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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蒋家账房的外甥宋涨生、教蒋方良国语的董老师等人被炸死，多人受伤。董老师的大腿炸断飞上了邻家的屋顶。敌机去后，逃出在外的人都先后回来，惟独不见“太师母”毛氏，四处寻找无着。县政府、省政府接到求援消息后，县长俞隐民，县党部书记长汪坚心，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曹仲鳞等由县城立即赶到现场，发现丰镐房后门不远处屋弄有炸倒的墙头微微隆起，就雇了20个民工，点起灯火挖掘。瓦砾挖开，其中果有尸体正是毛氏。她是从后门逃出，遇炸弹掷下，人伤墙倒压在其内，尸体上身完好，下部大腿裂断，肠往外流出。经过商量，由武岭学校校务主任张恺的岳父梁祖光（学医）为之整理、包扎、化装，停放摩诃殿。棺木是舅舅毛懋卿花了五百元买的。
毛福梅的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对翡翠镯。很多人都认识，这正是蒋经国从俄罗斯归来时送给她的礼物。
毛福梅享年五十八岁。她遇难的那天，正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日。当时虽然蒋中正和毛福梅分居，但当年蒋中正在西安被禁时，毛福梅曾求佛爷应允她能以身代之。三年后，毛福梅在同一天被日机炸死。当地人称她所说的“愿以身代”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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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蒋孝心动天地（2）
正当蒋经国踌躇满志，大谈建设新赣南的时候，不到几小时，他透过短波电台听到溪口被炸噩耗，过了一会又收到从溪口打来的急电：“家里房子被炸母亲下落不明”。他惊痛万状，犹如晴天霹雳！这位孝子顿时呆若木鸡，沉浸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左右人等的劝慰，丝毫减轻不了他一分悲痛。他立即告诉毛宁邵说：“明天就走，你事先通知溪口，免得耽误行程。”同时，他把专署秘书周灵钧和司令部副司令赖某找来，交代了一下工作。第二天天不亮，他带着妻儿，坐汽车昼夜兼程回溪口老家奔丧。
他的汽车连开20小时，遇到桥梁烧毁，还得涉水而过。他在路上两天两夜都没有合眼。
他们一早就赶到了抚州温泉督练处，晚上继续开车赶路，穿越赣、浙两省的山区小路。上弦的月夜，寒星寥落，然而汽车速度，有如风驰电掣，像闪电般穿越山岭幽谷。一路上飞过了河口、上饶、衢县、龙游、金华五个渡口，烧掉了11瓶汽油，仅一天多一点时间，行程一千多公里，很快就到了溪口镇。
一路上，蒋经国沉默不语。在他三十年的生命里程中，母爱对他是那么难忘，又是那么珍贵，幼年时母亲为生计而劳作的情景；经过很多辛酸，回国后母子得以团聚，相抱痛哭的场面；他补行婚礼时，母亲脸上的笑容……这一切，犹如昨日的记忆历历在目，犹如褪色的电影胶片在他眼前一一拉过，使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汽车在溪口街上还未停稳，经国就跳下汽车，在两人扶持下，跌跌撞撞经过财神殿弄，闯进摩诃殿，扑到母亲的遗体旁哭喊：“阿妈，阿妈……！”
小蒋赶到，县府官员和乡人只告知他墙倒压死，隐瞒了炸伤惨状。他俯伏母尸哀恸，见面部手足无伤，衣着整齐，也就没有检查细问。
蒋经国抚尸恸哭，直到昏厥过去，等他苏醒过来后 他仍跪地悲号，一家人都声泪俱下。
蒋经国的喉咙哭哑了，泪水也哭干了。他定神看了看停放在摩诃殿棺材内的母亲，经过武岭学校外科医生包扎整容后，神态依旧显得安详凝重，一对翡翠镯静静地放在毛氏的遗体旁。蒋经国慢慢地拿起那对手镯，轻轻地戴在母亲的手腕上。
家中杂物尽毁，最后检点，惟一完整可作忆念慈母的，便是一床浅灰色丝棉被——毛太夫人生前最喜爱的用品。小蒋将此遗物细心包卷，带回赣州妥善保存，作为纪念慈母的惟一纪念品。每逢忌日里常铺开一再审视端详，凝思默念，以怀念慈母。
千怨万恨记在日本鬼子账上。他洒泪泣血，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镌刻在石碑上，立于母亲罹难处。他沉痛而愤怒地表示：这国难家仇，终身不忘，一定要洗雪图报！他一身重孝，守在灵旁，终日茶饭不思，以泪洗面，亲友街坊，无不动容。经与母舅长辈们再三商议，并两次电报，请示其父，才决定母亲灵枢暂厝她常念经的家庙摩诃殿内，待时局安定，再行厚葬。但追悼会照例举行，十分隆重，不仅沾亲带故的全来了，溪口镇民和官员，浙江省、奉化县的官员也来了不少，连蒋委员长的侍从室也来了大员。据蒋经国的随从司机毛宁邵后来透露，老蒋给发妻的后事费寄了一万元。当年十万元可买一架小战斗机，可见花费之巨。但是小蒋坚持要匍匐奔丧，行大孝礼，蒋介石怕宋美龄知道“吃醋”进行劝阻，怎样劝说也没能阻挡住。尽管这只是他从苏联回来后对老头子奉命惟谨中仅有的一个例外，但也说明蒋经国的孝心与固执都非同一般。
家里人考虑到蒋经国过于悲痛，需要一个安静住处，所以被安排在中山公园住下，随从人员也跟他住在那里。天气冷就在地板上铺上厚厚的稻草。
丧事办完，蒋经国并没有稍事休息即回赣州的打算。他几乎天天要上坟去看看，此外便是应付来客，只有夜深人静了，他才能休息。为了不使他过于悲痛，不少人劝他到别处去走走，如宁波的舅舅劝他去宁波住几天，或到别处看看，希望他早日忘却伤心事。但他不愿意离开溪口，不愿意离开母亲的灵堂。
在溪口他住了一个多月，在母亲灵堂前度过了春节。后因日寇骚扰，宁波吃紧，由溪口到金华的公路眼看就要破坏，因形势所迫，他才不得不带着妻儿及随从人等，回到赣州。
此后4个月，日军连续轰炸溪口13次，终于在1943年4月进占小镇，并以丰镐房作为总部。日军司令官和汪精卫傀儡政府代表了解蒋氏父子都有孝心，或许出于争取蒋介石的心理，把蒋经国的母亲、祖母等蒋氏先人的坟墓打扫清洁，拍下照片，寄给蒋氏父子。
蒋经国回到赣州后，一连好几个星期不刮胡子，也不见笑容。他全力投入工作，舒解内心的痛苦。以后，蒋经国还写过《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等篇文章，以示抗日到底的决心。
小蒋孝心动天地（3）
蒋经国从溪口回到赣州任上，已是1940年元月中旬。他在赣州工作的一些亲戚和下属，便在赣州专员公署的小月门院内房子里，为毛太夫人摆设灵堂，供同仁们为毛太夫人遇难表示哀悼，又在礼堂设奠祭悼。当时机关、学校团体各界人士都送来簿仪、挽联、挽幛、花圈、悼词，排满了整个礼堂。头几天来凭吊的络绎不绝，满脸沉痛和愤慨，在留言簿上表示，要向日寇讨还血债！蒋经国守在灵前还礼。
几天后，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和专署，还在有关人员筹划下，于江西青年招待所礼堂内，为蒋母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追悼会。参加人员有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干班”大部学员、青年招待所、青训队、赣州当时党政军各界代表、党团员等共千余人。会场沉痛致哀，同仇敌忾。蒋经国声泪俱下，语多哽咽。会后，不知谁出的主意得到蒋经国首肯，将赣州城区内的八境路改名为“忠孝路”，将城外一座浮桥改名为“忠孝桥”，其意义有二：一是张扬专员忠孝两全的品格；二是让人们走过此路此桥时，记住以专员做榜样，为国尽忠，为父母尽孝。
他还在他的新赣南专署西院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放上慈祥母亲的瓷板像，写着“我母之像，经国泣书”，玻璃板上压着“争气”二字，茶几上放着一具骷髅，沙发旁陈列一大堆炸弹，显示他念念不忘国难家仇。
嗣后助理秘书李榕等人特意编辑了一本《毛太夫人荣哀录》，石印线装，厚厚一大册。出版后，不知是何原因，小蒋却无此书。抗日胜利后，他于1946年元月从杭州来函向赣州索要几本书。
1945年，蒋经国曾在日记中说：“近日心中有二事，终始不能忘者，一为先母罹难，此为余一生所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因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且何以慰先母之心放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同年12月下旬，蒋经国为母死难“满七”（奉化习俗，人死七天为头七，再过七天为二七，到七七为满七。每七都要祭奠），驰归溪口祭奠。为了幽静安全，他住宿在镇头武岭公园内的中国旅行社。不料被潜伏在溪口的日谍侦悉密报特务机关。敌人以为小蒋必在家乡过年，到正月初二出动大批飞机，以武岭公园为主要目标，再次狂轰滥炸。附近的上街、隔溪的上山村，建筑物破坏之多，居民死伤之惨，为溪口历次被轰炸的最严重一次。但出乎敌人预料，小蒋因为年关在即，有要务待理，有民众要探望，已于年前赶回赣州去了。不然的话，真有性命危险，至少也要经受一次惊险。
1946年4月，蒋经国在贵州旅途中，曾有一篇短文“东望章贡合流写给赣南县的朋友们”，文中说：“二十年以前，当我离乡出国的时候，母亲曾经将其亲手所制缝的棉背心，穿在我的身上。后来自己所穿的衣服，都换上了‘洋服’，而这件土布棉背心，虽然比不上‘洋服’的好看和舒适，可是我始终将其当作无价之宝，认为这件背心，不但可以暖我身，而更可温我的心。棉背心是一种‘物质’但是因为这件棉背心，是慈母亲制，而尤其是穿到了遥远的北国，所以这件衣服的价值，已经不在土布和棉花，而是在人情和精神的。”
从文中情节，可以体现他们母子情深，以及蒋经国对母亲怀念的情怀，蒋经国不愧为大孝子，真是孝动天地。
重用张恺也是表现小蒋孝心的一个侧面。原来抗战开始以后，蒋氏父子在奉化溪口的家务，委托武岭学校教师张恺就近照顾。张恺平日侍奉蒋母毛氏，犹如侍奉自己母亲一般。蒋母不幸被炸身亡，所有善后丧事，均由张恺一手料理。他对蒋家做到了忠心耿耿，蒋经国由此感激在心，认为他胜似母亲亲生儿子，应该以亲兄弟相待。丧事完毕返赣以后，即一再电请张恺结束武岭学校校务，离开溪口，前来赣州。张到后，蒋即以自己所兼的赣县县长一职 让位给张恺承担，以加官晋爵，作为报答母恩之德。
1945年春，蒋奉父命内调重庆，以遗赣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区保安司令一缺，先由杨明继任，不久蒋仍保荐张恺担任。
1946年12月，蒋经国为其生母毛福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溪口街上，一时冠盖云集，国府顾问俞飞鹏、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以及当地政界要人都到场了。蒋纬国和夫人石静宜也专程从上海赶来，兄弟俩身披重孝，忙里忙外，整个安葬仪式持续三天，待到毛氏灵柩入土，蒋经国已疲惫不堪了。帮忙的人也把亲朋好友和社会各界送来的礼物清点好了，蒋经国对他们说：“除亲戚必须还礼的以外，礼物平均分配，赠与本县孤儿院、育婴所和育幼所三机关。”送给这三机关的物品计有：绸缎幛121个，白布5丈余，白布联32副，大金字6O副，烛30斤，香40箩。
“建设新赣南”计划出台（1）
蒋经国禁烟禁赌禁娼、扫除“土匪”和其他“坏分子”之后，赣南“烂局”基本收拾好了；通过宣传和组织抗战活动，把赣南民众发动起来了；办过“青干班”后，又培养了一批为他所用的干部，紧接着他该出台新政了。他从溪口一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就急忙回到赣南搞他的“宏图大业”了。他雄心勃勃地发动一项建设计划，要把赣南改造成模范经济区，正式提出了“建设新赣南”的响亮口号。
1940年1月间，蒋专员召开“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会议地点在赣州群乐大戏院，会期为一周。蒋经国说：“为什么要把这次会议在群乐剧院开呢？是因为通过这个会去贯彻‘建设新赣南’的方针，就能使赣南人民‘群’众都过快‘乐’幸福的日子。”
到会者将近二百人，包括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科长以上人员，各附属单位主要人员，各县县长、秘书、主要科长、参议会议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动员委员会书记长、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特邀民众代表等。请了省政府代表省府委员李德钊到会指导，还请了党团代表列席。这是赣南一次大规模的行政会议。鞭炮轰鸣，军乐阵阵，气氛热烈。
会上主要是听取蒋专员“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的报告。蒋专员身穿草绿色哔叽中山服，胸佩主席团的红花绸带，神采奕奕，春风满面。他在开幕词中作了题为《吃苦、冒险、创造、建设新赣南》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要把赣南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乐园”、“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区”。具体要达到的目标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
“三年计划”中数这“五有”最打动人心，最具号召力和凝聚力，也数这“五有”最“乌托邦”最难实现。历朝历代任何政权，都不可能让“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如果能使多数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工做，就很不错了。但小蒋年轻气盛，敢想敢说，竟然吹出了那么大的牛皮。
他的愿望是好的，也希望能在他治理的地方实现“五有”，主观上不想吹牛皮。在“三年计划”中，列举了发展钢铁、机器、电力等重工业的项目；农业实现机械化，兴建水利工程；赣南各县城镇都将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城市。人民都享有充分的物质和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