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的炕上，连一张炕席都没有。他和他的一儿一女，以两个纸制的水泥袋为铺垫，三人蜷缩在一起合裹一床被子。除了这两个水泥袋和这床烂被，宋家全部财产还有一个案板、一口小锅、三个破了边的瓷碗、几双柳枝做成的筷子和一个粮柜。这粮柜历几十年风尘沧桑，外面已经不见了原本的漆色，里面则从来没有装满过。在距离宋家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公社社员张伦青，二十多年前是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军人，昔日人称“最可爱的人”，可是如今家境似乎更窘，因为他连水泥袋也无缘拣到。每到夜晚，夫妻二人拥着四个孩子，凭着一条棉被度过寒冷的冬天，这是二十年前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现在已然经纬不分，脏烂不堪。当外人走进他家时，他就用身体挡住那床军用的破被，仿佛这昔日给他带来荣耀的被子，今天令他感到耻辱。在他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他的乡亲父老的贫穷更甚于他，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国家，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他难分伯仲。《农业经济丛刊》的编辑称他们是“缺衣少食的人民”。两年以后，两位青年学者谈到了当日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
“距省会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人均口粮才四十到一百斤！老百姓靠借账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债一百零二元六角之多。全公社四十九个生产队，有四十八个队人均收入四十元以下；家产在三十元以下的有一百八十八户；在十五元以下的四十一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全社七千多人，竟有四千三百七十一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二千三百至二千八百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甘肃在地域上属中国西部，十几年后，在中国东部经济疾速地起飞，并且把西部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西部是一个穷地方。可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贫困是横行于全国的魔鬼，全中国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相似。虽然舞台上那些表演各民族大团结的演出中，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身着五彩缤纷的服饰载歌载舞，令人感到五千多万少数民族同胞在政府的帮助下一定生活得幸福无比。可是当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来到真正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云南省与越南相邻的边界附近，这位记者走进一个苗家山寨。百姓的生活所给予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一团漆黑”。草棚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没有玻璃，用一块塑料纸蒙在上面，将这惟一的光线挡住。里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所以这位记者走进去的时候，因瞳孔的来不及放大一时间竟看不清楚任何东西。稍待片刻，他借助炉灶口里闪闪烁烁的一丝火光，看到两团黑乎乎的东西在一堆稻草里面蠕动。几分钟后，他终于可以看清这里全部的东西：一个炕和一团破棉絮，墙角一堆稻草，稻草中一个孩子和一头小猪依偎着相互取暖，孩子一丝不挂，浑身污垢，和那灰黑色的小猪全然一个颜色。他蹲下身去看那孩子和小猪，忽然有一种异常的酸楚，接着就是一滴眼泪从眼眶里落下。他后来说：“我见过无数的穷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人的境遇能够悲惨到如此地步。”可是当他站起身回到门口的时候，看到的一幅画面就更加令他吃惊。那里坐着一个姑娘，是古人诗歌中赞美的那种年轻女郎。可是，她的目光呆呆地跟着他，裸露着的上身搭着一块破布，下面着一短裙，裙子上面隐隐显出的花色，令他想到北京大舞台上那些五彩缤纷的服饰。只是眼前这一条实在太脏，脏得几乎不能辨认本来的颜色。然后他就看到一大群苍蝇环绕着姑娘飞来飞去，这时他才想到，这间屋子里面如飞机盘旋一般的嗡嗡声，原来竟是苍蝇的合唱。那些苍蝇居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落在姑娘的身上，爬来爬去，而姑娘毫无知觉。他带着一种强烈的惊奇再次蹲下身来，数了数姑娘双腿上的苍蝇，一共八只。“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活人”，他后来在日记中感叹：“可是，她确实是活人。”
大梦谁先觉（6）
农村的破败真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苗家姑娘毕竟还有一条衣裙遮羞。在贵州省安顺地区，有一个关岭县，许多姑娘甚至没有裤子穿。那年冬天，阴雨连绵，这些赤裸裸的姑娘，双腿冻得通红，家家都是漏雨透风的泥草房，人畜同居，所有的孩子都是赤身露体，缩在火堆旁瑟瑟颤抖。三年以后，这里的境况大有改善，据报纸的报道，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也增加了一倍，可是其贫困的程度依然令人吃惊：在全县最贫穷的二百一十五个生产队中，这一年每人可以吃到一百三十八公斤粮食，挣到三十九元钱，有一件半衣服穿。在一个公社的九十一户人家里，有九十一条被子，一家一条，平均由五个半人合盖；另一个公社的一千三百六十八人里，恰好有一千三百六十八件上衣和相同数量的裤子，合一人一套；还有一个公社，每十家里面就有一家没有被子，每十人中有八人从未买过鞋子，只穿着草鞋度过春夏秋冬。（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对贵州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会说：“是的，这些人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甚至连漏雨透风的泥草房子也没有呢！”这些人是新疆的牧民。报刊上仅仅有一次把他们的情况透露出来：在较为富裕的北疆，八万多户牧民中有一万六千户的毡房破烂得几乎支撑不起来了；南疆则又逊一筹，四万一千户牧民中，有一万四千户根本没有毡房，终年露宿于山上坡下，到了冬季最冷的时候，就挖一个土洞钻在里面挨过寒夜。
还有一些人也不会认为贵州的老百姓是最倒霉的一群，他们也会说：“是的，他们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的粮食还要更加少呢！”这些人是山西省五台县的农民。当日他们贫穷的程度，报刊上始终未予公开。所以人们知之甚少。人们知道五台，多是因为那地方自古以来为佛教著名的朝圣之地，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地方。到了1978年的那个冬季，生活在这个佛教圣地和八路军总部的黎民百姓，吃的是一种黑乎乎的东西，其成分中大部是山上生长的各种野菜和草类，粮食只占十中之二三。农家把这些东西和在一起碾碎，再揉成一个个的团子晒干，他们就是吃着这样的东西度过整个冬天。然而在那个地方，这并非最悲惨的生活。倘若旱情过甚，山上寸草不生，农民之维持生命的办法之悲惨，常人难以想象。五台山向东延伸，即为河北省境内，这里有一个武安县，其乡民竟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来度日的。有个刘庄公社，六千零八十二个社员中，卖血者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其中包括九百二十五个男子和七百零六个女子。为了加入卖血者的行列，老人向医院缩小自己的年龄，孩子则极力装得像个大人。按照当日医院的规定，一个人在一年中的抽血，不能超过四次，并且每次不能超过三百毫升。否则卖血者的生理将不能维持正常，其血浆品质亦不能保证合格。可是这些血换来的钱，仍然不能维持卖血者的家用。所以相当多的人出卖血液的数量，至少一倍于此。武义忠的大儿子，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在一日当中居然抽血三次，共得三百元，然后就到集市上去换回三百四十一公斤玉米。他摇摇晃晃走进家门的时候，一家六口都张大嘴等着这些粮食。破衣漏室本来已经不能使这些可怜的人获得温暖，现在又失去了身上的血液，其度日之艰辛可想而知。于是又有人说，女性卖血较男人更为适宜，因为女性之造血机能强于男性。这样一来，卖血者中妇女日众。她们肯定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生理机能，结果悲剧接二连三：刘双新的妻子怀孕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卖血，最后一次是在分娩前的两个月。到了分娩的那一天，儿子坠下地来就死了，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几乎没有血在流动，而她本人也再没有活过来。另一个妇女，张堂第，生下女儿之后第二十天，出去卖血，归途上晕死过去，一命呜呼。她把她这一条命卖了一百二十八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梦谁先觉（7）
那一个冬天，流浪在全国各地靠乞讨为生的公社社员有几百万人，其情景之惨，今天人们可能已经不再记得，但是安徽省滁县的农民朱成友是记得的。十几年后，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和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记者谈到那时他四处讨饭的日子时，双手还在颤抖。另外一个老农，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顺德县人，此地一向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如今老人家徒四壁。北京来的一位官员问他对什么事情最不满意，他说道：“三十年了，人民公社一是不让我们吃饱，二是不让我们说话”。又问他什么时候生活最好，他说是陈济棠时代。陈济棠是三十年代当地军政首脑，所以这件事让北京的官员惊讶万分。
乡下的人民公社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但在当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仍然极少。李富春是其中一个。他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干部？因为共产党欠账太多了。”另一个人是万里，那一年的冬末春初，他是安徽省的省委书记，他和一个叫花子的对话，也令他永世难忘。当他私访他治下的淮北农村时，偶遇一个青年，上身着一棉袄，里面光着身子，外面扎一草绳，从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万里问道：
“你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
“吃饱肚子！”
“你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
“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
这位省委书记那时上任不久，又是微服简从，所以青年人并不知道他是何人。不过，一年以后，全中国的农民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成为在农村里发起改革的关键人物。此刻，他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这个小伙子的愿望。据随行的人员后来的描述，他良久无语，热泪长流。毫无疑问，他所见到的事情令他对人民公社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因为就在当夜，他对随行的人员提起此事时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三十年，连人家这么—个要求都不然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久，他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到乡下的贫穷，话说得更加尖刻：“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华国锋这时候的想法，是要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当然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劳动技术的改进。事实上，按照当日共产党人的设计，农业劳动改由机械完成，是将土地大规模地连接在一起的基础。千百万农民的劳动，亦将由此集中于统一的意志之下。所以，机械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可以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甚至还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让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更快地转向国家所有的制度。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有记载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台，并且拥有大约一亿八千万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就总量来看，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第三，但若平均到耕地之上，则就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仅为纸面上的统计，实际的机械则有相当部分因没有配套或者损坏严重而不能使用。所以，在1978年1月4日，华国锋就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会议，试图以激昂的号召鼓励属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陈永贵在这一天宣布说，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因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只剩下三年的时间”。陈此时是新领导中位居第八的副总理，他的农民出身和经历，使得他的演说洋溢着农民的感情，也刺激了台下那些乡村官员的热情。一时间，大厅里掌声雷鸣，山摇地动，其情景仿佛象征着党的号召与农民的心愿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报界一起开动起来，呼喊着“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这是全国农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人民日报》1978年1月5日。）不过，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所谓“决战”的计划，与乡下实际的情形和农民的心愿相去何其遥远。
大梦谁先觉（8）
党中央的部署已经下达，“三年决战”也已经拉开序幕，可是，万里却说：“我们把农民忘了。”在他所领导的安徽省，情形也挺奇怪。农业机械化的诱人蓝图没有什么反响，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议论由省委发下来的一个文件。这文件的条款共有六项，所以人们后来都把它叫作“六条”。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日，几乎全都牵涉着最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要规范起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令人惊讶的是，“六条”之中，居然将“农业机械化”弃之不顾，更不要说鼓动农民去展开什么“三年决战”。
“六条”颁发于1977年11月15日，先于党中央确认的农业机械化方针仅仅四十九天。依照由上而下层层转达的行政传统，以及农村交通邮路之传递速度，当电台播音员不停地播出“机械化大决战”的号召时，“六条”也正好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