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美元。
三．卫匡国的《鞑靼战纪》
卫匡国生平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也是耶稣会士。他于明清两朝交替时抵华，因汤若望等前辈的铺垫，而受清朝官方善待，有了充分发挥的前提。
他于1614年9月20日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特兰托（Trente）。该城靠近今日的奥地利，有不少日耳曼人居住。对他的国籍，学界有不同表述，法国人荣振华称他是日耳曼人，从族裔角度看，应该无错。而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将他归为意大利人，若从出生地来说，也说得通。但根据《天主教大百科全书》（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卫匡国被列为奥地利耶稣会士，这可能在种族与国籍两方面都契合实际，应该是最权威的。
卫匡国17岁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入罗马学院研习数学，曾师从德国数学家兼东方学者基歇尔，估计因此而对东方产生了向往。1632年，他被派往中国传教，于当年12月从热那亚启程，因旅途遭遇风暴，不止一次被迫返回里斯本。1640年，他到达印度的果阿，因缺乏船只，又等待了一年多，才重新上路。其中先后三次易舟，至1642年，才来到澳门，前后已用去了四年时间。
1643年，历尽艰辛的卫匡国终于到达中国杭州，随后便在浙江的杭州、兰溪、分水、绍兴、金华、宁波活动，又在南京、北京、山西、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留下了足迹，对中国山川地理、人物掌故详熟于胸。卫匡国入华之初，明政权正摇摇欲坠。为取悦明政府和士大夫，他取了汉名卫匡国，以示要匡扶大明。他广交江南名士、达官贵人，致力学习汉语，阅读中华典籍舆志。
卫匡国到中国时，正是清朝挥戈南下之际。他在兵荒马乱中数度逃生。他一度受南明隆武帝朱聿键之邀，入宫教授有关欧洲的知识。隆武帝的兴趣所在，主要为欧洲的弹道学、大炮及火药生产的知识。遵照明庭的命令，卫匡国穿上了绣花官服，却偷梁换柱，把它当作做弥撒时穿的圣袍。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6）
在明清的对战中，卫匡国先是加入了明朝的阵线，但经审时度势，不出数月，就转到清朝一边。1646年6月，卫匡国受隆武帝之托，前往温州附近的分水。不久，清兵来袭，卫匡国便在住所门外大书“大西天学修士寓此”字样，宅内杂置书籍、望远镜、显微镜等，中设祭坛，上供耶稣像，然后到临县暂避。清军虽破门而入，但未伤害任何人。将领并派人访觅卫氏，待之以礼，送回杭州教堂，并张贴布告保护。清军还让他穿上清朝服装，改变法式，以便一眼认出是新朝的拥趸。卫匡国改弦更张的唯一目的，是希望传教之途更为坦荡。
1650年，卫匡国被推为司库，应诏赴罗马教廷公干。他经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南下，1651年3月5日离华。海途中因为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俘获，便一路随荷兰人返欧，先到德、法、英、比、挪威诸国，于1654年底始抵罗马。在罗马期间，他就中国传教时所遇到的礼仪问题，参加了教廷的辩论，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教廷事后颁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讲行。卫匡国在罗马完成教务后，1657年再次赴华，曾觐见清顺治帝。他返杭州传教，得总督佟国器支持，在杭州新建了一所教堂，于1661年竣工，其宏伟壮丽的程度，为当时中国教堂之冠。同年，卫匡国不幸感染伤寒，于6月6日病逝于杭州，享年47岁。
卫匡国死后葬于老东岳大方井南天主教墓地。十八年后的1678年，因大方井墓地潮湿，教会遂将教士们的遗体择地另葬。及至打开卫匡国的棺木，赫然发现他衣冠如旧，遗体只缺了一个耳朵，其余完好无损。教徒们将他的遗体移往新墓地的小教堂，奉为圣物，“年中屡有人为之剪发修指甲，盥面整容，卧于木椅上，置于上层堂角，作共同祈祷状者。”对这一奇象，殷铎泽、柏应理、白晋等人均有描述。直到1877年，因尸体的腐烂加剧，教会才将其敛葬于墓地的教堂内。
卫匡国只活了短短四十七年，而其中的十一年时光，更耗费在往来中欧的路途上。在早期耶稣会士群体里，卫匡国被视为利玛窦之后的又一学术高峰，并且是意大利汉学研究的最后一座丰碑。自他之后，欧洲汉学研究中心，便移往法国。就数量而言，他著有《中国历史概要》、《中国上古史》、《鞑靼战纪》、《中国新图》、《中国耶稣会教士纪略》、《中国文法》、《逑友篇》等书。就范围而言，他的研究覆盖了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语文、中国天主教传教情况等。他的著作，许多为西方研究中国的开天辟地制作，内容均广博深入，极受学界推崇。
《鞑靼战纪》拉丁文第一版
（Martino； Martin。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ntwerp； Pantiniana；1654）
《鞑靼战纪》是记述中国明清鼎革的重要历史文献。它从1616年满洲人（鞑靼人）进占开原城写起，至1651年清摄政王多尔衮逝世及卫匡国离华止。此后至1654年间发生的事，因卫匡国已人在欧洲，便以征引中国来函的方式，收于附录。
《鞑靼战纪》是反映明清嬗替之际最原始的记载之一。它取材于卫匡国的亲身见闻、友人书信及官私记载，感受真切。因作者身份特殊，该书得以置身明万历后的党争之外，超越夷汉之分，无惧清初文字狱，而保持客观态度。虽然卫匡国同情的是明朝君臣的命运，但他对满洲八旗兵的军事动员制度和摄政王多尔衮的文治武功，评价积极；虽然对流民起义态度敌视，但对于明朝官军掘开黄河大堤，导致三十万生灵涂炭一事，照样揭发。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7）
卫匡国认为明之灭亡，要素有三，其一为满洲的扩张战争，其二为流民起义，其三为上层党争。其中，流民起义又起了决定作用。至于李自成的失败，作者认为是进京后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李自成进京前，“在他统治的地方，免除了所有的官税，严守要温文有礼地对待老百姓。因此，所有的人都拥护爱戴这个十分美好的政权，愿意归附他的统治”。可是进入北京以后，“他下令逮捕所有的明朝官吏，很多人受酷刑致死……放手让士兵抢劫这个繁华的城市”。其后果是，“他这种可怕的残酷和暴虐，使他丢掉了国家”。
对明清鼎革之际耶稣会士及中国天主教徒的活动，《鞑靼战纪》也有详细记载。那时的耶稣会士继承了利玛窦路线，将传教重点放在统治阶级上层，收效显著。明清双方，都有传教士在其中活动。后来反清的各支队伍中，也都有入教或亲教的文人学士参加，其中一些，更成为南明政权的决策人物。
据书中的记载，可以看到万历年间教难时传教士的动向及心态；可以读到明朝向澳门购置火炮而使传教合法化；可以了解因清军优待传教士，使传教士计划借清朝上层力量，大力发展天主教。书中还真切描绘了各地传教士在战乱中的遭遇，比如，开封传教士誓与被洪水淹没的教徒同归于尽；福建建宁传教士侥幸在战火中逃生；西安两个传教士受到李自成义军的善待；南昌两个修士死于清军进攻。对于曾德昭的命运，书中也专门提及，写他在清军营中九死一生。同样，在四川传教的利类思、安文思则险些死于张献忠刀下。诸如此类的记载，让人窥出耶稣会士在中国各地是极其活跃的。
卫匡国的书，也证实了明末政坛一些要人的教徒身份，包括孙元化、霍式耜、丁魁楚、庞天寿等，并叙述了他们的经历。康熙后因实行禁教政策，凡记录传教士和入教文人事迹的著作，均被删毁，致使教徒的活动在中国史籍中难觅。于是，《鞑靼战纪》中的有关记载，便使这些重要史实，不致因中国官方的禁绝而淹没。
《鞑靼战纪》于1654年首版于安特卫普，为拉丁文版。嗣后在德国科隆（1654）、英国伦敦（1654）、意大利的罗马（1654、1655）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655）等地出版。据统计，1654～1706年间共用九种不同的语言发行211版，在当时曾经广泛流传。
拉丁文第一版为羊皮硬面，外部尺寸12×8厘米，156页正文，附雕版印制的地图。
市场实例
拉丁文头版的《鞑靼战纪》存市量不算最少，因而虽然已出版了350多年，价钱却不贵，一般在2，000美元上下。伦敦某古旧书店有两本在出售，一本开价2，190美元，一本开价1，710美元。
本书展示的一册，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古旧书店的存货，无缺页，封面未重做，保持百分百原始状态，品相完整。该书开价为1，100英镑。
四．米勒的《中华帝国观察》
米勒生平
德国人米勒（Andreas Müller； 1630～1694）前文已有论述。他一生从未踏足中国，却锲而不舍地予以研究。他所凭借的资料，大多来自耶稣会士的著述，及各方人士收罗到欧洲的中国典籍。他的研究，带有“二手”的色彩，同时也初具学院派汉学的雏形了。
米勒的时代，德国的北部已是新教的势力范围，因此，除汤若望等少数人外，德国赴华的耶稣会士很少，一手的资料，自然不普遍。但德国人对中国的好奇，绝不会落在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之后，照样出现了一批汉学名著，如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的《图说中国》、米勒的《中华帝国观察》、门泽尔（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2）的《古今中国帝王年表》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便是作者都未去过中国，内容也是炒别人的冷饭。即便如此，因作者都是学术大家，非无自己的见解和新意，因此照样走红。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8）
米勒出生于格瑞芬哈根（Greifenhagen），先在格拉夫瓦尔德（Greifswald）及罗斯铎克（Rostock）学习路德派神学理论及东方语言。他原是以神学和语言学立身的。他的神学才能我们无从判定，但在语言学方面，确有异常禀赋。除了自己的母语及拉丁语外，他精通*语，通晓土耳其语、波斯语、叙利亚语，并略通古代西亚的通用语阿拉米亚语（Aramaic）、巴勒斯坦地区的撒玛利亚语（Samaritan）、古埃及的科普特语（Coptic）、亚美尼亚语、俄语、匈牙利语及现代希腊语。他在莱顿（Leiden）继续其学业时，首度接触到了中文，对象形文字的迷恋，因此而愈发强烈了。
1667年，米勒三十七岁时，当时柏林公国的统治者斐特烈威廉（Friedrick Wilhelm）听到他的名声，便请他去担任著名的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教长，同时负责管理自己图书馆中的东方图书。斐特烈威廉史上称“大选帝侯”（The Great Elector），有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要将柏林建成一座健全而完美的城市。他对米勒期冀甚殷，交待了许多任务，其中一项，是让他遍查馆藏的中国古籍，看在基督过世那天，中国有无日蚀的记载。估计米勒是一无所获，因为并无记录显示他查到了相关的记载。
在柏林期间，米勒笔耕不辍，叠有著作问世，包括其名著《中国帝王录》（Basilicon Sinese； Berlin； 1674）、《中华帝国观察》等，并编撰了米勒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名震当时的荷兰语言学家维特森（Nicolaes Witsen）在其著作中，便曾大量引用米勒的研究。与此同时，因维特森常去东方旅行，斐特烈威廉便假他之手，大量收罗中文书籍。此外，当时巴达维亚的有钱名医克莱耶（Andreas Cleyer； 1634～1698）也贡献出许多中文书籍，终于使斐特烈威廉图书馆的中文藏书，达到当时全欧最多，也使米勒的研究，有丰富资料作底。
其实，米勒除*语外，对其他东方语言充其量是半通，却倾注了毕生心血。他对汉语等象形文字尤其执著，以致有走火入魔之嫌。1667年11月，即他到达柏林的当年，他便发表文章，声称自己找到了“中文之钥”（Cl*is Sinica）。任何人根据这把“钥匙”，便可轻松读懂汉语，以至德国大学者莱布尼茨（Georg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读到后，也为之心动，连续写信向他求教。“中文之钥”的发明，使米勒在欧洲名声大震，也从此被讥为“骗子”，一直困扰他的余生。当时，欧洲已经历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无数传教士、商人、军人和探险家循海路到过中国，许多人经长期浸淫，中文根底深厚，尤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为最。他们遍读经史子集，能以中文著书立说，阐明科学及宗教问题。而晚于他们数十年的米勒，终其一生都未曾踏足中国半步。他的一点中文知识，全靠闭门摸索自学，却大张旗鼓发明“中文之钥”，遭有识者诟病，不足为奇。
1685年，米勒因与斐氏存有神学理论分歧，离开了柏林公国。他被责为异端，到处遭受冷眼。而他有关“中文之钥”的著作，也无人愿意资助出版。他的晚年内心充满怨毒，死前，将手稿付之一炬。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中华帝国观察》（Andreas Müellerus； Hebdomas Observationum de rebus Sinicis。 Coloniae Brandenburgicae & Berlin： Georgl Schultzl & Rungiana；1674）
本书是米勒的文集，拉丁文，上下两册合一，1674年于柏林出版第一版。米勒的研究并无新意，基本上是翻炒前人成果。书中内容包括中国的编年史、《圣经》中有关中国的描述、其后的文学作品中有关中国的描述、门多萨著作中的中国历代帝王列表、有关人参及其他植物的记录、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经过、耶稣会的中文圣歌（含乐谱及拉丁文翻译）、有关景教碑的评注等。
市场实例
本书展示的一册《中华帝国观察》，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州一家古旧书店出售，标价2，750美元。该书为1674年柏林第一版，八开本，精装，品相完好，封面为大理石纹硬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