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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沉醉于开罗城的花花绿绿、如醉如痴的夜生活中，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甚至为此忧心忡忡。他忙于功课，但面对政治的风云变幻，他往往独自一人前往尼罗河宫咖啡馆，对着浑浊的尼罗河河水凝思。尼罗河在他面前静静地流淌，他脑海里波澜起伏。有时他来到公园，坐在树阴下，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然后才回去读书，每天如此。除了学习，他惟一的享受就是在公园散步或去参观埃及古迹。这里我们还要提及的是，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棋手。东西方有不少领导人都喜欢下棋，其中包括加迈尔·阿卜杜拉·纳赛尔，他擅长在小小的棋盘上指挥“他的部队”，就像在战场上指挥他的千军万马一样。除了下棋，萨达姆还不时地给他的叔叔易卜拉欣哈吉、母亲和海里拉·塔勒法希及兄弟们写信，托人带往伊拉克。
到开罗几个月后，他在给叔叔的信中说，他想结婚，他选中了舅舅的女儿萨吉达·海里拉。易卜拉欣哈吉读了信后说：“好，孩子做得对。”在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守旧家庭中，一般都实行早婚与近亲通婚。
易卜拉欣将信装在口袋里，立即前往海里拉哈吉家求亲。海里拉哈吉欣然应允，说：“但愿如此，待萨达姆回到祖国伊拉克时，就让他们成亲。从现在起，他们就是未婚夫妻了。”易卜拉欣哈吉非常高兴，扎了扎头巾，立即去向萨达姆的母亲送喜讯。萨吉达听了这个消息，两眼充满了激动的泪花。萨达姆与萨吉达称得上是青梅竹马。萨达姆自从逃出叔叔家寄居到舅舅家求学读书，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舅舅家。萨吉达同他一起长大，两个人后来又一起从乡下提克里特搬到巴格达，情同兄妹。萨吉达亲眼看到了萨达姆所进行的斗争，从内心对他充满了敬意。这对守旧的家庭女子来说是难得的，不寻常的。当她了解到几个月前萨达姆因暗杀卡赛姆失败、安全越境逃离巴格达、现已在开罗读书时，松了一口气，并期待他早日胜利返回祖国。现在她已成了他的未婚妻，何时见他归来呢？
骑士出外旅行不能太久，大海上的风帆总要进港。在地平线的后面，灯光已经闪光，航船就要靠近码头了。萨达姆从内心感到那一天为期不远了，因为他相信自己的人民，相信自己的党，他认为这是历史的意志，任何人也不能阻挡。
作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停止斗争。萨达姆一踏上开罗的土地，就加入了埃及的党组织。由于他的斗争精神，很快被提升为埃及国内及阿拉伯北非、加沙地带、苏丹、阿拉伯半岛组织的领导成员。
萨达姆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埃及安全机构的注意。当时，埃及的安全机构就像恶性肿瘤一样不断膨胀，不断扩展自己的权力和影响，有时甚至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对来开罗寻求庇护的阿拉伯斗士以及埃及公民极力地加以限制。
萨达姆经常发现自己的房间被搜查，他写的东西被偷看，甚至被拍照。他的一个同学还经常被传讯到内政部的侦查局大楼进行盘诘。开罗对他来说，几乎变成了另一所监狱。他决心制止这种事情的发展。因此，他们五位曾被伊拉克卡赛姆当局判死刑的人同埃及共和国总统府联系，联名上书纳赛尔总统说：“如果警察当局继续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行径，他们将自动向卡赛姆当局投案自首，面对死亡。”这五个人是萨达姆·侯赛因、克里姆·谢哈利、哈蒂姆·阿扎维、塔哈·雅辛·阿利、迈德哈特·易卜阿欣·居马。信发出后不久，共和国总统府的代表召见了他们的代表谢哈利。总统府的代表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哎呀，我们不知道。没有指示，安全机构这样做是错误的。你们在自己的祖国，埃及，完全是自由的……”
自此之后，萨达姆他们遇到麻烦少多了，但实际上埃及的安全机构只是变换了手法而已，从公开监视转入秘密监视。
不久，萨达姆·侯赛因随着法律学院迁址来到阿克萨尔·阿斯旺。一天，他走进浴室，刚要拧开水龙头冲澡，电话铃响了。克里姆·谢哈利立即敲门，并大声喊道：“萨达姆、萨达姆”萨达姆开了个门缝，看看是怎么回事。只见克里姆握着话筒，大声喊：“萨达姆，萨达姆，伊拉克革命爆发了。伊拉克革命，我们的伊拉克革命，你听见了吗？”
没有舵手的航船
当一些部队开始对准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个人独裁统治行动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因为卡赛姆同一些追随他的军官躲进了国防部。在国防部内，支持和反对他的两派展开了一场有限的战斗，反对他的力量占了上风，全城都起来造反。
在国内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卡赛姆政权摇摇欲坠。当时全国的爱国力量都行动起来了，只有伊拉克共产党，尤其是共产党的领导仍在支持卡赛姆的政权，担心民族主义力量尤其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在卡赛姆政权崩溃后同它算总账。
在革命即将到来时，由于复兴党力量的打击，卡赛姆政权已动摇，共产党人感受到了危险。在这样的时刻，共产党的领导又犯了历史上致命的错误，直到它纠正思想意识几年之后，这一错误的影响仍没有彻底清除。
当时，共产党领导发表的著名的公告说：“同胞们，拿起武器，粉碎殖民主义的阴谋。我们伟大的、战斗的人民群众，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热爱祖国和民主的人士，一小撮反动军官正阴谋夺取政权，为使我们国家重新回到殖民主义铁拳的统治下开辟道路。他们现在已控制了艾比·加里布的广播电台，企图屠杀我们英勇的军队……”“我们英勇的、战斗的人民群众，走向街头，将叛逆者从我们国家清扫出去。”“拿起武器，保卫我们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果实，组成捍卫民族独立的委员会。前进吧，在民主力量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将会挫败这一阴谋，我们要求政府向我们提供武器。”
当然，“政府”对共产党的要求是不会响应的，不会向他们提供武器。道理很简单，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认为他自己能够镇压这一反对他的运动，尽管共产党支持他，这只是一厢情愿，而他是不相信共产党的；另外，卡赛姆的“政府”已被包围在国防部里，成了瓮中之鳖，与外界隔绝，自顾不暇，即使想提供武器，也为时已晚。
但共产党的领导仍抱着一线希望，发表公报，号召人民从警察手里或其他任何地方夺取武器。
一些共产党的组织响应了号召，拿起手中的轻武器，向支持这一新生革命的部队开火。但他们的行动只不过是自杀，因为他们所标榜的捍卫共和国、民族独立与保卫卡赛姆政权绝不能混为一谈。当时，民族独立和共和国并未遭到危险，遭到危险的只是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
卡赛姆惯用两面派手法，就像木偶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他曾不止一次地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过共产党的力量。但共产党人执迷不悟，对他一直抱有幻想，其斗争的结果必定是徒劳的，最后落得个集体自杀的结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倒在了摩苏尔、卡尔库克、巴士拉、巴格达的街头，却没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人在他们的墓地上献鲜花。
历史是无情的。由于伊拉克共产党所犯的历史性的错误，拒绝加入“进步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统一战线，一意孤行，使得伊拉克人民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1963年，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总书记米歇尔·阿法拉克在谈到复兴党对共产党的立场时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我们并非采取消极态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是尊重的。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至于同阿拉伯各国共产党的共处的问题，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已多次证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理解阿拉伯民族运动，对人民群众运动往往采取敌视的立场。”“事实上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对待解放、统一、社会主义运动的立场来说，不能将其划到左的一边，而是属右的一边。”“开诚布公地说，共产党人是反对群众所要求的统一的。为阻挡阿拉伯统一的潮流，他们不惜采取野蛮的行径。我要表明的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是时刻谨防自己陷入到反对共产党的境地的，因为我们懂得这样一来，将会引起殖民主义的干涉……”
1963年，甚至连当时的政府总理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也宣布：“我们不反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我们只是防范在某个国家出现某种政权。”“我们作为阿拉伯的左派，为反对殖民主义而进行斗争，我们没有忘记苏联对某些阿拉伯国家事业所采取的友好立场，但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无论如何，革命已爆发，为实现其目标，正在艰难困苦中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结成了联盟，实现了社会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转变，为迅速发展经济，开始了农业革命，注意到了吸收农民参加农业革命的重要性。工人、农民、妇女工会和职业组织建立起来了。因此，革命后的几个月，在农业改革、实行工业化、计划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依靠农民、工人、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兴办了许多工农业项目。革命强调要保护劳动阶层，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利益。
但尽管如此，革命尚未最后成功。一方面，这一新生的革命继续受到共产党人的攻击；另一方面，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第一次单独掌权，急于实施自己的思想，创造自己的经验，渐渐失去了其领导的地位，在领导内部出现了分裂、派性的因素。同时，这一新生的革命也缺乏一位“英明的舵手”、“果敢的掌权人”。
革命七个月后，即1963年11月18日晨，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向复兴党人发动政变，在伊拉克的历史上再次出现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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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遵守这个决定（上）
革命爆发后，萨达姆·侯赛因从开罗乘飞机返回巴格达。复兴党安排他到中央农民局任职，一直到1963年11月18日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发动政变时为止。
凭着他的聪慧和敏锐的历史感，萨达姆对这次革命必将走上夭折的道路确信不疑。
国家缺乏英明、果敢的掌舵人引起他的不安。当时在伊拉克召开了复兴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进行的讨论进一步加深了他的不安。因为很明显，复兴党的领导内部已发生分裂，可悲的是这种分裂并不是围绕基本政策和思想意识发生的。尤其是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就内部的斗争作出决策，已充分表明复兴党将面临严重的灾难。尽管代表们出席了会议，但由于大会决策不利，复兴党民族领导无能，而且党内相互对立的两派在最后的选举中获得相同的票数，已完全表明革命的航船在两派势均力敌的作用下，进退维谷。
萨达姆不能沉默，尽管他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但他至少有勇气，有胆有识，敢于超脱集团和派别。因此，萨达姆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注意，纷纷询问：“这样坚持党的原则，敢于抨击闹派性、以个人利益为重的人的人是谁？”
萨达姆在各级党代会上都发挥了这种作用，直到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选举参加了民族大会。因为党内的派性帮了他的忙，有的人陷入派性斗争，而各省的代表对党内这种无原则的斗争很不感兴趣，因而一致推选萨达姆出席民族大会。当大会在大马士革举行时，他重申了处理巴格达局势的意见，而且站出来，回击了伊拉克复兴党支部书记萨利赫·萨阿迪，他曾指责是萨达姆使得革命的航船触礁的。萨利赫·萨阿迪是一个思想幼稚的人，空有革命的理论，而缺乏实干的精神。
萨达姆站在第六届民族大会的代表面前，好像预言家一样发表讲话说：“我不认为下届大会会如期召开，伊拉克的革命将会继续下去。”一个半月后，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果然发动政变，大肆逮捕复兴党人。
政变的前四天，萨达姆与一些同事坐在农民局，其中有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塔哈·穆哈辛·舒阿兰、赛义德·侯赛因·贾布里。突然，闯进来两个人，将冲锋枪对准了他们的胸口：“举手投降。”如闪电般，萨达姆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对他们厉声喝道：“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回答。萨达姆同闯进来的陌生人近在咫尺，如果双方开枪，必然是两败俱伤。两个人见萨达姆手中有枪，拔腿就跑，还一边回过头来开枪。结果击中了巴格达农民协会的成员雅辛。消息传开后，官方伪造事实，说是萨达姆在向民族警卫人员开枪时击中雅辛的。
两天后，萨达姆乘F牌汽车前往底格里斯河对岸的卡尔赫区。随同前往的还有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路上，突然与民族警卫人员相遇，那些人举起冲锋枪高喊：“站住，站住”
萨达姆不得不停下来。拉蒂夫·达利米走过来，同他说话，并要其他卫队成员不要同萨达姆说话。拉蒂夫·达利米将萨达姆和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带到民族卫队的司令部，因为司令部有指示，逮捕他和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但司令部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在那里静坐了两个小时。突然，他的战友哈蒂姆·阿扎维——曾参与暗杀卡赛姆事件——身穿民族卫队衣服，握着手枪走了进来，高声喊道：“我想知道萨达姆干了什么？”没有人回答。他又说道：“我明白了，他什么事也没有做。”还是没有人回答。于是他看了一眼萨达姆，说：“那好，跟我来吧。”萨达姆和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离开司令部又上路了。萨达姆从中更加确信这是一种不祥之兆，某种事情就要发生。两天后，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的枪炮对准了复兴党。
11月19日，第一坦克旅的“斋月14部队”集结在共和宫和广播电台之间的十字路口上，萨达姆的舅舅海里拉·塔勒法希哈吉的儿子阿德南·海里拉是这支部队的军官，他也是同萨达姆一起长大的同母异父兄弟，两个人在提克里特和巴格达共同生活了几年。就在政变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