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在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本来是想解决红军的建设问题，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
但是，条件不成熟，认识不一，会上发生了争论。
有些同志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司令部对外”和军官的权威，认为“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主张“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不愿做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这种意见占了上风，结果把毛泽东同志担任的前委书记给选掉了。
会后他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搞调查研究去了。
我被选举当了前委书记。
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当然，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责任。
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
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觉察出来了。
恰好这时中央通知我到上海开军事会议……我把红四军的情况如实地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在与周恩来等同志的讨论中认识到红四军离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行，并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重新担任前委书记。
回到部队后，部队正在广东东江地区作战，打梅县，我就写信去请毛泽东同志。
他明确表示，先要弄清是非，然后才考虑复职，表现出很高的原则性。
这是事先我没有完全想到的。
共产党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是非面前不含糊，原则问题不让步。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是服气的。
随后我同他一起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讨论如何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
12月，由我主持在上杭召开了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同志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件事我认为是办得对的。
毛泽东同志和部队上下皆大欢喜，我也很高兴。
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知错能改，正是陈毅的可贵之处。
5月21日，陈毅应召列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被选定为党的“七大”军事报告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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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开（1）
饶漱石排挤陈毅的目的，是要陈毅这个新四军军长有名无实，最后实现自己独揽华中大权的野心。
因此，他巴不得陈毅倒霉，从此销声匿迹。
但是，饶漱石这回事与愿违：陈毅在延安不仅没有倒霉，而且不时在许多公开场合露面，名声比在华中时还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所取得的光辉业绩举世瞩目，美国总统罗斯福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早想同真正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
经过中美双方的多次磋商，最后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得以实现“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力量。
美军观察组成员由美国史迪威将军领导的中缅印战区总指挥部的军人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组成，带队的为包瑞德上校，组员有戴维、谢伟思等。
在美军观察组之前，曾有一个21人组成的阵容庞大的中外记者团先期到达延安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情况，其成员除了15名知名的中国记者外，还有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霍普金斯等一批外国记者和夏南汉神甫。
这些外国记者政治倾向各异：斯坦因、爱泼斯坦对中国人民友好，福尔曼为人严肃，对政治不感兴趣，武道与国民党宣传部关系较密切，夏南汉对共产主义思想格格不入。
因此如何接待好这些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这个引人注目的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为他们设宴接风。
毛泽东告诉他们：你们是自由的，你们要看什么就看什么，要到哪去就到哪去，我们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只望你们客观报道这里的一切。
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不失时机地对毛泽东提出要求：“我有许多话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交谈，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
毛泽东慨然应允：等一切安顿好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交换意见的。
不过我可以先介绍你们认识一个人，我想你们会感兴趣的！毛泽东果真很快安排陈毅与这些来访者见面。
这才有了陈毅在延安的公开露面，有了陈毅一系列接受中外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成员采访的报道和有关中国军民敌后抗战的珍贵史料存世。
爱泼斯坦是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记者，对于同陈毅接触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这样写道：“那是盛夏的一天，1944年8月19日，我在延安杨家岭找到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将军。
在窑洞前的一个院子里他给我介绍新四军事件真相经过以及当地抗日活动的影响。”
“陈毅是老一代的红军领导人之一。
他没有参加长征，而是在敌后老苏区参加战斗。
他曾去法国留学过，具有一副知识分子的面孔，敏锐的逻辑思维和偶尔一丝法国人的漫不经心的神情。
他脸晒得黝黑，意志坚强，像所有参加过长征，16年来从未停止打仗的老红军战士一样。”
“显然，重提皖南事件，陈毅那刚毅的脸上流露出悲愤的神色。
当时陈毅向我介绍了发生皖南事件的背景情况。”
福尔曼把此次延安之行写成《北行漫记》，他的身份是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
《北行漫记》中写道：这时陈毅将军取道山东、太行山，越过好几十道日本人的封锁线，经过好几个月的长途旅行刚刚到达延安。
年纪约莫四十出头，曾经赴法留学，在巴黎与里昂待过三年，后“被法国勒令出境”。
陈毅将军说：1938年，新四军开入长江（苏南）一带，立即开始打日军、伪军、地方盗匪。
新四军没有后方根据地来供给作战的必要物资，因此得主动设法寻找敌人的弱点，以便进攻这些弱点，求得武器与给养。
在战争中，新四军大部分是夜间行动，因为武器较差，子弹极端稀少，主要利用刺刀与手榴弹解决问题。
陈毅将军还说：“当反攻到来的时候，我们将充当前锋，恢复上海、南京、武汉——华中这三个最重要的城市。”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是这样回忆那段难忘的经历的：“8月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
“约翰·谢伟思告诉我，当陈还是一个四川成都的小孩时，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上过学。
约翰的父亲当时在那里办事。
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是之处。”
几天后，谢伟思同陈毅作了一次三个小时的长谈：谢：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
你们怎么办？陈：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决难实行反攻的，这是一；第二，如果在盟军配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
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
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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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开（2）
我是很知道国民党的反动做法的。
陈：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有把握吗？
陈：有的（并举出理由）。
谢点头同意，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之前会不会垮台？
陈：我们是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
抗战几年来，中共顾全大局，相忍为国。
这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谢表示赞成。
陈毅为打消美国不少人士中以为中共力量有限，才不得不迁就国民党的顾虑，强调：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也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
我党有力量打破逆流！敌后连大地主、大资本家、地方军人对我军都很同情。
谢：我一定要到华中去看一看。
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
陈：欢迎你们到华中看看。
谢：这次来是想商量用空降办法是否可到华中。
走陆路要四个多月，太慢。
陈：空降完全可以做。
谢：夜间降落最好。
陈：如果夜间能降落，则更无大困难。
谢：好！我回去跟包武官商量后，即可向史迪威提议办，并且一面通知国民党。
这次会见后，包瑞德提请陈毅尽快把已经同意提供给他们的《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真相》两个文件写出来。
陈毅连夜写好这两个文件和一封致包瑞德的信，并一并呈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当即回信给陈毅：“各件均好。
略有增改，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毛泽东8月23日约见谢伟思，作了一次六个小时的长谈。
这次会晤，使谢伟思对中国的事情、国共两党的关系和中国军民抗战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8月27日，谢伟思向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总指挥部报告了此次陕北延安之行的情况。
其中提到：“许多迹象表明，共产党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对未来的行动将作出重大决定。
现在大多数重要领导人正聚集在延安，其中不仅有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而且有基层的野战部队的领导人。
这些人包括彭德怀、叶剑英、陈毅、林彪、贺龙、聂荣臻等。”
从谢伟思后来的回顾看，他同毛泽东不仅谈到国共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涉及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
战后，中共将珍视战争期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为增进中美友谊而不懈努力。
同时，毛泽东不掩饰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和不满，批评美国人的眼睛只看到蒋介石，只给蒋介石提供援助，并警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搞不好会怂恿蒋介石选择发动内战的道路。
陈毅作为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接待成员之一，工作是出色的，坦诚的，受到所有被接待者的好评，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打破了国民党的长期封锁，使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逐渐增加了了解。
中外记者团的记者们不仅访问了延安，其中不少人还到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
他们所到之处，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惊喜地发现他们来到了一个有别于国统区的欣欣向荣的地方，真有“世外桃源”之感。
他们每个人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情不自禁地写起自己的观感来。
以严肃著称的福尔曼居然写成一本政治倾向明显的名为《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的书，斯坦因所写的书也以颇富革命色彩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来命名。
这两部书问世后，引起较大反响，使得更多的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日军民寄予同情。
毛泽东对这些外国记者的反映表示关注。
他在对党内指示中不止一次指出：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发展甚感兴趣，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甚为不满，对国共关系甚为关心。
他们从延安发出的电讯，大多描述共产党实施民主、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的成就，连夏南汉神甫也尽说边区的好话，使国民党企图利用他###的图谋破产。
这些外国记者在陕北高原走了一趟，就大说中国共产党的好话，使蒋介石十分恼火，把这些人所说的公道话，说成受了共产党的利用，被共产党“洗了脑筋”，充当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一发狠下令重新实行新闻封锁的死命令，今后绝不批准任何新闻记者进入陕甘宁边区。
其实对边区有好感的何止那些记者们呢，那些美军人员对在边区的所见所闻同样感到新奇和振奋，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军民表示友好。
那些负有特殊使命的美军人员一到延安就受到了真诚接待，彼此相处融洽而自然。
美军观察组成员私下反映，中共方面是坦诚友好的，提供协助是周到得体的，不卑不亢，无可挑剔。
他们认为，中方提供的有关情况、材料、资料和文件等等“超出了他们的希望”，不愧为友好的合作伙伴，对此他们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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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开（3）
包瑞德的评价更是直言不讳：“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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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痔疾再次发作（1）
因为接待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连日奔波，陈毅再次受到痔疮的折磨。
按讲应该卧床休息的，但有些活动无法临时改变，只得强撑着参加。
1944年9月12日，他带病赶到王家坪与包瑞德、谢伟思晤谈。
或许是精神高度集中吧，彼此谈得很好，对方和他自己都没发现任何异样，都为这次会见满意，在回杨家岭的路上他就受罪了，疼痛难忍，冷汗淋漓，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简直是一步步挨回自己的窑洞的。
毛泽东得知此事，当即批准送他到延安和平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进医院的第二天，医生就给陈毅开了刀。
陈毅惊人的忍耐力令医生们吃惊和难以置信，一是嗔怪他不该拖到这个地步才来开刀，给手术增加了困难，给自己带来了痛苦，二是奇怪伤势这样严重，自己怎么走回住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