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从服务员家里弄来双毛竹筷子，一长一短一粗一细，不配套。我不安地将筷子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使用一边说：“不错。用着很好。象牙筷子太重，还是竹筷子好。”
饭后，毛泽东开始办公。我替他沏好一杯龙井茶，又将两支烟掰作四截，插入烟嘴。
毛泽东剧坐下，忽然想起什么，右手抬起来，由里向外轻轻一样：“你去吧，上课去。”
我心里一阵热。毛泽东这几天正忙，仍然没忘记我们上课的事！
那是1954年，毛泽东把叶子龙和李银桥叫去，提议办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他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我身边的人文化程度都太低，不学习不行。教育不普及，文化不提高，国家就富强不起来。他让李银桥从他工资中拿钱，由张管理员买来书包。笔墨、字典。作业本和课本，给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和我们一组的卫士每人一套，并且以他的名义请来老师为我们上课。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现在是我值正班，怎么好离开主席？我说：“现在我值班。不去了。回头可以找人补。”毛泽东说：“你去吧，把暖瓶放这里就行。你们年轻，不要把年轻的时间荒废掉。”
还能说什么呢？毛泽东极着重学习，他要求我们的事情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那么大年纪，为接见外宾需要，仍坚持学英语。他湖南口音重，普通话都讲不好，学英语更困难。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他每期必读，一定要读出声，请老师帮助纠正口音。反复练习。我劝他：“休息吧？他总说：“学一点总比不学好。
上课回来，我径直赶到毛泽东卧室。主席办公有时在书房。有时就在卧室。
第一件事就是给主席倒烟灰缸、换茶水。
毛泽东抬起头，随即伸出左手：“拿来我看看吧？”
毛泽东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本。我早有准备，忙将本子递过去。毛主席先看了分数，喜形于色：“嗯，好。又进步了。”
我也高兴，面有得意之色。作业本上，老师用红笔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5”。
可是，毛泽东还在看我的作业，看得很仔细。笑容渐渐消失，“嘿”了一声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
我紧张了，把脸凑过去看。那是我默写的白居易的诗《卖炭翁》。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行的下边划道：“这句怎么念严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
我脸红了，抓挠头皮窘笑。
“这句怎么念？
“晓驾炭车碾冰辙。”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毛泽东抓起笔给我改作业，“虚有5分，名不副实。”
于是，我的5名变成了3分。
机关业余学校有五位老师，其实我还有第六位老师，就是毛泽东。那五位老师每人只教我一门功课，毛泽东哪门功课都教过我。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老人家都为我花了很大心血。即使平日里写家信，也常帮我改正锗别字。那个“的。地。得”的用法，毛泽东就给我讲过不止三遍。
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住在刘庄宾馆。据说这里又叫水竹居，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背山濒水，环境幽静。1954年以来经过著名建筑师精心设计改建之后，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诸楼台水树，尤具东方园林特色，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
平日，老人家常询问我爸爸妈妈怎样？问我给家里写信没有？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便说：“小封啊，你回家看看吧。”他专门委托罗秘书买了东西陪我去探望父母。
从父母那里回来，我立刻赶去主席休息的房间。因为又轮我值班了。何况，今天是1958年6月30日，明天是党的生日。毛泽东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今晚应该劝他睡一觉。
毛泽东坐一张藤椅，正在看报。我轻步走近，那是当天的《人民日报》。
“主席，我回来了。”
“晤。爸爸妈妈都好吧？”
“都很好。他们……”
我没有讲下去。因为毛泽东只瞟了我一眼便又将目光转向报纸。他的神色告诉我，他正在思考，全部精力都聚集在那张报纸上，嘴唇嚅动着，像是念念有词。听不出念什么，是一串串绵长而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轻晃几下。工夫大了，我便有些困惑。主席虽然用两手张开报纸，目光却并未在上面流连。淡漠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莫非出了什么大事？我悄悄望报。张开的两版，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似乎全是一些“豆腐块”。
然而，那报纸肯定有名堂。毛泽东将报纸精心折两折，起身踱到窗前，停步深吸一口气，又踱回桌旁在椅子上坐下，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靠着靠枕。眼望天花板。接着又站起来踱步……
他显出激动，且时时宽慰地舒口长气。
他回到床上，半躺半坐，斜靠着靠枕。他又拿起那张报纸看，头也不抬说：“你把笔和纸拿来。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我拿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交给他。他将报纸垫在白纸下边，鼻子里唱歌似地哼哼两声，便落下笔去。不曾写得四五个字，立刻涂掉。摇晃着头又哼，哼过又落笔。
我从来不曾见主席这种办公法，大为诧异，却无论如何听不出他哼什么。
就这样，毛泽东写了涂，涂了哼，哼过又写。涂涂写写，哼来哼去，精神头越来越大。终于，我听清这样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莫非是做诗？我仍然不敢肯定。
毛泽东忽然欠起身，用手拍拍身后的靠枕。长期生活在主席身边，我已善解他的意图，忙过去抱被子，将他的靠枕垫高些。扶他重新躺好。于是，我看清了那张涂抹成一回的纸。字很草，天书一样看不懂。
“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明天你还要开会呢。“我借机提醒老人家。
“睡不着呀。毛泽东撤开稿纸，指点下面的报纸：“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不容易啊！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那该多好呀。
我低下头去看，那条消息是很小一块”豆腐块”。就是这样一块“小豆腐”主席也没丢掉。看到了，激动了，睡不着觉，做诗了！
毛泽东继续哼了写，写了涂，涂了又哼，哼过又写。折腾有两个多小时，轻轻一拍大腿，说：“小封哪．你听听怎么样？——绿水青山在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说实话，这两首七律诗放我面前读十遍，没有注解我也未必能说出多少道道儿。但是，我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美感。“日行八万里”、“遥看一千河”、“红雨随心”、“青山着意”、“天连五岭”、“地动三河”这样的句子，经主席那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诵出，竟然使我着迷。朦胧中像在听一首美妙动人的抒情曲，而像漫游在神秘的童话世界中。我真心诚意他说：“真好。大好了！”
毛泽东望住我：“什么地方好？”
我张了张嘴；说：“句句都好。”
“那你明白意思吗？
“我……反正我听着就是好。”
“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真好。太好了。
我说：“人民好，诗也好。
“嗯。”毛泽东欣然下床，转转腰，晃晃头，做几个扩胸动作，然后上厕所。
我说：“主席睡觉吧？下午还要开会呢。·”
毛泽东不语，眼睛闪闪发亮，在房间里走了走，走到窗前。哗啦！拉开了窗帘。一边朝外张望，一边自言自语：“天是亮了么？亮了！
我也朝外望。东方的天际，火红的朝霞像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
毛泽东没有睡，走到办公桌旁，抓起毛笔，蘸了墨又写那二首诗，并且再修改一番。说：“你去把秘书叫来。”
我叫来秘书。毛泽东交代：“你把这个拿去誊誊。”
秘书拿走诗稿。毛泽东重又拿起6月30日《人民日报》．重又读那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他一上午又没睡，接着便去参加下午的会议。
夜深了，韶山宾馆里，毛泽东的卧室仍然亮着灯。
一般外出视察，主席往往改变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的习惯。这天上午他就是七八点钟起来绕村转一圈，转着转着就上了村子对面的小山头。山上有座孤零零的坟。毛泽东在坟前肃立，垂下头去。我们才明白这是老人家父母合葬的坟。
也许是思念父母？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不能入睡。他靠在被子上吩咐：“小封，你把纸和笔拿来。
毛泽东又要做诗了。仍然是垫着报纸，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涂，涂了写，不时哼哼出声。当哼声停止，凝神默想时，我发现主席眼圈有些红，湿漉漉的。老人家动感情了。我仿佛又看到他手指水塘说：“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塘子里游泳，那时候还没有见过长江。
毛泽东轻轻合上眼。我看到他的胸脯在微微起伏，里面像有什么东面在咕哝。良久，他掀起眼皮，粗粗地呼口气，继续写，继续涂，继续哼。像上次做诗一样，反复很久。
“小封哪．我起来吧。”毛泽东望着诗稿说。
我扶主席下床。老人家在屋里走来走去，小声吟诵：“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戴，黑手高悬霸主鞭……”
这一次，我感觉自己全听懂了。仿佛三十二年的人民革命史，波澜壮阔地从眼前掠过……随即又消失，面前只立着凝思默想的毛泽东。
“主席，该休息了。”我小声说。
毛泽东抓起毛笔，重新写好诗稿，交秘书拿走后，又服一次安眠药，然后才上床。
我便替主席按摩两腿。每次睡前按摩，都是主席和我们拉家常的时候。大事小事随便聊，发牢骚骂娘也可以。毛泽东常说：我需要一些这种随便的生活，越随便越好，总把我当主席我受不了。
“唉，人生易老啊。”毛泽东叹气，“你已经不是娃娃了。银桥肚皮都起来了。”
我扑哧一笑，在小水库游泳时，毛泽东拍打李银桥肚皮说：“你也有肚子了，快朝我看齐了。”为此，李银桥揉着肚皮直犯愁。
我兑：“人总归是要老的么。银桥不想老，我也不高兴总当娃娃的呀。
“你自然不高兴总当娃娃，总当娃娃便讨不了老婆了。
我红了脸低下头。在中南海跳舞时，我认识了战友文工团一位漂亮的女演员，谈一段恋爱，刚吹了。这件事毛泽东全知道。曾多次关心询问。
“我的卫士不发愁，要有信心么。”毛主席轻轻拍打我的头。
我说：“不发愁么也不是什么高兴事了。
毛泽东放低声音，像父亲开导儿子那样慢条斯理对我说：“老婆不是花瓶，不是为了摆着看。讨老婆不能光挑长相，还是找温柔贤惠的好。自己进步，又能支持丈夫进步，那多好啊！家里和和睦睦，出去干工作也有劲。你说呢？”
我赦颜地闷声不响。
毛泽东笑了：“当然，挺精神的小伙子么，硬塞给你个麻子当老婆。也是不行的。总要自己看着舒服才好。而且，彼此都要看着舒服。”
我扑啼笑。毛泽东也笑，笑得很开心。
毛泽东收住笑，换了一种严肃的口气说：“一定要先看思想，看性格，其次才是长相。思想一致，性格合得来，婚后才会幸福。妻不然的话……”老人家稍稍停顿一下，眼神变得黯淡，叹了一声，“唉，是要背包袱的。
我没有做声。听卫士长讲，毛泽东说过江青是他的一个“政治包袱”。
到了合肥，在省委组织的舞会上，我又认识了一位姑娘。看来我是到了该讨老婆的年龄了。跳舞时心里总发热，浑身细胞充血膨胀。精力多得用不完似的。我从前不像这么热情活泼，现在却被一致认为是“活跃分子”。很快我便同那位姑娘“谈”上了。她是安徽省话剧团的一位演员。
我们几名卫士间是无密可保的。小张。小田还有卫士长都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事情是我自己闹到了主席面前。
那天，我们和毛泽东一道吹牛聊天。这种时候是无话不说，没大没小的。既可以贫嘴，也可以动手动脚。
我首先发难：“主席，今天我要打瞌睡你可别怪，要怪怪小田。昨夜里他翻饼子，床板响一夜，吵得我没合眼。”
毛泽东感情丰富，有时候很容易相信人。见我一本正经，便认真起来问：“是不是娘老子又病了？
这下子小田可通红了脸。上次在北戴河，他接到家里电报：“母病重速归”。当时主席身边人手少，不够用。可是听到这个消息，仍然命秘书从他稿费里支一笔钱，帮助小田回家探母。小田回到家里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干得正欢腾。一同，原来是想儿子拍了假电报。主席听到实情后，不但不批评，反而感慨万千：“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这回你们该懂了吧？所以说，不孝敬父亲，天理难容。
田云玉急得两手乱划：“主席，他造谣，造谣……”
我一边笑一边说：“娘老子没病；是西子姑娘病了。那边相思。这边也睡不着。”
毛泽东随我们一道笑，冲小田说：“好事么，不爱不相思。
田云王手指头快捅住我鼻子了，叫嚷着说：“我们谈两年了，热了凉，凉了热，至于吗？他才是发高烧呢。主席你还不知道？他来合肥又跳上了一个。”
“真的吗？”毛泽东望住了我。
“没错。田云玉抢着说，“这么接着人家转，转晕了就甜言蜜语说悄悄话……”
我狼狈透了，周围是一片笑声。
张仙鹏说：“主席，我作证。小封跳舞跳上个对象，满不错的。”
我拔腿就逃，却被主席下令，让小田把我抓住拖回来。毛泽东问：“怎么个情况吁？别搞封锁。她叫什么？”
我有些忸怩。张仙鹏便说出那姑娘姓名，并介绍说：“跟咱们跳舞的那个话剧团演员。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