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ぷ鳎诓慷又型乒愕�3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经过诉苦和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战斗意志。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一时我军广大指战员和战士们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士气旺盛，斗志昂扬，纷纷请战，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部队的作风、纪律和团结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47年，我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夏秋冬季三次攻势，歼灭蒋军30万人，解放了广大城乡，迫使50万蒋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及附近据点。为了全歼东北之敌，加快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东北我军马上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但是，当时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却不愿南下，反而在4月的吉林会议上，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5月间，林彪又命令两个纵队去打长春机场，没有成功，又提出“久困长围”的口号，致使部队徘徊于长春、沈阳之间，几个月无所作为。对于林彪的做法，罗荣桓不满意，多次严肃劝他率部南下，中央军委也多次来电批评，但此时林彪兼任东北局书记和政委，对罗荣桓的规劝根本就听不进去，罗荣桓只好提议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讨论。 会上，林彪再次强调围困长春的方针，说目前长春粮食已十分困难，再围下去，敌人必然会突围，我们可以围而歼之。 罗荣桓说：“粮食缺乏，饿死的是老百姓！敌人有空运，粮食弹药都不缺！我们再围下去只会浪费时间。中央军委的几十份电报都要求我们南下作战。如果我们不执行‘关门打狗’的指示，让卫立煌集团40多万人跑掉，不论跑到那里，都会给今后的全国解放增加困难。”
罗荣桓小传（4）
常委们一致拥护南下打锦州的方针。林彪无奈，只好同意给中央拍电报，汇报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的结果。可是7月22日给军委的电报发出后，林彪又借口粮食困难，汽油不足，西线铁路被大水冲坏等等理由，仍然按兵不动。 罗荣桓坚决拥护南下方针，他日夜忙着指挥战勤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在冀热辽地区准备了1亿斤粮食，足够几十万部队食用，准备了足够的弹药、汽油、被服，作为后勤保障等。可林彪仍然要等西线铁路修好才动，甚至向中央提出要华北杨成武兵团先包围大同，牵制傅作义的兵力，东北部队才能南下。 8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从东北撤退、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10月底，同时作好根据时局变化从沈阳撤退的方针。 军情急迫，中央军委又来电指出：你们100万大军的行动怎么能取决于杨成武几万部队的行动呢？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会认真出关增援，我军要迅速南下，否则就要贻误战机！ 到这时，林彪仍然不听，他赖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强调要等西线铁路修好后才能行动。 9月7日，毛泽东亲自发来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令，要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在9月、10月两个月内，歼灭锦州、榆关至唐山一线的敌人。并勉励东北部队，要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在长春、沈阳之敌倾巢援锦时，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毛主席发来了命令，林彪不敢再违抗了，下令叫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留六个主力纵队和十四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和沈阳以南地区徘徊。这时，中央军委来电报指出平分兵力的部署是不对的，特别是几个主力纵队太靠近沈阳，这样，沈阳之敌就不敢出来增援，会影响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林彪接电后，心中不快，问罗荣桓的看法。罗荣桓说：“毛主席和中央高瞻远瞩，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回师歼灭沈阳出来增援之敌！应该把更多的兵力调到锦州前线，让沈阳的敌人能放心出来。”林彪担心地说：“想得不错，但锦州也不是纸糊的，里面有十几万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强。万一一时打不下，葫芦岛的援兵打过来，沈阳之敌再西进，我们就要吃大亏！”罗荣桓说：葫芦岛和锦西的援兵，一定要堵住！我想叫2纵5师和3纵赶到义县，让4纵迅速南下，抢占塔山和西海口，阻击葫芦岛方面的敌人！最后林彪同意了，与罗荣桓等人率部南下参加了辽沈战役。在攻打锦州的战斗中，罗荣桓也几次提出攻打方案，使我军胜利占领锦州。我军拿下锦州后，长春守敌成为瓮中之鳖，被迫起义，我军乘胜进行辽西战役，将国民党廖耀湘兵团10多万人悉数歼灭，不久，挥师解放沈阳，取得了辽沈战役歼敌48万人的重大胜利，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这样，罗荣桓在辽沈战役中，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境内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为夺取辽沈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8月，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东北野战军政委，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委，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1949年6月，罗荣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罗荣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4年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全国解放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军在新时期的建设工作。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教育理论方针，为新时期的我军建设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0年代，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 早在最艰苦的年代，罗荣桓就积劳成疾，但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以后一直长期带病工作，终于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63年12月16日逝世。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几天几夜不能入眠。一天深夜，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是毛泽东对罗荣桓军事生涯高度的概括和评价，也寄托了毛泽东对他最大的哀思，罗荣桓元帅的英灵自可含笑九泉了。
作者点评
罗荣桓，我国十大元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我军的卓越领导人。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他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事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堪称典范。”罗荣桓元帅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备受全国人民爱戴；全军指战员尊敬，他高瞻远瞩、放眼全局的战略眼光，坚决果断、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爱护干部的长者风范，身患重病仍坚持工作的忘我精神，深深地刻印在中国人民的心底。 罗荣桓善于把理论、信仰转化为艰苦奋斗的实际行动。他从革命军队中最基层的连队干部做起，与广大战士同甘共苦，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罗荣桓能成为出色的政工干部，后来又成为军内的“政治元帅”，首先在于他自身的模范作用。罗荣桓从井冈山时期任连队党代表起，一直担任人民军队的政治领导工作。罗荣桓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政治干部熟悉基层、了解战士的重要性。他爱兵惜将，赢得了官兵的深深敬重和爱戴。在长征路上，他曾把自己的马让给“红小鬼”骑，而自己步行。他也曾背着生病的战士过草地。他乐意和大家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 罗荣桓同志不仅有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宽广的胸怀，在革命的艰难时期还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罗荣桓同志不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一位优秀的思想政治干部，还是一位能机动灵活指挥军队的优秀军事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沂蒙战场上，他带领我军捕捉战机；全歼日军长田敏江大队。他机智地带领我军巧破重围，胜利粉碎日伪军5万人对沂蒙山区根据地的疯狂扫荡。 罗荣桓同志长期从事我军的政治工作；他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并且要求每个政治工作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人、对事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几次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罗荣桓同志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仗义执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大批革命干部。如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刚得知王凤鸣在湖西支队大搞逼供讯，搞肃反扩大化，枪杀了不少八路军干部，并逮捕了该支队副支队长兼第4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便立即策马带着警卫部队赶到湖西，严厉制止了王凤鸣等人的严重错误行为，营救并解放了梁兴初等一大批党的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同志坚持从东北的实际出发，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制订的南下北宁线攻打锦州的方针，与林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林彪率军南下，一举解放锦州，最终赢得了东北全境的胜利。罗荣桓同志逝世后，张爱萍将军曾在《痛悼罗元帅》一诗中写道：“马列毕生志，主席思想深。”高度赞扬了罗帅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的过程中，罗荣桓始终坚持党对我军的绝对的领导权，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灵魂和生命线，为我军在新时期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罗荣桓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个平凡的人；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家，又是个普通的战士。他一生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光辉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聂荣臻小传（1）
聂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1899年12月29日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场附近的石院子，7岁入私塾接受启蒙，四年后正式进学堂读书。1917年夏天，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当时，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堪称四川第一流，聂荣臻十分珍惜在这里的学习机会，他在自己课桌的右下角庄重地刻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名句作为座右铭。他每天一丝不苟，发愤求索，学习成绩优秀，成为同班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作文有时被抄录张贴，让其他同学观摩阅读。 聂荣臻广读博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进步杂志《新青年》中吸取政治营养，渐渐地，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一个公认的诚挚少年逐渐转变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加入进步学生的行列，常对同窗好友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每遇国家民族大事，聂荣臻总是感慨陈词，忧国忧民思想溢于言表，常书于文卷之上，教师曾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聂荣臻不仅勤奋好学，且见义勇为，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逢善不欺，逢恶不惧，遇同学有纠纷，总是善于排解，遇恃强凌弱者，则打抱不平，挺身相助。平时，他注意节俭，经常布衣草履，从不浪费挥霍，但对同学朋友，则慷慨赠予，毫不吝啬。 五四运动时期，聂荣臻因参加家乡学生爱国斗争，遭到反动军警当局的抓捕。为了避开眼前的危险，学习西洋先进的科学，心怀“实业救国”大志的聂荣臻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积极投身旅法学生运动。1922年，聂荣臻转赴比利时就读于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刘伯坚一起负责过旅比利时支部工作，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10月，聂荣臻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起回国。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过了五年多时间。五年里，聂荣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实业救国论”者转变为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革命论者，并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在黄埔期间，聂荣臻坚决主张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中山舰事件”以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但他仍利用各种机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向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为北伐作准备。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聂荣臻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员等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聂荣臻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 1927年7月中旬，聂荣臻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他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战斗失败后，他转赴香港。同年12月，他潜回广州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聂荣臻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从而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聂荣臻任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