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代表华中、新四军在大会上发言，详尽地论述了党在新四军和华中工作的历史，深刻地总结了党领导新四军和华中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经验，特别强调中国革命需要有好的掌舵人。
他说：“船载千人，掌舵一人”。
掌舵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扳舵，而是在上滩下滩，转弯抹角时才扳它两下。
不扳便会把船打烂，扳过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要扳好。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毛泽东是最会掌舵的。”
有感于中国革命航船有了最好的掌舵人，陈毅以《七大开幕》为题，作七言绝句一首：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做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毅被选为中央委员。
党的七大开完了，陈毅面临一个去留问题。
陈毅来延安前，毛泽东曾明确说过，“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现在是不是维持原议不变呢？对于陈毅的去留问题，中央也在慎重考虑。
这时迅速从日伪手中收复东北是全党的一项突出的重要任务，主持东北军事工作有两个人选：一为陈毅，一为林彪。
考虑结果是华中更需要陈毅，便由毛泽东同陈毅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七大开过了，你在延安的任务完成了。
原先说过七大后仍回华中，华中离不开你，同时还需要你回去传达七大有关精神。
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陈毅来延安以后，自从答应过与饶漱石的问题“一句话也不要提”以来，始终牢记自己的允诺，再未提起过。
现在既然毛泽东发话了，他便直话直说：“我同饶漱石的关系，主席是知道的，只怕回华中去没有事做，不起作用！”
毛泽东深知陈毅在华中的深厚基础和别人难以代替的作用，斩钉截铁地说：没事做就下围棋。
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事已至此，陈毅坚决表示：请中央放心，这就准备动身，回华中后一定搞好团结，做好工作。
任务一经确定，陈毅很快就把思想转到了华中工作方面。
7月30日，他电告华中的饶漱石、张云逸：“华中干部百余名及新调来工作者约六百均准备于8月初东来，估计10月初可到军部，我亦定8月初动身回来，请令路西淮北四师注意打通陇海路北的联系工作，以便通行。”
中共七大胜利闭幕不过两个多月，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重要声明。
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和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等命令。
此时，蒋介石却发布反动命令，命令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不准收缴日伪枪械；命令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稍勿松懈”，积极准备向各解放区推进；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继续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背信弃义和妄图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国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陈毅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变化。
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新四军，改变夺取大城市的方针，要求江南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和县城；江北部队力争占领津浦铁路及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南一切乡村和城市，以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陈毅当天即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华中局和新四军贯彻中共中央8月12日指示的具体部署：在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地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县；对京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可相机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能占领时亦不宜作久住之计，而主要的是去占领各该县的农村市镇。
在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
军部在运河沿线，选择适当指挥位置。
8月23日，陈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共中央为加强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陈毅为12名军委成员之一。
时局的急剧发展，国民党当局为准备内战加紧调兵遣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做两手准备：一是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从延安乘飞机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争取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一是现在延安的各大区高级军政领导人立即返回原地，迅速负起各自的领导责任，做好应付国民党挑起内战的准备，以免形势逆转时而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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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2）
8月25日上午，一架美国军用小型飞机飞离延安东关机场。
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林彪、萧劲光、滕代远、杨得志等20名高级军政领导人，为了同国民党抢时间，不顾危险地挤在这架飞机上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
为了预防不测，每人身背一副降落伞，而且事先临时抱佛脚地练习了一下紧急跳伞的基本要领。
陈毅一行飞越吕梁山，当天中午到达晋东南黎城县长凝机场。
在此小停后各奔东西。
在黎城，陈毅与湘南起义时入伍的老部下、如今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行，并得到他派出的小分队护送，一起翻越太行山，于9月下旬到达河南东北的濮阳。
陈毅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肩上的使命，家小的企盼，都令他归心似箭，然而想起饶漱石对他的不能相容，又不免有几分忧虑。
但他早已郑重地向毛泽东表过态，这个想法只不过一闪念而已。
他再一次告诫自己：面对现实，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不应为个人关系难处而畏缩不前。
他飞离延安的次日，中共中央特地致电华中局：“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
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
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这时，陈毅已经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已经飞往重庆，将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较量，其艰难和复杂程度比之于党内军内矛盾超过多少倍。
这更激励他要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回到新四军以后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传达好七大的方针，不管多艰难多复杂，都要同饶漱石相处好，以便团结对敌。
由于情况出现变化，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山东抽调数万兵力开赴东北，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撤，一部进入山东。
9月26日，陈毅在河南濮阳时收到中共中央9月23日来电，要他不要去华中，“因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新四军主力及陈、饶二人均到山东工作，望你及你所率军事干部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职务，以便罗迅速去东北。”
10月4日晚，陈毅乘吉普车到达山东军区所在地临沂，受到罗荣桓、黎玉、舒同等军区领导人的热情欢迎。
10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这时，由于形势的急剧发展，他们迅速办完了交接工作。
罗荣桓离开临沂赴东北前夕，亲手把一张虎皮褥子送给陈毅作纪念。
陈毅知道罗荣桓带病出征，对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心，特地对随军出发的医生详细作了交代，此次渡海去东北，海上风浪颠簸和长途跋涉都有可能加重他的病情，一路上一定要悉心照料。
几天后，饶漱石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由苏北淮阴来到临沂。
陈毅捐弃前嫌，以向前看的态度主动同饶漱石接近，处处注意搞好关系，并遵照中央指示在华中局和新四军中传达了中共七大的方针。
随后华中局改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饶漱石担任华东局书记，陈毅、黎玉为华东局副书记，在军队职务上陈毅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为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1947年1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华中军区番号撤销，合编成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
与此同时，华东主力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后陈毅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除1948年在保留华东职务的情况下，有一段时间因为中原地区工作的需要，在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期间，同饶漱石一度分开外，直到全国解放初期他们两人都在一起工作。
九、身兼华东中原要职（1）
一辆带皮篷的军用吉普车、一辆带篷布的大卡车，颠簸在黄河边蜿蜒不平的简易公路上，扬起高高的尘土。
那辆带皮篷的吉普车颇惹眼，黑漆锃亮闪光，皮篷也是黑色的。
车后挂了一个拖斗，卧具被褥一应俱全，夜间赶路完全可以放开身子在车上睡觉，不用担心误了时辰。
此车先前的主人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如今的新主人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陈毅和随身的工作、警卫人员是1947年11月上旬离开华野司令部的，正日夜兼程地赶往晋冀鲁豫邯郸局所在地冶陶，去与邯郸局主要领导人薄一波等商讨华东野战军战争规模扩大以后的兵员、民工、粮食、械弹、被服、医药、经费等供应问题。
11月24日到达冶陶时，天已擦黑，薄一波等人亲自提着马灯前来迎接。
陈毅非常清楚，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晋冀鲁豫不仅担负着对中原、华东野战军繁重的供应任务，有时还得供应西北野战军，负担确实很重，因而所提要求都再三斟酌，尽量考虑到需要和可能，着眼于全局利益。
薄一波也尽量满足华野的要求，并尽其所能还主动追加一些急需项目，使陈毅深受感动。
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和朱德总司令得知陈毅在冶陶，打电话要他事毕后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工委所在地汇报华东野战军情况。
12月初，陈毅来到西柏坡。
故人相见，分外亲热。
陈毅详细汇报了华东野战军近年来的情况。
刘少奇、朱德盛赞华东野战军近年来取得的辉煌战绩，要陈毅转告华野全体官兵再接再厉，为取得外线作战的更大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末了，刘少奇、朱德告诉陈毅，中共中央来电要他出席中央“十二月会议”，望他早日动身。
因路上大雪受阻，陈毅过雁门关出长城，过黄河，到达陕北杨家沟时，中央“十二月会议”已经结束。
中央办公厅为给陈毅“接风洗尘”，特地请贺龙的部队从黄河东边搞了鱼来。
在当时陕北的战争环境下，席上有鱼有肉，已经算是盛筵了。
更使陈毅感动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百忙之中竟破例为他接风，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也出席作陪，浓浓的战友情谊，使他久久难忘。
陈毅刚刚安顿下来，毛泽东就派人送来了“十二月会议”的全部文件和有关的记录稿，并捎了话来：先赶紧看这些文件，容后面叙。
几天后，毛泽东与陈毅做了一次长谈，给陈毅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精辟分析，所虑之深，所谋之远。
在1947年12月25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开头就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反攻”与“进攻”，一字之差，陈毅却异常敏感，界限分明，陈毅不禁眼前一亮。
除了过去“左”倾盲动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未妄言很快夺取全国胜利。
抗日战争结束时，毛泽东也只是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只提争取国共合作的前途，不提全国胜利。
在这次交谈中，毛泽东清醒地说：去年###月，中央只说反攻，反不过去还可以退回来。
现在刘、邓和你们反出去站住了，不会被赶回来了，我们才下决心说“进攻”。
陈毅在杨家沟一住就是一个月，对五年夺取全国胜利充满信心。
他的这种好心情，在他这时所写的诗中有所流露：
小住杨沟一月长，
评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
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
中原逐鹿更当行。
五年胜利今可卜，
稳渡长江遣粟郎。
“粟郎”，指粟裕。
末句隐藏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机密，中央曾考虑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样，派粟裕率华野一、四、六纵队渡过长江向江南战略跃进，直捣蒋介石的后方，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相顾，而加速崩溃。
只是后来中央采纳了粟裕提出的华野主力暂不向江南作战略机动、“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建议，“稳渡长江遣粟郎”才临时改变。
1948年2月4日，陈毅离杨家沟东返。
回到华野两个多月后，陈毅的工作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正式提出：中原局辖区甚大，领导力量极嫌薄弱，三部分野战军在20万人以上，如粟裕迟出，则达30万人。
军区武装约为20万人，亦须统一指挥与供应，因此请求调陈毅到中原工作。
关于陈毅是否调中原工作的问题，中央曾正式向有关方面征求意见。
华东地区的广大官兵当然舍不得自己的老军长离开他们，粟裕则直接向毛泽东力陈“华东离不开陈军长”。
中原方面，刘伯承、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深知陈毅在华东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在向中央请调时，明确建议：“不管哪种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