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经过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等运动，人民群众中间和干部中间资本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不及时解决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不提倡社会主义，任由资本主义泛滥，到头来这个狂潮将引起党的变质，引起国家改变颜色，决非危言耸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个体和集体的关系，他主张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尝试在中国城乡搞互助合作和生产合作。
他对有些人热衷于个人的事情，对资本主义兴趣甚浓，不提社会主义，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干部，不禁大发感慨：“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陈毅对于毛泽东这些富于哲理的谈话很感兴趣，不知不觉过了几小时，谁也没有倦容。
但陈毅也有些纳闷，毛泽东大老远请自己来，决非仅仅探讨理论问题，而且整晚的谈话都离不开个体集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变质变色等问题，恐怕一定有所指。
果然，毛泽东话锋一转问起了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不免心里一怔，一时不知如何讲好。
或许是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陈毅和饶漱石心有芥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因为他在毛泽东面前曾经表过态，近十年来他说话算话，确实做到了同饶漱石主动搞好关系，同他的纠葛一句也不提。
现在毛泽东主动提起他，倒使陈毅犯了难。
陈毅沉吟片刻，便按在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谈了些饶漱石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任职期间的情况，至于调到中央组织部以后的情况，彼此接触少了，对他全然不知等等。
毛泽东听了陈毅的话后，表情冷漠，这与前面的谈话一冷一热形成强烈对比。
陈毅见彼此已无谈兴，只好告辞。
正要登车回城时，遇见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陈毅向他说了心中的疑团。
###告诉他：“今天主席请你来，就是谈饶漱石的事情。
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有任何顾虑！”
陈毅随即返身回到毛泽东的住处，对刚才曲里拐弯地没讲真话作了检讨，并把他所知道的饶漱石的情况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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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高饶案情大白（3）
他对毛泽东说，在华东，很多人都知道饶漱石同刘少奇的关系是很好的，可以说没有刘少奇对饶漱石的信任和重用，便不会有今天饶漱石的地位和影响。
现在，不知道饶漱石从哪里闻出一点什么味儿，认为刘少奇靠不住了，不但竭力表明他不是刘少奇培养提拔的，而且公然对刘少奇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刘少奇缺乏领导军队工作的实际经验，对他向来没有多少好感等等。
毛泽东谈兴陡增，频频点头。
他向陈毅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情况，说高、饶二人先后在中央财经会议和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发难，相互配合，呼风唤雨，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周恩来，目的是分裂中央，把刘少奇、周恩来拉下马，把高岗推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的宝座，改换总理人选。
陈毅不禁大为惊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话题直引高、饶问题。
毛泽东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本来是请你出任的，可你高低不就，只好提议提交华东局讨论决定，不知华东局可曾讨论？”
陈毅说：“回上海后，向饶漱石报告了主席的提议，不知道是因为忙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华东局没安排讨论，华东局其他委员不知道这件事。”
“饶漱石怎么说华东局讨论过？他到北京时，我又专门问过他，他说讨论时华东局几个同志不同意你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这不是当面撒谎吗？”
毛泽东大为光火。
至此真相大白。
原来饶漱石为了当上这个位高权重的重要角色，一手制造了这场大骗局，使毛泽东也跟着上了当。
毛泽东对陈毅也有意见，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你推让，是不对的。
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
野心家就不让。
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陈毅对毛泽东的忠言表示诚恳地接受。
毛泽东还风趣而深刻地指出：“不要伤风，要警惕非法活动”，“不要睡在鼓里”，“对犯错误的，仍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
陈毅认为这几点意见很好，高屋建瓴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无论对人对己都能起到很好的警醒作用，值得引起全党重视。
后来，陈毅又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应召在毛泽东那里专门讨论高岗、饶漱石的问题。
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和冷静客观地分析，对高、饶的认识逐渐明朗。
高岗散播了很多流言，说中央有“圈圈”和“摊摊”，散布所谓“军党论”，说“党是军队创造的”，把中国共产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鼓吹他自己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说现在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落在“白区的党”手里，“改组”党中央刻不容缓，否则大权旁落，“白区的党”就更加得势了。
他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周恩来，私下活动要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并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
饶漱石则一呼一应，配合默契，也跟着起劲地反对刘少奇。
大家对高、饶的有害言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提出应该对他们进行揭发和审查，进一步弄清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表示首肯，希望大家进一步揭发高、饶的问题，增强党内团结，下大力气反对党内的非法活动，同时宣布高、饶案情大白，他可以出京休养了。
12月24日，陈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出京休息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鉴于高、饶的分裂活动，党内必须进一步强调团结，反对分裂活动，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
这次会议把强调增强党内团结，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陈毅是一次深刻教育。
通过与毛泽东的多次接触，他对毛泽东抓得起、放得下的领导艺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高、饶的问题，开始时可以说是扑朔迷离的，他们制造了许多假象，有不少似是而非的东西，连陈毅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毛泽东一经抓住就一查到底，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最终使狐狸露出了尾巴。
但是一旦事情有了眉目，他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如今他搜集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中外古今的重要法典，要去参加另一场战斗了。
使陈毅深受感动的另一件事情，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再一次引人注目的启用。
毛泽东因故外出时，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本不奇怪。
但由于高岗此前的反对和私下拼命要拱掉刘少奇，现在由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在他离京期间，中央一切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代理主持，这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表明中央是一如既往地信任刘少奇的，那些攻击诬陷刘少奇的不实之词全都不攻自破。
毛泽东把对高、饶问题的处理布置妥当，就带着包括各种宪法版本、法典在内的大批书籍，到温暖的南方休养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开始由刘少奇主持。
1954年元旦中央机关团拜会，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由朱德总司令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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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高饶案情大白（4）
陈毅等出席全国军事会议的军政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盛大而隆重的元旦团拜会。
大家济济一堂，欢声笑语，显示出一片团结祥和的气氛。
1月12日夜7时，陈毅列席中南海西楼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上宣读了毛泽东从杭州西湖的来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讨论了经过他在杭州作了修改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通过了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议程，并决定将这次讨论的修改草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全会讨论通过。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刘少奇受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委托向全会作了政治报告。
周恩来在全会上讲了话，指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
“特别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
这样也就可以竭力避免给个人主义野心家以利用和挑拨的机会。”
陈毅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
他谈了对这场党内斗争的认识，提出不仅仅为了弄清几个人的问题，处分几个人，而是为了弄清思想，达到教育全党的目的。
同时，他坦诚磊落地作了自我批评，特别提及1929年主持红四军“七大”所犯的错误，表示要深刻汲取教训。
这次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损害中央的威信、妨碍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
一天，刘少奇来到陈毅在北京的临时下榻处，诚挚地登门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了委屈。
请你能够原谅！”
陈毅深受感动，连声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我们各有各的账，不怪你！”
这事，当天就在一起用餐的宋时轮、张爱萍等几位华东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很高兴。
刘、陈之间的某些误会从此冰释。
四中全会以后，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轮流主持，要求除星期天外，每天下午开半天会，问题谈清为止。
在饶漱石问题首次座谈会上，陈毅宣布开会时说：中央认为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初步检讨值得欢迎，但是很不彻底，所以应该有这样一个座谈会。
一方面饶漱石讲一讲，另一方面由大家给以帮助，很多事实应该有所核对，使饶漱石自我检讨更彻底，问题能够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即采取先核对事实，然后作分析，最后作结论的方式。
大家对座谈会的开法表示拥护，踊跃发言，以后在邓小平、谭震林主持下开了多次。
经过与会者的共同努力，座谈会达到了预期目的，在大量事实面前，饶漱石不得不承认错误。
这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报告》，上报中央书记处。
这份报告的最大特点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所有事实都同饶漱石一一核对。
这为后来处理饶漱石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于黄花塘事件，报告指出，“证明这一事件完全是饶利用陈的个别性质的缺点和错误，而进行的排挤陈的宗派活动。
饶在发动斗争时，既不同陈当面商谈，又不向中央请示，即独断专行，在新四军直属队负责干部中对陈进行斗争，完全错误地加陈以所谓反毛主席、反政治委员制度，并要赶走饶的罪名，去蒙蔽一部分干部，以便打击和排挤陈。
饶在致中央电报中捏造陈对工作不负责任等项事实，欺骗中央，同时又捏造自己对陈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因而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备的干部来代陈，这样来达到其赶走陈的目的。”
“1944年，陈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陈对自己在华中局团结问题上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错误，曾电告华中局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亦电告华中局指出陈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提出陈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又指出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
饶回电对毛指示和陈的自我批评，仍旧采取顶回去的对立态度，又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电告中央采取同样态度。
从黄花塘斗争的事件表现出，饶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旨，运用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挑拨离间的手段组织党内斗争，并捏造事实企图蒙蔽中央，以达到其为个人争夺权位的卑鄙目的。”
关于1949年饶漱石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事件，报告指出，“饶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自己‘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
十三、高饶案情大白（5）
’”3月4日下午2时起，陈毅同周恩来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2400多名高、中级干部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先由周恩来传达高岗问题，后由陈毅传达饶漱石问题，直到夜里10时半才散会。
这是少有的引起巨大震惊的长报告。
在长达八个多小时的传达中，整个会场中与会者思想高度集中，除了传达人的声音外，几乎是鸦雀无声，大家既对传达的内容感到惊奇和意外，又对增强党的团结和高饶问题表示关心和重视。
周恩来指出，“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已经发展到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尽管四中全会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他实际上拒绝反省，并且企图以自杀来自绝于党和人民。
因此，对高岗目前有些悔罪的谈话，我们还不能轻于置信。”
陈毅的传达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
他联系到红军、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以及华东军政委员会等各个时期的实际，揭露饶漱石长期造谣作假、挑拨离间、玩弄阴谋诡计的种种事实，使大家看清了一个野心家、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