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拍着桌子说：“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陈伯达、康生等人的强词夺理引起多数与会者的不满，他们扼杀工作组的图谋没能得逞。
散会时，陈伯达撂下一句话：“走着瞧！”
在几天后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次小组会上，江青在发言中也曾谈到工作组问题。
她说有人汇报工作组已经走上正轨了，这种说法有很大的说服力，使得反对工作组的意见没有分量。
“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
这从反面印证了陈伯达、康生一方在这次较量中遭到了惨败。
刘少奇在这次十一中全会上说：陈伯达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
第三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又讨论了一次，多数人还是不主张撤。
“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
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
他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极其不满。
一连几天，他召集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情况，又听刘少奇等政治局常委的情况汇报，还同各中央局书记、江青等人多次谈话，对工作组表现出明显不满。
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
“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搞得快一点。”
在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满脸不高兴的毛泽东有一段插话说得更明白，暗示工作组犯了不可饶恕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他说：“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
一般说，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由于这时的政治天平发生了明显倾斜，立刻使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处于不利地位，而陈伯达、康生等风派人物得意忘形。
许多工作组眨眼之间成了众矢之的，有的被解散，有的被驱逐，有的被批斗。
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极端混乱的情况下，曾经对稳定局势、领导运动起过不小作用的工作组风卷残云般地被撤了，许多工作组成员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从此在劫难逃。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引起全国震惊。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也一时思想不通，带着疑惑与惊异去问陈毅：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满脸无奈地说：“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
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
这表明，陈毅不隐讳对这时毛泽东个人说了算的独断专行作风的不满。
8月7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更使陈毅忧心忡忡。
他一眼看出，这张大字报攻击的矛头显然是直指中央第一线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的，使他困惑不解的是党内出现不同看法本来是正常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党内讨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为什么硬要把它上升到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呢？这张大字报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赞美有加，把它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的措辞则是极其严厉的，已经完全把他们推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去了。
二十三、工作组引发的争论（2）
这张大字报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陈毅对党内这种不正常现象，感到吃惊、不解，预感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处境。
更使他吃惊的是，政治局改选时把党内一向德高望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晾在一边。
因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这个项目，实际无形中撤销了刘少奇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但会后不久，林彪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而且有了一个毛泽东“最亲密战友”的特殊称谓，使他成了名列第二位的人物，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陈伯达、康生等在这次政治局改选中，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陈毅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经偏离正确航道，前头密布急流险滩，而个人的力量实在渺小，难以纠正航向的偏差。
但是，作为一个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共产党员，他要坚守自己的领导岗位，要尽最大努力保持外事口的稳定。
在一次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出席的大会上，他不怕压，不信邪，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的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陈毅果然说到做到，不管多大的压力他都不改初衷。
外事口许多单位批斗工作组，陈毅总是挺身而出，主动为工作组承担责任，好让他们下台。
对外文委的造反派要批判他们那里的工作组，陈毅闻讯后赶紧前去解围。
当他来到批斗会场，一看到那些造反派给工作组成员挂牌子、戴高帽子的过火行为，就禁不住登台仗义执言：“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
我是支持工作组的。
……张彦有错误，应该进行批判。
但我们无权把他整死——要帮他改正错误！”
台下有人高声指责：“陈老总你包庇工作组！你又在和稀泥！”
陈毅没有被这样的指责吓倒，立即针锋相对地作了回答：“哦，你说对了！我硬是要和稀泥嘞！人民内部不和稀泥怎么行嘛！把少数派压下去，我不赞成！把多数派压下去，我也不赞成！把工作组整死，我更不赞成！”
他越说越生气，禁不住冲着台下近乎喊叫地说：“你们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你们不如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
拿来高帽子，我马上就戴！”
台下顿时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陈毅扬起手摆了几摆。
掌声戛然而止。
他停了停，随后降低调门，语重心长地说：“总之，要成为一个革命者，就要随时准备挨斗或斗人家。
毛主席过去也挨过斗，大家斗他，他受了委屈不报复，不急于澄清。
遵义会议前批斗毛主席，那时鬼都不上门，到遵义会议后，他照样团结大家一道工作，他没有这样宽阔的胸怀，就不可能胜利！”
全场鸦雀无声。
忽然不知哪个角落响起噪音，有人竟恶狠狠地叫喊：“陈毅！我问你！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
陈毅毫不示弱，冲着台下丁是丁、卯是卯地说：“有人向我提了一个问题，问我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我可以当众回答：过去我是一向跟毛主席走的。
我决定今后还继续跟毛主席走！但是，”说到这里，为了让所有的人听清，他有意放慢速度，一板一眼地说，“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会场上顿时出现了骚动与不安。
有的瞪大了惊愕的眼睛，似乎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有的狂叫狂喊，指名道姓地骂人，惟恐天下不乱。
有的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拼命做记录，不肯漏掉一个字。
这一切，陈毅全都看在眼里，但他全然不为所动，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讲得更缓慢更清楚，几乎使用了记录速度，说得极为恳切。
他说：“我陈毅，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不用费事，一抓一把。
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情愿犯错误，不怕犯错误，非把问题讲透不可！你让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钝刀子割肉，讲那种长不像瓠瓜、短不像葫芦的话，只求明哲保身，恐怕这辈子也不会了！”
陈毅的所作所为，当然得罪了那些造反派，某些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说他是前进道路上的石头，只有搬掉他，“文化大革命”才能顺利朝前发展。
有人开始处心积虑地搜集陈毅的材料，伺机向他发起围攻。
对于造反派的种种高压和威胁，陈毅置若罔闻，依然是该讲的就讲，毫无惧色。
二十三、工作组引发的争论（3）
一次出席第一外国语学院的批判大会，刚在大会主席台上坐定，只见一伙人抬一顶近乎一人高的高帽冲进会场，许多人都惊呆了。
随行秘书、警卫员警觉到会出什么问题，赶紧向陈毅身边靠拢，以防不测。
那伙人果真直奔台上而来。
陈毅看到来者不善，从容地起身怒斥：“看你们谁给我戴，看你们哪个敢给我戴！”
这威严的一声吼，把已经冲上台来的几个人镇住了。
他们进退失据，不知所措，颇显出几分狼狈。
陈毅对那伙人不屑一顾，凛然不可犯地直抒胸臆：“你们说我是黑帮头子、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你们懂什么叫机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如果敌人今天来了，我们每个人发一支枪，我陈毅打得决不会比你们差！也决不会开小差！告诉你们，我是外交部长，没有罢官之前，我就要掌握这个领导权！你们要我交权，办不到！老实说，我对你们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给你们！”
全场响起一阵高过一阵的欢呼声。
那几个造反派威风扫地，像泄了气的皮球。
正当他们僵持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几个工作人员机智地簇拥着陈毅离开了闹嚷嚷的会场。
打这以后，北京城里有关中伤陈毅的流言蜚语逐渐多了起来。
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哪，什么“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哪等等。
使人奇怪的是，许多说法都引自内部材料，有些是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歪曲篡改，或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有的是不该随意公布的内部讲话，甚至还有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情况时的发言。
显然中央高层内部有人怀着险恶的用心，为了达到打倒陈毅的目的故意向造反派提供材料。
陈毅看出有些人心中有鬼，千方百计地要置他于死地。
但这没能吓住他，他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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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1）
一天，妻子张茜怀着喜悦的心情告诉陈毅：江青这天请她上了文艺界召开的宣传大会的主席台，而且向到会群众热情引荐。
陈毅近来对江青的看法不佳。
他同王震一起聊天时曾不经意地谈起对江青的看法，说“江青嘛，不该过问政治，搞点艺术还可以。
本人对她实在不感冒！”
现在，他一眼看出江青用心不良，这是想拉拢他们，其潜台词是：只要请闭上嘴，只要你不再出来说三道四，老账新账一笔勾销，你还是稳坐主席台的陈老总。
对当时政治形势下的个人处境，1971年陈毅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时，曾同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66年###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陈毅还是从前的陈毅，该讲话的照样讲话，依然是敢说敢当，大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概！陈毅听说，包头钢铁厂最近从苏联进口一批机器，拆箱时发现其中不少是坏的，那里的造反派包围了刚刚到达包钢的苏联专家，还给他们准备了高帽子。
这还了得！怎么能把一个小小的普通的外贸问题变成一个涉外事件，搞不好将成为恶化两国关系的导火索。
陈毅在政治局分工管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随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并提出了处理建议，得到周总理的同意。
陈毅用最快的速度向包钢挂电话，明确指示：“不准许把国内斗争方式用以对外。”
造反派对北京的指示不理不睬，反而把前去传达贯彻陈毅指示的包钢厂厂长恶作剧地提来批斗，并“架飞机”示众。
陈毅闻讯后，当即给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耐心开导教育，晓以大义，此事终算获得解决。
外交部也有了自己的红卫兵。
在外交部红卫兵成立大会上，造反派当众提议由陈毅当他们的“红卫兵司令”。
陈毅却不领这个情，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讲。
他说：“我这个人不搞个人迷信，当这个红卫兵司令不合适，请你们另择高明！”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真学，学以致用，不要空喊口号！”
社会上的抄家风也刮到了外交部，人心惶惶。
陈毅得悉一伙造反派在外交部干部宿舍借机肆意抄家，立即驱车前往出事地点制止那些人的胡作非为行为，苦口婆心地给他们做工作，终于使事态得到了控制，赢得了包括造反派在内的众多干部群众的信任。
8月末尾，毛泽东又一次身着绿军装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陈毅见毛泽东兴致极好，主动上前敬礼问候。
毛泽东挽着陈毅的胳膊同他照了相，又和颜悦色地询问近况。
陈毅同毛泽东毕竟是相识近四十年的亲密战友，虽然历史上有过几次争论，彼此却是相知甚深的。
他回答得干脆，一点不掩掩盖盖：“主席，我有错误！”
毛泽东也很爽朗：“陈老总，我保你！”
陈毅大受感动：“不，请主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