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说- 第3部分

　　1990年8月2日，我在可可西里听到“###”说“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立即用“小八一”电台发报，经格尔木地震局、新华社青海分社向北京请战。我认为中东肯定要打一场大仗，开战应在不太热的时候。我要当打大仗的唯一记者。
　　我们现在研究问题，总习惯寻找伟大的历史原因。其实很多扭转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都极具人性魅力，或者说都是极具自然属性的自然之举，是自然规律，而不是人为决策。
　　1990年12月，新华社摄影记者队列中共有182人。我年轻、不怕死，无妻子家小，连女朋友都没有。通过考试、考核，我作为唯一“上帝的选民”—代表12亿中国人民潜往巴格达。海湾打仗，我不是自己去的，是中国政府选派去的，我是真正的十二亿分之一。
　　那时摄影记者能用英语工作的凤毛麟角，我毕业于英国人办的汤姆森培训中心，并多年做向外国记者推销照片的传真编辑，与美联社、路透社关系密切，被领导看做李鸿章式的“洋务大臣”。我能吃苦，从天安门到可可西里，传真发稿无人匹敌。我还受过国际政治训练，从北大国政系四年学生到中国政法大学四年老师。之所以派我一个人去，是当时还拿不稳战争是否爆发。国家改革开放不久，对国际规则不了解。全国普遍沉浸在冷战思维里面，与美帝为敌，却不知道美帝的强大，认为美国不敢发动战争。
　　海湾战争爆发后，国内在很长时间里只把我的稿子“留资”，不公开发表，担心引起恐美情绪。直到20世纪末，南联盟挨炸在即，好多人还看不清形势，鼓动民族情绪，在电视屏幕上瞎预测。我当时写了《戏说南斯拉夫》，表达和群情激愤不同的想法。被写《唐山大地震》的《解放军报》前辈钱钢登到《南方周末》上，拐弯抹角地表达了第三种声音。
　　直到今年（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布什战争内阁史》，从另一角度睁开眼睛看世界。该书一版一印一上市就脱销。给中南海讲课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宗良教授专门请我给这本纵观美国外交政策的巨著作序，这说明当今中国开明到空前程度，这种现实主义的做法有利于中华民族融入世界，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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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8）
1979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听讲座，第一次听哈佛教授讲“韩战”，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拉美问题专家、“右派”罗荣渠教授亲自现场口译，我才知道“抗美援朝”还另有说法。1950年，是金日成先用苏联的“喀秋莎”、T34解放了除釜山外的整个朝鲜，“才爆发联合国军的维和行动”。以后我选修了美国教授李（Lee）博士的“国家间的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　among　the　countries），沈仁道教授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沈仁道学而优则仕，后来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1990年8月，我是罕见的“主战派”，与“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的主旋律严重不符。当时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我北大国政系的同学穆小枫，他爸爸是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北大赋予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所以面对中央委员我也决不哆嗦。穆青和蔼可信，人称穆老头，他几次找我，说要“听鸭子讲真话”。我童言无忌，与那些看上面眼色的“官员记者”和封疆大吏完全不同。
　　穆青记者出身，报道过焦裕禄，对我超乎常人的“疯话”一贯欣赏。早在1987年，穆老头就让主管业务的副社长郭超人对我实施特殊政策，批准我装备无线电话，随时调用新华社的奔驰车，拍内参照片，要求我当好耳目喉舌。现在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多次和我一起冒险尝试新的新闻采集方式。如果没有穆老头，就没有我的今天。
　　2003年穆老头病逝，我正一个人开着大吉普，从印度出发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西宁时，新华社青海分社总编马千里给我看《前进报》，我才知道穆老头死了。1988年我在秦岭拍到野生大熊猫后，穆老头专门让我给他演示我拍的大熊猫幻灯，并把这批照片卖给美国，出版了《大熊猫的神秘世界》，在纽约有英、法、德三种版本。接着，穆青派我和马千里进可可西里采访，使新华社早在1990年就拥有最权威的可可西里综合资料。
　　老鸭觉得，穆青这辈子当了很多年新华社社长并不稀奇，中国不缺中央委员，有的是退休部长。穆老头这辈子有三件事显示出他人格的伟大：一是年轻时，娶了续范亭将军的女儿，生了一帮好孩子；二是中年时，写了共产党最优秀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至今无人超越；三是在晚年，他“把摄影变成新华社的一个翅膀”，把我当成摄影翅膀的“大条”弄进新华社。大条学名“主羽”，是飞禽展翅举升的力量所在。如信鸽翅膀有12根大条，也叫12根主羽，信鸽靠这12根大条展翅高飞。大条缺损的信鸽飞不起来，更飞不远。我就是穆青的“大条”。
　　按今天的标准，我肯定不是好记者，肯定有人会说我：“你怎么那么不开放啊？你看人家CNN！”是啊，此前，CNN还没人知道呢。1989年春节，CNN才开始在北京瞎转悠，美联社、路透社都懒得理它。1990年，我从北京天安门转战巴格达解放广场，身上带有浓厚的历史烙印，人民觉得我及格。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我单枪匹马从伊拉克到以色列，再从以色列回到伊拉克，是唯一往返交战双方的摄影记者。我在海湾战争的炮火下过了三十岁生日，“三十而立”，到此为止，我一直考试及格，成绩优异。
　　海湾战争使我再次获新华社通报表扬，破格晋升一级工资，我的标准相上了1991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的《前进报》……我成为当时新华社最年轻的主任记者。“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的肯定，是我的民族对我的肯定。政府给我涨一级工资，因为我超额完成了任务。
　　从此我更爱新华社，更爱我的国家。他给像我这样有野心、肯玩儿命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1996年，我到美国探亲，不肯继承家族的唐氏农场，因为我一直为我的考试成绩骄傲。活着的新华社记者，大头像能上《人民日报》，空前绝后。当时新华社不允许“涉外婚姻”，我又不肯离开新华社，为此弄丢一个风情万种的台湾女朋友。2000年，我自费第五次重返巴格达，刺探封锁下的伊拉克内幕。《人民日报》又宣传了我一次，可这次没登我的大头像。
　　

新闻时代的旧事（9）
好多年之后，我政法大学的同事、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处长陈佐夫告诉我，海湾战争爆发那天，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穆青站起来慷慨激昂：“你看，打起来了吧！幸亏在巴格达的中国人全撤出来了。《北京晚报》头条《邻近摊牌的巴格达》就是唐老鸭写的。唐老鸭是我儿子的北大同学。”许多老同志由此知道“新华社有只唐老鸭”。
　　　　人生就是阴阳太极图，是数学中的正弦曲线
　　考试到了巅峰，就该不及格了。阿甘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老鸭说人生就是阴阳太极图，就是数学中的正弦曲线。一个人不能老得好处，月盈则亏。我的前半生一路考试及格，符合祖国传统的应试教育体系。海湾战争中，我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度抑郁，考试从此不再及格，全休在家。巨幼细胞增多，白血球、血小板减少，抽一管血就不及格。身体不及格导致考试不及格，我失去了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机会。
　　现在摄影不景气，我的同事们仍在艰难拼搏。一个摄影记者不能牛马劳动、体能劳动，不能照相，其摄影技术也就无用武之地。可我不甘心被淘汰出局。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里，岗位工资、奖金构成工薪人员生活的主体。我因长期病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几次努力工作，身体都顶不下来。蓦然回首，已经原地踏步了15年。
　　我因考试而变成新华社记者、CCTV嘉宾主持，又因此沦为病休作家、瘸腿行者、老鳏夫……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迫使我不得不扔掉“徕卡”重操“派克”，现在是Mac　Book和IBM，在自己拍摄照片的基础上发明“语像”。可正如王朔前辈所言，写书屡屡遭遇来历不明的盗版，很难拿到应得的版税。盗版猖獗到能让规矩作者颗粒无收。
　　这里是中国政法大学，是我起家的地方，是我的喀琅施塔特，是我的依靠。拜托各位兄弟姐妹，帮老鸭想一个打击盗版、保护原创的方法。盗版昌盛，中国人就不愿意去尝试开拓性思维，说阿迪达斯好就贴牌阿迪达斯，说奔驰好就贴牌奔驰……撒切尔夫人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不是思想和文化。中国即使发展到2020年达到日本水平，中国人也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创造力，缺乏想象力。”一个全民模仿的民族只能生产简单工业品，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不具备创造力。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无力更新，只能坐以待毙。
　　满街都是名牌，满街都是大学，都是大学生，可是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人不多，很多博士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全体人民的文凭—贴牌水平日益提高，可是实际生产能力呢？当然我正面对的中国政法大学不在此列。他们具有极强的适应社会能力，现在像政法大学学生这么学以致用的还真不多。
　　　　宇宙是博大的
　　洋人认为宇宙（universal）是博大的，基于此种精神发明了大学（university），大学“university”与宇宙“universal”是一个词根。如果片面把某一学科无限夸大，使之成为唯一标准，那就违背了科学精神，也违背了神的意志和法制原则。最早的大学至少有三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旨在强调“人性”、“博大”、“贯通”，所以至今学位顶端仍被称做“”（哲学博士）。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辅仁、北大、清华等university体系被肢解，政法、民族、钢铁、地质、财经、语言、林业八大学院如“雨后的蘑菇”。自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以来，苏俄就持续不断地“支持中国革命”。苏联老大哥的学院教育，着重把人培养成合格机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美德被理解成“螺丝钉精神”。大学与学院，一字之差，恨不得直接生产螺丝钉式的机器人。
　　片面突出科学第一，助长了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音乐、美术降为“副科”，全民重制造，轻创新；重智商，轻情商；重科学，轻艺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科学”一旦独占统治地位，就成为万物的前缀：科学管理，科学思维，科学人才，科学社会主义，连老太太的塑料发卡也称“化学的”。就像今天的纳米服装、纳米水，尽管很多人连纳米是什么都弄不清，但绝不妨碍他们借助“科学”牟利。一旦缺乏法律、道德的制衡，好人都能变“黑猫”、“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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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10）
今天的世界流行海选，拥有信息，缺少文化；拥有金钱，缺乏快乐；拥有知识，贫于思考。个个要张扬自我，男的勇为超男，女的争当超女。戏剧学院、电影学院、美术学院能培养良好的技能，可缺少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融会贯通。在林彪、“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只能体现机器的执行功能，缺乏鲁迅的独立思维，不具有人类的力挽狂澜。
　　胡同里，像鲁迅那样“完整的人”已被“反右”、“文化大革命”根绝。反动的胡适逃跑，皈依革命的老舍跳河，我师萧乾服毒自绝于人民（被师母文洁若送到东四隆福医院抢救过来）……只剩下革命旗手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宅子里。郭老风流倜傥、全面发展，是当代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因而也是头号“科学”目标，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其“故居”原是恭王府马厩，现在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单纯科技主义是独脚巨人，不信神，不守法，犹如独腿乱蹦，“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容易剑走偏锋，急功近利。光有机器、科学的社会极不稳定，改革开放，开始把技术学院朝大学整合。于是乎，一下子遍地都是大学，满街都是大学生。连郭沫若故居斜对门的男科医院都挂起“北大附属”的University招牌。
　　诺基亚手机广告把“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送进千家万户。现在，不管多高级的汽车展览，都要站上几个美女名模，给高档汽车增值添彩。汽车是机器，造一辆只需若干小时，美女是人，出一个需要几代美人的持续努力。
　　我们生活在迷信科技生产力的环境里，满街都是科学，政法大学自然也在科学技术的怀抱里。近年政法大学的毕业生比其他院校毕业生混得都好，除国家积极开展法制建设外，还因为政法毕业生在“科学”之外，多长了一条“法律”腿，熟知如何遵守法律、利用法律。人只有受过神学、法学、科学教育才能三足鼎立，完整成人。如果政法大学毕业生再有了“神学”、“艺术”等第三、第四条腿，可能成就更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足越多，社会就越稳定，就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局面。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因此我们都要变成“多腿的蛤蟆”。
　　　　一个民族的基因就是文化
　　在像城市牛皮癣一样的小广告中，“办证”的广告最多。在办证广告中，办文凭的广告最多。我们总把办证广告归之于观瞻问题。其实，这不仅是表面上的城市卫生问题、市容问题，实际情况远比这更严重。满街公开办假证，是一个民族出大事了，基因坏了。基因坏了的人这里不出毛病，那里也得出毛病。一个民族的基因就是文化，文化坏了，是让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