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都大同小异：个案发生－媒体披露－更多媒体炒作－消费者强烈反应－有关部门及时跟进，几乎每一次，卷入“风波”的食品，其安全问题都可以用个案、偶然来解释，但同样几乎每一次，有关方面都未曾以“大多数是安全的”为借口加以搪塞，更未以此为由，对曝光“炒作”的媒体大张挞伐。
说穿了道理再简单不过：食品安全关乎消费者健康、甚或性命，对于整个群体、整个社会，出事的也许的确是99。9％，但对于具体任何一个消费者而言，只要不幸摊上，那就是100％的不幸。在人的健康、人的生命面前，任何理由都只能退居次要，针对食品安全的媒体轰炸固然让某些人不爽，但也不能成为因噎废食的借口。
想来在这些媒体的出发点未必都是善意的，其报道中也未必没有炒作或失实的成分，但加拿大人并未因此忽略了这类报道对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利益的有利一面，更没有以此为由打压和限制媒体。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在国内，呼吁在这方面“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要求本国甚至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声音也不时传出，这种认识当然不无道理，但有关部门更应时刻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从加拿大人对待“葡萄危机”的事例中，领悟到一些应对类似问题的普遍性规律和经验。
………【非洲的政治谋杀】………
在当代国际政治版图上，非洲是一块年轻的大陆，除了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其它国家都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相继摆脱殖民统治。然而这里却很快成为政治谋杀和暴力最普遍的大洲，据上世纪90年代一位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统计，几十位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和开国元首中，得到善终的不过半数左右。
造成非洲政治谋杀成风的原因是复杂的。
由于长期殖民统治，和殖民时代结束后旧宗主国随意划分边界，造成许多原本同一个民族、宗教的民众被划分在几个国家，而另一些原本长期敌对的民族却被强捏在一起，造成诸多隐患，许多著名的非洲政治谋杀事件都与此有关。如英国在上世纪中叶将伊博、豪萨和德鲁伊三个民族拼凑入尼日利亚联邦后匆匆抽身，不久后这三个民族间矛盾激化，伊博族将领伊龙西刺杀豪萨族总理巴勒瓦自任总理，本人很快又被一批豪萨族军官刺杀，愈演愈烈的部族冲突最终导致国家分裂和3年多内战，造成百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的惨剧；在有些地区，殖民者出于统治的便利，人为扶植某个部族打压另一个部族，造成部族间的矛盾和对立，殖民者走后这种对立便很快激化，酿成政治暗杀和暴力。如在中部非洲卢旺达、布隆迪，比利时殖民者扶植图西族为代理人，压制胡图族，两国独立后两族矛盾迅速白热化，尽管两国领导人冷静地认识到国家安定的重要性，并主动会晤寻求和平解决，但狂热的民族极端分子却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激化冲突，竟于1994年4月6日击落了正从和平谈判中赶回的、载有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导致两位总统当即死亡，这一事件迅速导致暴力蔓延，造成高达百万人的死亡。
在冷战期间，由于争霸的需要，东西方两大阵营纷纷在非洲扶植代理人，进行所谓代理人战争，而采用政治谋杀手段对政敌实施肉体消灭，自然也是常见手法之一。如刚果（利）（即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独立后，总理卢蒙巴实行民族自决的政策，美国担心其倒向苏联阵营，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亲自指使刚果（利）分站站长德夫林，指使后者用100万美元现金收买刚果（利）总参谋长蒙伯托，后者在1960年底发动军事政变，逮捕并于次年杀害了卢蒙巴总理。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在1974年被推翻，一年后死于非命，原因虽然很多，但前苏联通过代理人门格斯图染指这个美国盟邦，则是最主要原因。
由于被殖民统治打断了历史进程，使得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不完善、不健全，容易出现独裁者、政治强人，这些人一旦大权在握，为消灭异己，常常采用政治谋杀的手段，如上世纪70年代名噪一时的两位强人——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一世和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达达，在统治期间就常常采用政治谋杀手段清除政敌；与此相对应，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也往往采取类似手段政变上台，如利比里亚前总统塞缪尔·卡尼翁·多伊原本仅是个军士长，1980年4月12日夜，他率领16名士兵同伙潜入总统府，用砍刀谋杀总统托尔伯特，并随即惨杀13名部长，把自己送上国家元首、三军大元帅的宝座。由于非洲国家、尤其许多黑非洲国家武备废弛，这种仅凭一小群人和简陋武器就能颠覆一国政权的事例，在非洲曾屡见不鲜。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谋杀，则是由于某些人或团体对现政府的政策不满。如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庆祝10月战争9周年阅兵式上被几名受阅士兵打死，行刺者的动机就是对萨达特与以色列媾和不满。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冷战结束，传统类型的政治谋杀在非洲已呈下降趋势，但由宗教冲突催发、往往有国际恐怖组织幕后参与的新型政治谋杀却有抬头趋势，如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近年来暴力频发，就和基地组织北非分支的活动，以及层出不穷的政治谋杀密不可分。
事实上，欧洲也曾经是政治谋杀的重灾区。
在中世纪，不论是邦国林立的德意志，还是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五花八门的政治暗杀都屡见不鲜，英格兰的王位争夺、法国的教派之争，也不时可嗅到政治谋杀的血腥；进入近现代，政治谋杀依旧斑驳可见，法国大革命中的马拉之死，1914年社会党领袖饶勒斯的被刺，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杀死“冲锋队”头目罗姆、纳粹掌权后残杀德国***领导人台尔曼等众多反纳粹政治家，以及战后西班牙巴斯克、北爱尔兰等地由埃塔和北爱尔兰共和军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谋杀案件，都曾让欧洲人心惊胆战。
但二战后欧洲的政治谋杀已趋明显减少，进入21世纪更十分罕见，除了巴斯克地区偶尔传出诸如2000年8月地方行政长官阿绍斯特雷遇刺等事件，值得一提的政治谋杀只有2002年5月荷兰极右派领袖福尔图遇刺身亡。
欧洲远离政治谋杀的根本原因，一是民主政治生活在二战后更趋健全，通过选举政治表达诉求、谋取权力，较诸政治谋杀，暴力手段，风险小，成效大，且社会和民众普遍希望稳定、安宁，厌倦暴力和血腥，采用极端手法的组织已得不到民意支持，自然只能走向没落；二是当代欧洲大多数国家是民族国家，民族和宗教矛盾并不激烈，政治谋杀的土壤也因此很难培养，当前欧洲政治谋杀和政治暴力最频繁的地区，是巴斯克、北爱尔兰、科西嘉岛等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区，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把冒充警察者找出来抓起来】………
激起轩然大波的“辽宁省西丰县警察进京抓记者”消息又有新进展：1月8日《东方早报》报称，西丰县公安局“制定接受媒体采访”的电话里，有关负责人表示，所谓西丰县警察进京抓记者“完全是无中生有”，据他所知，“没有这回事”，“西丰县没有警察进京抓人”。
已有许多专家、法律界人士指出，西丰县警方“以涉嫌诽谤立案”，并派警力进京拘传进行负面报道的媒体记者，法律依据是苍白的，禁不起仔细推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舆论监督以来，这样的事也是闻所未闻的，如今西丰县警方负责人出面辟谣，表示“没有这回事”，相信大多数人会感到很欣慰、很释然：毕竟全社会都宁愿相信，如此荒唐的一幕，不至于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发生。
然而一个新问题却出现了：既然西丰警方负责人言之凿凿，当地警方“没有警察进京抓人”，我们没理由不相信一个县级公安主管机关的说法，那么，进京抓人的是什么人？据《法人》杂志执行主编阮加文称，那些进入编辑部、要求带走记者朱文娜的人，不但声称是西丰县警察，而且向编辑部人员出示了警察证、拘传证。
按照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七九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二八零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既然西丰县“没有警察进京抓人”，则这些以西丰县警察名义进入北京、进入《法人》杂志编辑部“执法”的人显然不是警察，而是冒牌货，假警察，他们所持的警察证、拘传证，也只能是“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非法得来的伪造品或冒充品，他们的行为，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罚。
如果这一切都属实，则西丰县政府、县警方同样是这期事件的受害者。虽然他们对“不实报道”表示“愤怒”，虽然“西丰县警察”进京抓人当天，县委宣传部长李福禄和政法委书记周静宇也同时进京找报社和记者沟通，但既然县警方已澄清，人们自然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二者的同时在京出现，只能是一种巧合，甚至不法分子的有意利用，以混淆视听，给西丰县政府和警方抹黑。
“县警察进京抓记者”消息的不胫而走，已给当地政府甚至国家的形象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这对于一贯重视负面影响消极作用的县政府、县警方而言，显然是不愿意看见的；假警察冒充真警察招摇过市，混淆视听，把浑水搅得更浑，把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可以解决的事情，闹到今天的地步，对社会之安定、之和谐，都是极大的损害。这些冒充警察的不法分子“执法”后扬长而去，人间蒸发，而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却要让西丰县背黑锅。
于情于理于法，西丰县政府和警方都应该和包括《法人》编辑部人员的全社会一样（甚至更加），痛恨这些冒充警察、招摇撞骗的坏人，相信他们比任何人都会深切希望并积极配合，尽快把这些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破坏和谐稳定大局的不法分子找出来、抓起来，还社会一个真相，还自己一个清白。
………【加拿大中国文物展引发争议】………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会维多利亚市的大维多利亚艺术画廊，近期举办了一次中国古代艺术品陈列展，展品近500件，年代跨度自殷商至唐代，达2000多年，其中包括汉代鎏金铜龟镇纸、嵌绿松石青铜带钩、随葬陶俑、铜鼎、漆器、唐三彩制品和金银器、首饰等，据展品提供者宣称，全部展品估价约达400万…700万美元。展览自2007年11月23日开始，将在2008年3月2日结束。
照理说这样一次展览应能引起广大文物、艺术品和东方文化爱好者的积极评价和共鸣，然而展览开办至今，却引起一片争议质疑之声。
原来问题出在展品来源上。
2/3的展品来自乔埃。塔南博和托比。塔南博父子，这些堆满整整两个展厅的中国文物几乎都是近几十年来经非法盗墓者和文物走私贩子之手，流入塔南博父子手中的。虽然这对父子并非直接从中国窃取文物，但对于这些宝物的来路不正却心知肚明，甚至在不同场合予以公开炫耀，许多评论者质疑，如果说按照法律，在明知对方兜售的是赃物前提下仍然购买并据为己有，是一种协助销赃的违法行为的话，那么这对父子明知这些文物来自不正当渠道，仍持续多年大量购入，并堂而皇之拿到大庭广众展览炫耀，其行为实在算不得光彩。
塔南博家族是多伦多有名的富豪、实业家、慈善家和博物馆资助人，他们曾向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汉密尔顿美术馆、安大略省立美术馆等多家机构有偿提供展品。在加拿大，资助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事业可以享受相当程度的税收优惠，因此塔南博父子十分热衷举办类似展览，其屡屡展出各国走私文物的行为也多次遭到非议，此外，由于近年来中国文物市场价格走高，自2000年至今，平均价格已上升四成多，塔南博家族频频出展中国文物，也颇有待价而沽之意，他曾坦言，许多中国富人对购回中国文物很有兴趣，联系到近年来风传的温州“海外藏宝团”之类回购中国流失文物人士的活跃，他们的做法无疑是得到不少实惠的。由于参观者屡屡发难，塔南博父子此番都已“休假”为由回避，并且对各路质疑和反对不置一辞。
一些评论家更对大维多利亚艺术画廊的态度表示失望，该画廊不但允许塔南博父子把盗墓文物拿出来展览，还在画廊主页刊登广告，毫不隐讳地指出这些展品来自盗墓者，并以“了解中国古代各阶层人士的阴阳两界生活”为幌子招徕参观者，这种行为在他们看来，显然是与艺术场所的身份不相称的。
问题在于画廊自身手脚就不干净：这次中国文物展实际上是塔南博家族和画廊合办，1/3展品来自画廊本身，而这些展品来路同样不正，其中大多数属于孟席斯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上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当传教士，这些文物都是他们在此期间从盗墓者和文物贩子手中所购得。不但如此，画廊还接受了塔南博父子的馈赠：一匹据信是公元7世纪唐代所出的奔马圆雕，这件艺术品被作为该画廊东方艺术馆的镇馆之宝，安防在显眼的玻璃柜里，显然，在加中双方的司法合作长期陷入扯皮和僵局之际，画廊也好，塔南博家族也罢，都不可能在寥寥几声质疑和反对声中，停止这类对他们实际上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用“偷来文物”举办的展览会。
………【非洲的洋球场和土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