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可谓伤心见道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
白坚武在南京李纯幕中的时候，李大钊曾因为参与某项政治活动，由白介绍同李纯相见，“代表某君有所接洽”。李大钊离开南京之时，白赋诗送别：
守常北行，吾党感于年来行役之不得尽其材，缘斯自负所天，湛然深悟者，惟兹一人。吾党灵光，赖以仅存。于其行也赠以诗，以敦其志：
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
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
夜十二时匆匆作。
这里的“吾党”，不是说政党组织，只是吾侪、吾辈、吾曹、同气、同调等等意思，总而言之：自己人。
李大钊送过几期《新青年》杂志给他，他在第四卷第三号上看到了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几位的白话诗，手痒起来，也做了一首《葫芦行》，“并将所作白话《葫芦行》歪歌函寄守常一阅。”这诗似乎更像现在一些人学做的七言古风，是没有能放得开的解放脚，很难说是“新”诗。这里就不引录了。不久，响应来了：“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就是现在收在《李大钊诗文选集》的《山中即景》（三首）和《悲犬》。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一）（3）
五四运动爆发，学生集中天安门游行，火烧赵家楼。白坚武在日记中说：“晚闻北京学界全体以国权丧失，联合游行街市，作示威运动，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足征人心未死。”这位北洋军人的同情完全在学生方面。
1920年春天，第三国际派维金斯基来中国建立支部，先在北京同李大钊等人接触，一时间，报刊上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多了起来，同时也引起了反对的舆论。反对者抓住“过激党”这个来自日本的不确切的译名大做文章，白坚武对这些论者很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说：
凡奸人之倾陷人，恒先污之以丑名，以挡清议之驾；次则累之以危祸，以坚权要之心，计乃得售。余观于今之以过激名义陷人者，往往不脱此圈套。过激二字，原本不能成立。何所谓激，何所谓不激？无如世人总是浑蛋多，闻见往往囫囵错过，遂令小人横行，正谊消灭耳。
有这样的见识，才有两人这样的交情，也才会有第三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柏烈伟会见他，同他“谈中国现在并将来”的事。（日记中译作包利克，外金斯克）
白的日记中流露对李怀念之处甚多，例如：
寄李守常一函，叙别来状况。契友久别，通函不易，着笔意绪纷涌，正不知从何处说起。身在虚伪场中，每忆共晨夕之旧侣清友，有如繁奢喧嚣，酣睡后残酲已退，斜月上窗，顿思清醴。此其余意，余尝一征之，再绎之，不知大千世界有同证者否耶？
1921年6月3日，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校教员因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问题向政府请愿，与卫兵冲突，有人受伤。当时情况马叙伦回忆说：
到了这日（6月3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地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三五千人，都齐集在###内外，请马代部长（邻翼）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马先生倒并不推辞，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我是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和联合会书记李守常（大钊）先生走在教职员学生前头。我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8页）
白坚武听到这事，很关心李大钊的安危。日记中说：“北京教育界大受武力摧残”，“阅北京学生界通电，教职员被摧残者李守常亦在其列，殊为悬虑，斯真率兽食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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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1）
不久，白坚武入吴佩孚幕中，颇得吴倚重。这就开始了李大钊同白坚武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期。共产国际要在中国的实力人物中寻找合作者乃至代理人，这时很看好孙中山和吴佩孚两人，为了争取这两个人的合作，越飞和马林都作过不少努力。在争取吴佩孚的工作中，李大钊和对吴很有影响力的白坚武的交情就是党的一笔重要资产。白坚武日记：“李守常自京来电，有要事相托，已托陈仲甫来接洽。“现在虽然不知道陈独秀这次洛阳之行的具体情况，但是可以断言就是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争取吴佩孚的任务。由党的领袖亲自出马，也可见对这一任务的重视了。
1922年5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成了国内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在其操纵之中了。吴佩孚一时成了国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共产国际也就更加紧了争取吴的工作。
战事刚刚结束，吴佩孚要在政治上进一步有所作为了，这时，白坚武一面为他起草主张”恢复法统“的通电，一面上条陈，“请吴子玉将军聘李大钊、王试功、万鸿图、张书元、张则民诸君为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推荐五人，李大钊名列第一，置于参议院议员王试功、万鸿图和众议院议员张书元之前。不久之后，白的日记中就有“李守常来，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的记载。李大钊这回到洛阳去两天，大约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争取吴佩孚的方针。
从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可能看到当年争取吴佩孚的一些情况。
维连斯基致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说：“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其结果是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经我们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6月27日，我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9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说的“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指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叛乱。“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大约就是李大钊通过白坚武做的工作。
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一封谈他本人来中国谈判的使命的长信中，这样称颂吴佩孚：
俄国人民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同上书，第99页）
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有一个颇为奇特的想法，就是要促使吴佩孚和孙中山这彼此怀有甚深敌意的两个人携手合作。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
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我试图说服他转向国民党，同孙逸仙和解，现在还未取得成效：前半部分他接受，后半部分他断然拒绝。昨天内务总长孙丹林（吴佩孚安排的人）来访，让我相信他能防止吴佩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同上书，第98页）
1922年8月25日越飞从北京发给加拉罕并呈送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他受到最高礼遇，包括军事礼遇。吴佩孚及其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我信中的意见，都说自己亲俄。吴佩孚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并作了以下声明：
1。不值得与现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它不中用，将在七至十天内被他们驱散。顾维钧外长是亲英分子，但鉴于他很老练，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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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2）
2。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下略）（同上书，第107页）
引文末句或有错字。想来原意是：吴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
这里说的孙吴二人在进行谈判。确实有这事。1922年8月30日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通报他的信使从孙中山那里回来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指孙中山）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同上书，第113页）。在俄国，当然是极希望促成孙、吴的合作。1922年9月18日越飞给吴佩孚的信中说：
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同上书，第132页）
可是俄国想让这两个人合作的愿望是太不现实了。1922年11月2日孙中山给越飞的信中说：
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同上书，第144页）
促使孙吴联合的主张没有成功。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一段文章说到了这事：
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页）
邓中夏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竟也不知促使孙吴联合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以为是陈独秀提出来的机会主义的主张，也可见这事是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不是参与其事的，就是中央委员也不让知道。
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成功，李大钊还是利用白坚武对吴佩孚的影响力帮共产党办成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重要的一件就是，让共产党派几名党员到铁路上去开展工人运动。
派党员到铁路上去工作，是中共建党初期的一件大事，甚至在1922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得到了肯定，拉狄克在会上的发言中说：“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做后盾，但是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们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队使用。……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共产党人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实现。”（同上书，第二卷，第353页）
关于此事。有过多种记载。我见到的最早的是邓中夏：
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大、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都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进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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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3）
高恩洪是吴佩孚的蓬莱同乡，吴的亲信。因为吴的提名于6月12日入阁任交通总长，翌年初因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而下台。他让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去当密查员，是因为他要打击交通系在铁路上的势力，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只是李大钊跟高恩洪非亲非故，既不同乡又不同学，可说是素无渊源。他是通过白坚武才同高拉上关系的。白与高都是吴的心腹人。从白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同高过从甚密。包惠僧的回忆录是说到白坚武的：
1922年5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交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朱务善的回忆文说得更加简明，却突出了白的作用：
那时在吴佩孚幕下有一位政治顾问名白坚武者，是守常同志的老同学。据守常同志当时对我们说，白坚武曾建议吴佩孚“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