以前一样，对于在认识过程第三个阶段造成辩证飞跃的矛盾，毛泽东并没有作出规定。然而，似乎很清楚，这里涉及的对立面是产生于概念形成阶段的新认识与尚未改变的世界（一个正像其开始被感知时那样的世界）之间的矛盾，因为这种新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对变化的要求，而世界尚未与这些新的认识相一致。认识到这二者彼此矛盾，才会产生更深入的思考。关于一个问题与其解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的看法是前者大致应当与后者相一致。但在毛泽东的思想框架中，却认为问题的解决与问题是一种矛盾的关系，而不是两者相符合。把矛盾概念引入认识过程的这个特定阶段，突出表现了毛泽东的认识过程观的革命倾向，而不是改良倾向。
用图式来表示毛泽东上述有关认识过程的分析，也许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论点：
用这个图式来描述毛泽东在1937年的讲演中所阐述的认识过程，还需作两点说明。第一点与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机械性或操作性特征有关。毫无疑问，这里叙述的矛盾与某些评论毛泽东的学者所鼓吹的有机的、自然的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41］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认为对毛泽东所理解和运用的辩证法做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理解和运用，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与其说应归因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不如说应归因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然而，在发生变化的地方，必须要考虑他做这种阐释的背景。做出这种阐释的那个讲演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个班进行的，这个班的成员主要是红军干部，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却几乎一无所知。在教学中，毛泽东试图用简洁明了、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讲解复杂而又模棱两可的认识过程，这可能使他对认识过程的叙述不像他本人所理解的那样，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