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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利用总结发言，不失时机地为陈毅说好话。
他说：“……陈毅同志的检讨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
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
“我希望同志们给他一个机会，考验他这样一个老同志，他为党工作了四十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还是跟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帮助他。
以同志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你们的帮助比我一个人好，我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
二十六、“我也要造他们的反”（1）
陈毅成了第一个被“解放”的副总理。
照说从此他可以放下包袱，振作精神，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但是看不出他有多大的变化，他的心情依然沉重。
全国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自然对军队也带来影响，使军队一度失控。
各大军区军政领导人纷纷来京“避难”，驻京军队领导人也处境困难，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另一派藏起。
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等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干扰了部队的正常秩序，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军事指挥和战备任务，一旦发生外敌入侵等险情，后果将不堪设想。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在京军事机关和各大军区的领导人首当其冲。
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等先后被揪斗，局面日趋严重。
面对这种情况，新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元帅和叶剑英元帅，在1月20日北京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上极为生气。
江青明明知道肖华被造反派抄了家，肖华本人因及时转移，才免去被揪斗之苦，却故意阴阳怪气地说：“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徐向前不满江青贼喊捉贼的伎俩，气得拍桌子，茶杯盖子被震到地上，摔得粉碎。
叶剑英也拍案而起，怒斥道：“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由我承担好了！”
江青见两位老帅动了怒，自知不是他们的对手，也就知趣地找个台阶下，没再纠缠。
老帅们“大闹京西宾馆”的消息，很快在北京、在全国传开了，传得沸沸扬扬，江青倒成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英雄。
军队是国家、民族的柱石，军队不能乱。
老帅们目睹军队不稳，忧心如焚。
徐向前眼看肖华、杨勇先后被揪斗，再也坐立不安了，多次与中央文革联系，却得不到回答，几次要求面见林彪，也被一再拒绝。
在一再受阻的情况下，徐向前毅然于1月24日夜坐上汽车直闯林彪住地毛家湾。
这时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听了徐向前有关军队要稳定的意见以后，看到此事关系重大，军队乱了对他也不好，便一起研究了稳定军队的几点办法。
这几点办法经军委讨论通过后，徐向前又请聂荣臻、叶剑英、陈毅等三位元帅一起到钓鱼台同中央文革共同讨论定稿，最后形成七条。
林彪把这七条报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当即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随后毛泽东又思忖片刻，提笔加了一句：“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这就是1月28日《军委八条命令》的由来。
《军委八条命令》是稳定军队的一个重要文件，对造反派的行动有诸多限制，如一切军人“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以下部队“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等，对稳定部队确有好处。
所以，当《军委八条命令》传到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中间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普遍欢迎。
陈毅认为，《军委八条命令》是一个好文件，外事口不妨也采用这个办法搞它几条规范自己的行动，以逐步制止外交战线上的混乱局面。
2月7日清晨，陈毅打电话给乔冠华，请他同宦乡一起来中南海家中商量此事。
乔冠华和宦乡如约按时来到。
陈毅快人快语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请二位来，是想搞一个几条规定或指示一类的东西，愿意听听你们的高见。
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内外有别。
国内运动，不能把外国人也牵扯上。
我们是不是也规定几条，比如不得把外国人拉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宣传品，不得强迫外国人背诵毛主席语录，等等。
总之要内外有别，不要用我们的一套去强加于人，不要因为我们国内搞运动而影响我国的对外关系。”
乔冠华何尝不想纠正外交战线的混乱局面呀，他了解自己老上级的一片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良苦用心，也了解那些造反派的傲慢无理，中央的红头文件尚且各取所需，外交部发下去的几个“条条”，哪里还会放在他们眼里？但他不想泼陈毅的冷水，说搞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得有根有据，得花些时间查看有关各国对外交往的资料，等有个眉目了再回话。
陈毅看出乔冠华略显迟疑的表情，一针见血地指出：“老乔，你担心订出的是一纸空文不起作用吧？这事不能慢，得很快搞出来。
我已经找了一些资料。
我请你们来，就是想根据这些国际公法和有关资料，经过细细推敲琢磨，很快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不是以外交部的名义，而是报送中央，请毛主席批示后，以中央名义发往我国驻外使馆，使大家有章可循，以利于贯彻执行。
二十六、“我也要造他们的反”（2）
《军委八条命令》就是采用这个办法制定的，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陈毅又详细向两位得力的助手介绍了《军委八条命令》产生的经过和具体内容，以及如何受到各大军区领导人的欢迎，似在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主张。
乔、宦二人听得非常认真，对搞一个类似《军委八条命令》的文件用来指导外交工作逐渐产生了兴趣。
“老总，你的心思我们明白了！现在就算正式领受了任务，我和宦乡同志很快搞出一个东西来向你复命！”
乔冠华也来了劲头。
“好，一言为定！”
陈毅很满意，“越快越好，搞好就拿来！”
作为外交部一部之长，只要中央一天不宣布免去他的职务，他陈毅决不放弃自己的责任。
一天，一个已经夺得外交部监督大权的造反派头头，竟不知天高地厚无理地要求，第二天发接见外宾的消息时他的大名必须见报，而且还得排在外长之后、副外长之前，遭到陈毅的怒斥。
“不行！”
陈毅一口拒绝，毫无商量余地，“中央没有任命你们的职务，你们只是群众代表嘛，你们的名字怎么能排在我的后面。
这样做不是闹天大的笑话吗？”
“陈毅，你不要得意忘形，咱们走着瞧！”
造反派没想到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勃然大怒，摔门而去。
陈毅也不示弱，冲着门口大声喊：“好吧，我奉陪到底！”
他余怒未消，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看，这些人多么狂妄自大！事实证明，去年我对军事院校学生们所讲的那些话许多都没有错，现在看来还得按那些话做！我革命四十年，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模样！我死了也不服气，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
姬鹏飞眼尖，看见在场的人有些颇不简单，便赶紧劝陈毅息怒，避免授人以柄：“哎，好了，好了，陈老总，不要发火嘛！”
如火山喷发，似江河奔流，陈毅尽情宣泄心中的不满，哪里止得住：“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大会，老姬，你也在场嘛！有些人莫名其妙地要我低头认罪。
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能当外交部长？我说，我劝这些人不要太猖狂了。
太猖狂了没有好下场！我过去也斗过人家，人家也斗过我。
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上还不知道晚上怎么样。
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顺风倒，我不干！我的话可能触犯了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
陈毅一身正气，具有震慑人心的巨大力量。
那些仇视陈毅的人噤若寒蝉。
他又转向在场的干部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也要挺直腰板，敢于向那些不负责任的造反派斗争！他们不去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专造我们的反，难道不该斗争？！”
这时，一个细若游丝的声音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陈老总，你误会了，我们现在不是向你来请示了吗？！”
陈毅一眼瞥见一个臂缠红袖章的单薄瘦小的小人物，此人几天前却伙同一些人当着众多外国使节的面，令某国大使低头认罪。
他们还别出心裁地要别人下跪、爬行，神气活现，不可一世。
就是这些造反派，他们居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付自己人。
他们批斗部长助理龚澎就是这样，要她跪在长条椅上回答问题，一跪就是好长时间。
最后龚澎终因体力不支从长椅上栽下来。
“她装死，装死！不能饶了她，不能饶了她！”
那伙造反派嚎叫着，又是叫，又是笑。
陈毅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前劝阻和制止。
他们却只当耳旁风，根本不理睬。
现在，陈毅听了眼前这个瘦小个子的一番自我表白，感到一阵恶心，不禁怒从心头起：“请示？不敢当，不斗就感谢你了！当面请示，背后又骂我的祖宗，典型的两面派！”
在场的人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谁也不愿多言语。
从大家的眼神可以看出，各人的反应是复杂的：有的觉得非常解恨和痛快，认为陈毅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使他们大大出了一口气，有的感到担心和忧虑，害怕惹来新的麻烦；有的对陈毅横眉冷眼，显然对他极不满意，恨不得一口吞了他。
在回家途中，杜秘书在汽车里几次想给陈毅提个醒，便直来直去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请他讲话时嘴上尽可能放个哨兵。
但这一回他却不听劝，态度坚决而冷峻：“不，我不怕，我就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我陈毅又跳出来了。
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要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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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开火（1）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人开中央常委扩大会。
会上，毛泽东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要扩大，采取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的形式经常不定期召开，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叶群，张春桥、姚文元在京时也参加。
此后，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或两三日，或三五日开会一次，主要讨论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这时，《军委八条命令》起过一阵好作用以后，由于受到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歪曲和阻挠，逐渐成了一纸空文，全国形势更加混乱。
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例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同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一伙出现了严重意见分歧。
叶剑英从座位上愤然立起，怒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起而助战，愤怒地质问这伙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叶剑英冲着张春桥等人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随后又质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等人缺乏思想准备，一个个被问得瞠目结舌，显得十分狼狈，只有“理论家”陈伯达、关锋两人小小抵挡了一下。
陈伯达辩解说：“叶帅，我向来是尊敬你的，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摆出一副斗士模样，将皮包往桌上一摔，气势咄咄逼人：“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主持碰头会的周恩来，见双方各不相让，僵持不下，只好宣布：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内容，要争论以后另行安排。
这次争论就此草草收场。
散会后，陈毅有意同叶剑英走在一起，靠近他的耳朵，撂过去一句话：“剑公，你真勇敢！”叶剑英面露微笑，低声地回了一句：“彼此彼此！”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又一次在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程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
出席会议的有几位老帅、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主管经济计划工作的负责人。
开会前，谭震林在怀仁堂会议室门口与张春桥相遇，他们边往里走边说话。
谭：“你为什么不让陈丕显来北京？”
张：“群众不答应呵！”
谭：“陈丕显从小干革命，我们都了解他。
你们应该保他才对！”
张：“这事，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这时，他们一起步入会议室，在各自的座位上就坐。
谭震林对张春桥一味推托，用群众作挡箭牌的态度极为不满，发言时便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什么群众！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