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产量将是三千七百五十亿公斤，把这作为本年度的最后统计予以公布，以证明人民公社的一鸣惊人。但是，八十四位中央委员、八十二位候补中央委员和三十个省市区的书记们，谁也不会想到，实际的产量只及这个数字的百分之五十二。更不会想到，这里面埋藏着日后农村的可怕的饥荒。
照过去方针办（19）
以一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幅度来夸耀农业的增产，表明了那个时候的农业方针乃是一种愚昧与虚伪的混合物。但如果认为党的领袖们只是热衷于虚幻的神话，而对自然界的客观属性一无所知，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毛泽东本人出身于农民，对于作物的生长过程并不生疏。他在巡视乡村的时候，就常常说起技术在种田当中的重要性，例如土地应当深翻，种子应当密植，这些话后来被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归纳为“八字宪法”，包括土壤、肥料、水利、种子、密植、管理等等方面。然而终其一生，毛泽东始终认为精神力量之重要远远高于技术的因素。但事实上，任何科学技术一旦陷入愚昧和想入非非，也就如同闹剧。比如，在“深翻土地”的号召之下，基层的官员们就会动员社员将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又比如“合理密植”的结果，是让土地的每一平方厘米都布满种子，竟在每一亩土地上播种数百公斤，日后种芽发起，重重叠叠，先是将整块土地顶起，接着就全部死亡。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们许多奇特的想象。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粪便加以蒸煮，垒成无数圆锥体或环形、梯形，再以薄士密封于表面，上栽作物后又以纤细竹管插入，顺管孔浇水，催动肥料发酵，以释放种种气体，养育表层土壤和作物。这最为常见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增产欲望，于是又附之以种种非常措施。比如为每棵庄稼注射若干毫升的营养液体，这种液体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长素或者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在所有幻想和发明中，以徐水县大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高玉生的发明最为耸人听闻，他将带血的狗肉煮烂，以肉汤浇灌作物。据说此种肉汤可使玉米每株结穗十棵，使谷子穗长五寸。（《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所以一时风行乡间，狗迹几绝。但是，为人民公社的种种奇迹作出牺牲的决非仅是狗，还有其它生物。陕西省蒲城县的一个发明是改变鸡的习性，让公鸡履行母鸡的职责去孵化小鸡，以使母鸡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下蛋。在这个实验中公鸡被割去生殖器官，并且被迫像人一样地喝下两杯酒，然后就醉意盎然地去孵化同伴的子女。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位学生用大致类似的办法完成了另外一项创造。他们对一头猪施以手术，将其耳朵、尾巴、甲状腺和部分胸腺割去。猪的照片后来挂在北京的农业展览馆中，其秃头秃尾之状惨不忍睹。但是照片说明写道，这种“四割法”使这只猪在一天之内增膘九点五公斤。所以它是学生们向国庆九周年敬献的礼物。这些事实证明，科学与愚昧断然没有可能在同一个殿堂里面共生共息，不是科学改造愚昧，就是愚昧把科学也变成愚昧，二者必居其一。
以我们国家传统中源远流长的积弊衡之，种种愚昧的存在本身并非意外。问题是这些浮躁和残忍的一意孤行，何以会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诞生成为无可抗拒的社会力量？史学家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大都会说到由战争中崛起的国家大政主持者，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这多少有一些道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富于天才的领导者，并不一定就能成为经济的天才。不过，个人的贤愚得失最终能够左右大局，乃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既成制度中缺少遏制个人行为的力量。
无论当事者还是后来者，总是认为1958年的中国非由毛泽东个人的行为铸就，而是一种集体过失的结果。错误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邓小平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96页。）薄一波还令人信服地证明，毛泽东作为个人，在当时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头，并且最迅速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纠正。的确，毛泽东的洞察力尽人皆知，其感觉的敏锐也总是超越他的同事。那一年冬季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心里升出一股强烈的不祥之兆。他可能有些后悔，至少觉得脑袋昏昏沉沉，以致开始失眠。这种感觉驱使他在10月13日再度出京，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一路奔波而去。直到这年12月的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他在这一路的表现之低沉，以及对于形势的冷漠，恰如他自己曾经尖锐批评过的保守的右派。他开始描述乡下的“天下大乱”，说共产党正在“无偿地占有劳动人民的成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这么的紧张”，农民正在联合起来坚决抵抗党的方针。当他的同事用着一种惊讶的眼光打量他的时候，他就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就是要“当一点右派”。他给那些省委书记如火如荼的“跃进”大泼冷水，说他们是“务虚名而受实祸”，还刻薄地嘲笑他们的经济建设只不过是小孩子的冒失行为。他鼓动下级把上级的命令束之高阁，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指标不过“吹牛而已”。甚至他对一向信任的吴芝圃也开始反感起来，此人这一回没有能够洞悉局面的变化，仍然喋喋不休地大言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打断了他的狂妄：“你说十年过渡，我就不信。”等到火车开进武汉，他就对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2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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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精明的下级看到他这副大杀大砍的神情，反而觉得如释重负。他们似乎也是从这时起才发现，他们面临的原来竟是一出闹剧。刘少奇慨叹道，“我们受骗了”。省委书记们也纷纷把毛泽东的新指示加以贯彻，他们的报告说，党的基层干部中“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主席看透了农村的情况，看透了农民的心”。薄一波在三十多年以后谈到这件事情时说，“他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2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然则这种出自善意的评论只有一部分符合事实。党的方针本来由毛泽东全力推动，其错误的性质虽然在1958年夏季之后才表现出来，并且在日后还将出现惊心动魄的局面，但其实早在1955年就已露端倪。邓子恢是第一个对这种方针表示怀疑的高级领导人，他甚至在饱受批判和侮辱并且被剥夺了领导农业的权力之后，仍然不肯改变初衷。直到1958年的2月，他还坚持说，农业集体的规模过大将不利于生产的展开。还有周恩来和他的四位副总理发动的反对“冒进”，以及陈云对过激的经济指标屡屡提出疑问。应当说这些人的头脑都曾比毛泽东更加清醒。但是同样的认识不是成为“右派言论”，就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有毛泽东来说的时候才能叫做“站得高”和“看得远”。如果说对于大政方针的掌握需要某种驾驭全局的智慧，那么有些事情即使用简单的常识便可以衡量。比如当日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一时间大红大紫，引得四十多个国家的来访者、国内三千多个单位以及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前来参观。在如此众多的参观者当中，若说没有人发现亩产六万公斤小麦、二千五百公斤皮棉、六十万公斤山药之类的产量乃是一种骗局，实在难以想象。这个假设后来得到薄一波的证实。他在当年也是到徐水的人之一。当他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当中的时候，很容易地看到，棉桃之上挂满棉花，满眼一片洁白，但是他的同伴拉拉他的衣服，告诉他那些挂在棉桃上面的棉花全是假的。根据安子文的回忆，当时刘少奇曾步毛泽东的后尘来到徐水，结果也发现这里的所谓高产全都是胡扯。可是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不肯出来揭穿这一明显的骗局。刘少奇把他对于农业产量的常识埋在心里至少三月之久，直到这年秋季毛泽东对粮食产量发生怀疑，才敢于说出。薄一波则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公开说，他在当时就“看出假来”。
为什么这些最有头脑的人在常识性问题面前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毛泽东可以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他也的确具有充分的政治资源担负这个角色。在1958年冬季，他能够察觉危机的来临并且加以扭转，与其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不如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行使智慧的权力。当然这一切并没有法律方面的认定，而只是一种传统和既成事实。当毛泽东在那些时候经常以一种“党内通信”的方式来制定或者改变党的方针时，他就已经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通信总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写给他的全体下级或者部分下级，信中的意见常常很快就会作为党的方针加以贯彻。他还可以在巡视京城以外任何一个城市的时候，把他的同事统统召到身边议政。那几年党的重要会议也就随着他的足迹，辗转于郑州、武汉、成都、南宁、广州等地，以至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会议都被冠以当地名称载进史册。当政治局默许他对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批判，以及这些人纷纷把自己的正确指斥为错误的时候，这种制度便已经在无形之中构建起来。所以任何不同意见的表达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深深地威胁到表达者自己的安全。在1958年以前已经有邓子恢，在1959年又有彭德怀元帅。前者在农业方针上与毛泽东不相协调，结果是被免除了主管农业的职务。后者更加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结果是遭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彭德怀被认定是由来已久的反党分子，并且与苏联内外勾结，从此被罢免了所有职务，经历了一百多次批斗会，数百次被强迫低头和下跪，数千次遭受拳脚、棍棒、污言秽语，甚至要忍受垃圾和唾沫的袭击。他在受尽屈辱之后，惨死于医院。其情形之惨烈，直到多少年以后人们谈起来，还会胆战心惊。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制度中表达自己的意见，首先要考虑周到的并不是意见本身的是非正误，而是它是否有效以及是否会累及个人的安危进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21）
大错已经铸成，挽狂澜于既倒的行动又是如此不能由衷，因之我们国家的历史便翻开了最为悲壮的一章。
食品短缺从1958年12月开始，政治局起初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们虽然对于丰收的统计数字怀有疑虑，但仍然以为，只要把这些数字降低百分之十，就足以反映实情。但是在1959年的春天，他们接到下级急报，说现在京城里面的居民，每人每日只能供应一两蔬菜。这个消息令他们震惊，看来问题的严重远在估计之上。可惜这一觉悟为时已晚，风雨一旦袭来，便成瓢泼之势。北京以外的地区，纷纷呈递粮食告急的报告，缺粮呼声迅速蔓延，甚至包括河南、山东、安徽、湖南、江苏、河北这些最为著名的粮食产区，粮食的入不敷出也已造成万分危机的情势。到4月初，政府的官员们觉得再也无法隐瞒真情，于是向毛泽东报告，原来粮食的实际产量远远不是公报的数字，也不是低百分之十，而是低百分之九十。乡下已有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没有饭吃。饥荒已然席卷十五省区。接着又有报告说，几个月前党中央公开的许诺——“1959年每人布票二十四尺”，将根本无法兑现，因为那些白茫茫的高产棉田，全部为道具的演示，实际收获的棉花只及公布数字的百分之五十六。据毛泽东身边的人说，六十六岁的毛泽东在听到了这一切之后，由最初的震惊而终至伤心不已。他向省委书记们承认，我们搞经济“还是小孩子”，我们还不懂得向地球作战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的伤心毫无疑问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而这种反省在他的一生中极为罕见。饥饿正在迅速扩展，农民在饥饿之中纷纷死去的消息和政府官员的告急电报，从豫、皖、鄂、川、冀、鲁、陕、甘、宁、湘、赣、滇、晋诸省区不断地传到中南海里。城市里的粮食再也无法养活这么些人口，这一下普通百姓也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局面。他们正在被说服回到乡下去。“田野里长满了可以吃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这样对他们说。那时候的人真是好说话，政府一个号召，几个月中就有二千万城里人卷起铺盖回归故里，火车上面挤得水泄不通，满眼看去全是举家搬迁的人们。男人把茫然失措的目光投向窗外，孩子凄厉的哭叫令人打颤，母亲却坐在那里发呆，两只乳房像空布袋似地垂在胸前。他们惟一的希望是乡下那一片广阔的田野。可是他们回到乡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想错了。城里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浮肿，乡下的饥饿已经让人的肌肤失去了浮肿的能力。他们吃完了粮食就吃稻糠麦麸，然后是野菜，然后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完了以后，就一批一批地倒下来，其中很多人再也没有能站起来。
然而更加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开始下降，1960年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三十五亿公斤。所有农产品的收获都在大幅度地下降，甚至连1951年还不如。但是一亿城里人需要粮食的心情却更加迫切。他们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产量，把剩下不足三分之二的粮食留给六亿乡下人。可以想象得到，留给农民的是什么。这一年以及未来的一年中，乡下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了。有人说酒糟可以果腹。所有的酒糟就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