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是我出生、求学和工作过的地方。1946年秋，内战加剧，谈判次数减少，经中央批准，我结束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离开北平去延安。11月1日，我和###（他当时在南京周恩来处工作，此次回延安汇报，途经北平）乘同一架班机赴延安。李克农和夫人赵大姐在延安机场迎接了我，并把我交给驻王家坪中央军委的同志。我随外事组在延安——瓦窑堡——延安——晋绥——建屏（今平山）县的柏里、西柏坡等地工作，几经辗转，没想到这么快又回到了北平，心中十分激动。北平有我的父母和兄妹们。他们现在都在哪里？情况如何？我很想知道。家中虽有电话，但为保密起见，我遵纪没打。
我陪少奇上山散步，他特别喜欢香山的大树，边走边欣赏，难得这样轻松愉快。过去，我也和同学们一起骑车到过香山踏青，观赏红叶，而今，看过北岳的大山，再看那座被称为“鬼见愁”的山岭，就觉得实在太夸张了。
（二）
工作是紧张而繁忙的。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毛主席处双清别墅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最重要的大事都是在那里决定的，散会时大多已过半夜。在我们的住处，最大一间房子是客厅，几乎每天有同志来，坐得满满的，愉快地谈笑，热烈讨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北平市和平解放，没有遭到战争破坏，市内秩序良好。但北平是一座消费城市，旧北平长期被日伪、国民党政府统治，经济早已是个烂摊子。加上长期被解放区包围，城乡联系断绝，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社会上失业人口太多，居民的生活十分困苦。由于华北连年灾荒，这种经济状况我们也难于很快解决。人民群众盼望共产党来解放他们。进城干部实行供给制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的父母靠乞讨度日的事情也时有所闻。人们含着微笑和眼泪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建设比打仗更复杂，领导同志们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因此，对克服困难充满了信心。
下面，我摘抄几段当时的日记：
3月26日，少奇有会。并同我谈“城市工作提纲”，我记下来。
3月27日，少奇听取北平领导同志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即李葆华）、薛子正等汇报关于军管会、联合办事处的存废、物价、税收、房屋土地、财政组织；市委与市政府的分工、供给制与薪金制同时并存等问题。
3月28日，彭真、李葆华、赵毅敏、刘仁、沙可夫和负责大学教育的李昌及负责中小学教育的刘局长等同志来，谈了大学教育经费、师资、教材以及校长人选问题，还汇报了文艺、电影、戏剧等文化教育、宣传方面的问题。
3月29日，少奇主持财经、工会座谈会。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就工业、交通、商业、劳资关系、铁路、金融、合作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汇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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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山到中南海（2）
3月30日，少奇召开党、政、工、青、妇干部座谈会，彭真、刘仁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傅部长等出席。
3月31日，专题讨论工会工作，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少奇同志认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维护工会的独立地位，因为工会是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他曾建议重要同志负责北平市工会工作，可见对工会重视的程度。
4月1日，少奇和彭真等同志讨论人民革命大学的问题。
4月2日，约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等同志来谈平、津接管的情况。一波同志特别谈了对外贸易。
4月3日，少奇出席北平市委会，讲了他听取各方汇报后的意见。他肯定了北平的接收工作，并就今后如何更进一步把旧北平变成新北平，先干什么，如何干，谈了他的看法。当晚主席处有会，可能就在那天决定让少奇同志去天津。
我陪少奇进城专程到华北局一波同志处，那是后圆恩寺的一所漂亮的房子，室内有小喷泉，据说曾经是蒋介石的官邸。平津接管工作均由华北局薄一波同志负责。少奇去天津，行前先去同他打个招呼并嘱他：党中央、毛主席有何指示请及时转告。可见少奇是多么重视组织纪律性。
叶剑英进北平以后，曾亲自给我家打了电话，告诉家里我已结婚。父亲不知“刘少奇”是什么人，跑到西单商场书摊找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上面说少奇外号“小诸葛”，湖南人，这大概就是我父母对少奇的全部了解了。少奇进城时顺路到我家探望和慰问我父母，光英光英，即王光英，时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六哥适从天津来，少奇同他谈了话，并很感兴趣地询问天津工商业的情况，还告诉光英近日要去天津，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谈。父亲知道湖南人爱吃辣子，特地到西单商场附近的湖南饭馆订了菜，款待娇客。当晚，我陪少奇去东交民巷北平市委小礼堂看京戏。
少奇根据连日来听取的汇报，归纳各方面的经验和问题，亲自用毛笔草拟了《关于北平工作问题》的报告提纲，4月7日在北平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在接收中一般很好，同志们保持了廉洁和艰苦的作风，这些是令人满意的。”并讲了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建设新北平。
4月8日，同市委领导谈论成立北平市政协会议的问题，少奇建议召开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时，应让工会、商会代表参加，并指出：“群众的要求与最大利益是恢复与发展生产。”
（三）
少奇是肩负着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真正管好城市的使命到天津去的。天津工商业比较集中，问题很有代表性，当时天津已顺利完成接收，正转入管理与发展生产。临行前少奇还特意通知才从香港回来熟悉贸易、金融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两同志同行，北平市委也派了张文松等几位得力干部随行，以便及时将少奇的意见转告市委，中办同去的有吴振英（老红军，少奇的秘书）、李树槐（老红军，负责警卫）等同志和我。
4月10日晚9点，少奇一行乘火车抵天津，黄克诚、黄敬、黄火青、吴德黄克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敬，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市长。黄火青，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二副书记。吴德，时任中共冀东区委员会书记。等到火车站迎接。我们被安排在近郊小刘庄的一座两层小洋房住下。因时间较晚，仅就如何汇报、视察等事宜谈了一下，决定活动安排均由黄敬负责，并全程陪同。
4月11日，上午视察中纺一厂和自行车厂，少奇提出要注意劳动保护。下午举行第一次汇报会，内容比较广泛，包括综合情况以及对内对外贸易情况，并且汇报了资本家的顾虑和意见。
4月12日，上午视察灰堆子纸厂（即现在的天津造纸总厂）。下午座谈，工商局的同志汇报工商管理和物资分配等问题，最后介绍了几位工商界大户的情况。
4月13日，上午视察中央电工器材厂。下午听取市场、粮食管理、金融等方面的汇报。
从香山到中南海（3）
4月14日，上午视察汽车修配厂，下午继续听取贸易部门的汇报和讨论。
4月15日，工作之余，少奇想看看他1928年任顺直省委书记、1936年任北方局书记以及先后几次到天津时住过的老房子，我们坐车在市区转了一圈，在几条胡同走了走，陪同去的干部大都不熟悉当时的情况，找不到少奇记忆里的老住处。幸得有龚饮冰同行，他找到了当年在天津建立的地下党联络点“万源湘绣庄”，少奇真还在那里住过。
4月16日，市工业局有关同志来汇报工业企业等方面的情况。
4月17日，听取和讨论工会工作的汇报。
4月18日，少奇在天津市委会上讲话，谈对天津工作的初步意见。
4月19日，邀请天津市几位著名资本家座谈，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对于安定资本家的情绪，解除顾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天津比较有名的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宋卿、朱继圣、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资耀华、王翰庭等参加了会议。黄敬出席，我在场。与会者纷纷发言，反映情况，表###态。少奇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
4月20日，上午少奇听取外事工作汇报。下午与贸易部门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贸易工作好比血管，对经济的影响甚为重要，天津是对内外贸易的集散地，搞不好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都会很大。
4月21日，少奇解答工商界100余人提出的问题。同日还到生产抵羊牌毛线的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视察工厂车间，并接见了劳资双方代表。
4月22日，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汇报摩托接管处、电讯管理处、仓库、联勤、被服、针织、冀北电力公司天津分公司、化学厂、卷烟厂、面粉厂、火柴公司、耀华玻璃厂、华新纺纱厂、食品饮料厂、铁砂厂等情况。
4月23日，视察仁利毛呢厂，少奇赞扬工厂文明、清洁、先进。总经理朱继圣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关于工厂管理的英文书。
4月24日，少奇在天津党、政、军、民干部扩大会上讲话。指出：接收工作完结，同志们很辛苦，党中央一般是满意的。并就今后如何管理、改造和发展新天津作了长篇论述。
4月25日，上午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讲话；下午在耀华中学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工讲话，其中谈到要团结起来搞好工厂，不要抛弃一个有用的人。党员应公开身份，以利群众监督。
同一天，少奇还写了关于接管问题给华东局的指示电（现存有手稿）。
在津期间我们经常听到零星枪声。有一天，少奇正在住处工作，又响起枪声。忽然黄敬自己开车来接我们去看市容，却把我们送到市内一所很坚固的大楼上饮茶、聊天。黄敬一直很沉着，过了一段时间，他才说，没事了，看市容去吧！原来是我们住地附近的一座兵工厂发生爆炸，原因不详。黄敬真有点儿“内紧外松”的本事。
4月27日，少奇就干部对24日讲话的提问做解答。问题涉及面广，很多问题非常具体。
4月28日，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
4月29日，上午在文教干部会上发言，强调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奖励私人办学。指出报纸工作不要为写评论而写评论，应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指出要好坏意见都听，不要限制畅所欲言。少奇还讲电影作品的审查不要太严，要让戏班子有饭吃，不要限制太死，越是禁止，人家反而越想看，只禁止那些淫秽的、政治上反动的，新作品出来自然会淘汰没有生命力的。下午少奇对华北总工会的干部讲话。
5月1日，向路经天津的南下干部讲话。少奇讲要特别注意与当地干部、群众的联系。我们党即将取得全国的解放，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如何管理城市的问题，其中经济和工会工作至关重要。
5月2日，召集资本家座谈并讲话。这次座谈会较4月19日召开的座谈会范围广，参加的资本家包括各个层次。
从香山到中南海（4）
5月3日，上午与华北供销总社干部谈话，下午和教育界人士座谈。这天少奇还给宋卿写了回信（来往两信均见过报，来信系30日写）。
5月4日，视察天津市容。途中在中原公司附近下车散步，公司大楼的尖顶在激战中被炮弹打掉，有些不认识了。在和平路（当时叫罗斯福路）街边，正好走过光英开办的近代化学厂门市部，进去看了看，货架上有卷卷漆布，还遇见原北平我家的邻居、光英的同学和股东宗先生。
5月5日，华北职工代表大会开幕，少奇代表中央做《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当晚，黄敬和李烛尘先生陪同少奇会见了开滦煤矿公司的中、英方代表。
5月6日，少奇出席天津市委扩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城市管理和职工问题》的报告。
5月7日，天津调查结束，少奇要去塘沽、唐山。
天津市的解放虽然经过激烈的战斗，社会秩序恢复很快，水电供应基本正常，但生产的恢复比较缓慢，主要是原材料供应和销售渠道断了。政权工作一时还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像北平一样，干部们忙于招待来往队伍，贷款，找房子……还是农村那一套作风和工作方式，打锣开会，读文件，念报纸，大学教授、工厂厂长、银行经理去街道学习。形势迫使我们学习原来不懂的东西。
（四）
少奇的天津之行，对如何进行城市民主建设提出了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完整设想，指出管理好城市的关键在于理顺“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城乡关系、劳资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这对于早期政权建设、民主管理、革命党向执政党升华是有重要意义的。少奇说：城市的特点是集中。城市是市政府管理的，国家机器主要是警察、法院、监狱。接待来往人员有招待所，贷款找银行，管卫生有卫生局。这些事，街道干部管不了，也不该管。城市的基本组织是市党委、市政府、市民代表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最好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会，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不是苏联的苏维埃，也不是过去的参议会，是人民管理政权。少奇说：城市工作主要是工会工作和经济工作，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从城市到农村，多年同无产阶级是隔离的（除少数白区工作者外），现在由农村到城市，回到本队，无产阶级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阶级觉悟也不高，如果组织不好，教育不好，所谓依靠，就是空话。一流干部要分配到工会去，工会一定要解决工人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威信。大革命以前，都是工会津贴党，党不津贴工会。现在倒过来了，如果工人还要罢工，这就值得我们思索了：工会是不是代表了工人的利益？
七届二中全会以前，少奇即集中精力研究城市接管工作中的政策，当时石家庄、济南、沈阳等城市的接管，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石家庄解放后，搞清算斗争，把工商业算垮了。斗争会决定一切，可以捆人打人，没收财产，甚至把人拖死了。人们只看到斗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