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海淀大澡堂有多远？
刘：骑自行车有个20分钟就到了。
苏：有些距离。
刘；呵呵。到了买个票，一两毛钱吧，大澡堂子，人真多。
苏：什么时候清华校内恢复热水的？
刘：我1978年12月就去了兰州，所以不知道。布票我知道大概是1985年取消的，粮票和工业券什么时候取消的，我都不知道，但肯定是布票取消之后了。
终于从“左”的长久束缚中跳出来
苏：您感觉1978年人们思想上有些什么改变？
刘：我感觉那时候，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是受“左”的影响很深。我去兰州大学后，着手平反，就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人们头脑长期受“左”影响，一下子扳不过来。有这么个事情，兰大有一个老干部以前在敌占区工作过，反“扫荡”的时候，部队要他回到家里去，回县城去了解日伪军的情况，他回城去了解情况，后来找部队，结果部队已尽辉谀抢锪耍也坏讲慷樱缓没氐郊依铩：罄此业搅硕游椋丶艺庖欢问奔洌蝗烁っ鳌Ｕ绲氖焙颍橹暇…过查证，已尽っ鳎隽私崧郏皇裁次侍狻？伞拔母铩敝校即笈扇巳ニ霞宜鸭牧希嘣炝撕芏喽鳎阉虺闪恕芭淹健⒑杭椤⑻匚瘛薄�1978年、1979年，我们在为他平反的时候，有些人不相信整风时做的结论，不相信部队战友的证明，非要去相信“文革”中那些材料，相信那些不了解情况、乱说一气的群众的材料。这种“左”的东西真是毒害很深。一直到最后，上面催得不得已了，这些人才不得不同意平反。
苏：总的来说，您对1978年有什么评价或感受？您又怎么看待这30年来的改革开放？
刘：1978年对我们党、我们国家而言，是伟大的一年。这一年，自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们终于从长期受“左”的影响的束缚中跳出来了！这一年，胡耀邦等同志在党校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同志反对“两个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传统，从思想上来说，是一场伟大的解放！实际上，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一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这个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顾这30年的改革开放，再想想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毛泽东，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须符合中国实际。一元化的计划尽檬遣恍械模匦攵嘀志…济共同发展，只有这样，生产力大发展了，国家才能富强。改革开放正好证明了这一点，生产力大发展是从1978年才真正开始的，尽�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我们的国力、军力强大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才能凝聚党心、军心、民心，还有民族之心！
2008年我们面临了很多考验，一开始就是南方雪灾，3月又是###集团在西藏策划骚动，又在国外大肆活动抹黑中国、阻挠奥运圣火传递，还有5月四川汶川的级大地震，这些事情虽然都是不幸的，但正是这些挫折和不幸考验了这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考验了我们的国力、军力和民心，通过这些考验，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全世界华人都来支持我们，说明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伟大的！
＇注释＇
＇1＇ 朱元石等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实——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尽罚贝泄霭嫔�2004年版，第168页。
＇2＇ 蒋南翔曾就读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2…1937年）。
＇3＇ 即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是“四人帮”1971年炮制的错误论调。“两个估计”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说成一团黑，把广大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1977年8月8日邓小平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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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1）
被人戏称为“中办第二信访局”
苏峰（以下简称苏）：听说1978年开始，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办第二信访局。
李昭（以下简称李）：（笑）你也知道？我确实给一些人转过信，说不上什么第二信访局，他们都是说着玩的。
苏：有一位叫刘实的同志说您是“落难人的朋友，耀邦落实政策的好助手，可亲、可敬、可信”。您是不是帮助过刘实？
李：算不上帮助，就是接待一下而已。自从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后，家里总有来递交材料的，我们接待一下都是应该的。来到家里，总得招待一薄�
刘实浴私啵郧笆窃诒逼礁愕叵卵硕牡吃薄＝夥徘跋Γ魅问易惺形榧强虑焓┑幕厥椋业笔笔敲厥榇Φ娜耸驴瞥ぃ颐且郧翱赡艽蚬彰妫辉趺创蚬坏溃晕矣∠蟛簧睢Ｋ罄吹鞯秸裨罕鞴ひ挡抗ぷ鳎拿跏怠�1957年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受了一些苦，朋友和熟人也不敢和他打交道。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当时耀邦正在和别人谈事，我就接待了刘实。几十年没见面，变化也大，又加上以前也不怎么认识，所以我没认出他来，给他倒了薄担骸傲跏低荆牒人！绷跏悼赡芎芫妹惶接谩巴尽背坪羲芗ざ秃臀姨钙鹚摹坝遗伞蔽侍狻Ｎ腋担骸白橹匣岚聪中姓叽淼模肽隳托牡纫幌隆！比缓笥峙闼牧肆募彝ズ妥优那榭觥＝峁跏低蝗唤辛松骸袄钫淹荆畲蠼悖 蔽乙惶读耍仕骸澳闳鲜段遥俊绷跏稻透嫠呶宜堑私啵阉罄吹脑庥龊臀宜狄凰担顾担骸拔以缛铣瞿戳耍谴蟾刹浚质且钔镜姆蛉耍沂恰遗伞赂砺榉常彩谴蟾刹考椅叶疾蝗ァ！蔽乙惶托α耍骸澳闶遣坏呛烂叛剑】晌壹也皇呛烂牛颐鞘峭侣铮 蔽颐鞘抢贤拢涣木偷搅顺苑故奔洌荒苋盟鲎哦亲永肟壹已剑谑俏伊羲谖壹宜姹愠粤说恪Ｊ虑楹芗虻ィ跏档酱Ω倚医拥降男啪驮嚼丛蕉鄦�
苏：都说您热情、负责、效率高，胡耀邦同志批示也快。多年的冤假错案，通过您这个重要渠道很快就解决了。找您的是不是也越来越多？
李：给我寄材料写信的人确实越来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找我。我当时在王府井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上班，一直都是走路上班。从富强胡同到王府井，在上下班的这一路上，人家好像都认识我似的，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我，想通过我申诉冤情，还有专门想和我谈心，请我出主意的。还有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纺织局，因此就有人把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办公楼（东单三条 33 号）戏称为“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苏：这些人给您信的时候，怎么称呼您？都说什么？
李：他们也不叫我的名字，就塞给我信，也不说话，连“请转给耀邦同志”的话都不说，扭头就走。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我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惊奇。我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先把信接了，回家转给耀邦就是。
1980年2月，耀邦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他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大，找我转信的人更多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为了安全起见，开始是派了一个工作人员悄悄跟着我上下班，保护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纺织局还是不太放心，从1981年开始，就派了个车接我上下班。
那时候，不仅有人在路上截我，要我转信，还有人到我家门口的，大概算好是我要出门上班或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坐着车刚要走，有人就往我的车里扔信。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看到我的车要过来了，突然跪在我的车前，吓得司机都不敢动了。他们都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上百件，有的寄信人把我的名字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我接到信，一般还是要看一看，看反映的什么问题，再转给相应的人和机构。当然，大部分都是给耀邦的。我想，他们给我信和材料，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应该负责。有时候信件实在太多，我就请纺织工业局党委机要秘书杜玉芬帮忙，把属于我个人的信件交给我，反映情况或落实政策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执。我1983年离开纺织局的时候，整理出好几包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2）
苏：一般都反映什么问题？
李：什么问题都有，有个人的历史问题，也有纠纷问题，主要是冤假错案问题，大概是觉得解决不了，所以就写信给耀邦。
苏：在这么多人和信里面，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李：我印象中，葛佩琦＇1＇ 来过我家。据说他是1978年12月先去了中组部，他的事情纠缠了很久，没有解决，又来到我家，时间大概是1980年春天。
葛佩琦我是认识的。抗战初期，我还没有去延安，我们在敌后游击队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都在敌后做抗战工作。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但是知道他很积极。他是北京的大学生，怎么活动的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是进步的。他很有可能确实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我们好像还在一起共过一段时间的事。
1937年我就听说过葛佩琦，40年后，为了平反，他来找我们。现在又过了30年，具体事情已尽遣惶宄耍皇羌堑盟垂：罄雌搅朔矗跋毂冉洗蟆�
苏：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其实我们也知道早在1978年底，耀邦同志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耀邦同志和您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据说两位还亲自召开过家庭会议。
李：是的。在他当选为中央主席的晚上，我们一家开了个家庭会。在京的孩子们都来了。耀邦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他加重语气接着说：“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负责。”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地嘀咕了几句。接着我说了一些要他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后来耀邦笑着说我：“八股呦。”
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
苏：“文革”过后，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局当时是怎么落实政策的？
李：1978年开始，我在给耀邦转信的时候，北京市纺织局系统内的落实政策工作也同时展开。我们一直都很关心干部和知识分子，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据我们的大致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给170多名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识分子担任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全系统落实冤假错案共1600多件，且都做好了善后工作。有1400多人被错误地停发了工资，我们为他们落实了政策，工资全部补发。还给系统内2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套改了技术职称，给1500多名知识分子晋升了技术职称。
在纺织系统这么多年的工作中，自己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应该做。好在工人们对我还是不错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倒是没有斗我斗得太厉害。
“文革”初期，我被打倒，我的工作是刷厕所、扫楼道，这都没什么，我把它打扫干净就是。红卫兵还表扬我刷厕所刷得干净。那时候流行都戴毛主席纪念章，我这个黑帮不让戴。有一次我在扫楼道，纺织局的一位干部杜哲荣偷偷地把毛主席的纪念章给我戴上，还要我保重身体。那时候我是走资派、黑帮，别人都不敢靠近我们这些人，杜哲荣却送纪念章给我，让我很感动。
苏：那时候，给女同志剃阴阳头挺恐怖的。
李：宋汀＇2＇ 和我都没有剃。但是有人被剃了阴阳头，浴蚴窃旆磁伤邓焕鲜担氩煌ǎ环健�
苏：看来该低头的时候还是得低头呀。
李；哈哈。当时红卫兵也要我低头，我低头之后，还是会抬头的。
苏：那怎么说斗您斗得不太厉害呀！
李：还可以吧。好像也没怎么打我。
苏：坐“喷气式飞机”了吗？
李：那 …那是坐了。哈哈，大概走资派都坐过。
苏：看来您平时和工人关系不错，套句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好。
李：（笑）这话就说得远了。1964年我在北京市毛巾厂搞“四清”，一般搞“四清”都搞得比较紧张，我反正也就是按照政策来，没怎么太过。隔了没几年，“文革”期间，我下放到北京市毛巾厂劳动，毛巾厂的工人挺照顾我。他们对我说：“不斗争你，那斗争恕兀磕闶侵葱新废呦碌牧斓颊撸比坏枚纺懔恕５悄阕约合胂耄阌凶铮憔退担忝挥校憔捅鹚怠！币钜捕晕宜倒骸澳阕龉模欢ǔ腥稀Ｃ蛔龉模鹣钩腥稀！�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3）
工人还对我说：“你就得这样，一天三顿饭，还是得吃饱。”简称为 “三个饱，一个倒”。三顿饭都要吃饱吧，这就是三个饱；一个倒就是睡觉要睡好。
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挺感激他们。
我们在家各忙各的
苏：1978年，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您在家里和他谈起过这些事情吗？
李：没有。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纺织局，是地方干部。耀邦和别人说的都是中央的事，我也接不上多少茬，就是觉得挺乱的。现在看来，这一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对有些问题，我知道一点，但也不太清楚。在家里，耀邦从来不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耀邦喜欢读书，很多时候都在看书。我常在单位加班，回来得比较晚，有时就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