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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宠辱不惊，说的就是张先生这样的人。这也是我心目中的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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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1）
我如今在大学当老师，对逃课、作弊的事情非常不能容忍，有一次监考，甚至跳到讲台上面，居高临下地观察是否有人偷看，弄得底下的学生面面相觑、互相吐舌头。可是，四分之一多世纪以前我在北大时，却是个逃课大王、作弊大师。不过对这两点，我的内疚都十分有限，甚至还挺得意。
我并非行为不端的学生。相反，在一些老师和同学眼里，我恐怕还属于严肃向学的。甚至有同学预测我未来会成为学者。可是，大家都知道我逃课。室友们也知道我考试偶尔作弊，他们有时还给我一些配合。
为什么要逃课？道理很简单。第一，当时的课不如现在，大多数都是必修，只有到高年级才开始选修。前两年，全班如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品。我那时志向不同，希望转学历史，中文系的课就成了紧箍咒，非逃不可。第二，当时的政治课实在太多了。比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这三大件，全校都必须学，而且内容有许多中学就学了不止一遍，高考也死记硬背过。现在又来一遍，没有人不烦的。记得当时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到办公楼礼堂做讲座，他说了一句“建议大学取消政治课”，顿时全场掌声雷动。可见民心所向了。我还必须加上一点：中文系外面看着时髦，大家张口闭口“纯文学”，但课程设置其实有许多还是政治课性质的。比如“文学理论”，“马列文论”，一天到晚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政治课在文学领域的具体演绎。还有门“民间文学”，滔滔不绝地讲的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文学的大道理。把这些加在一起算算，全上下来会消耗多少时间和精力？这么读实在让人有一种“入土”的感觉。
不过，当时的一个好处就是班级大。仅文学专业就53人，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和三十几人的汉语班一起上，几十人挤一个阶梯教室，老师也不知道谁来谁不来。另外，当时“*”刚刚结束，考进来的都是天之骄子，非常知道珍惜读书机会，上课很少不来的。几个人溜走，一般无伤大雅。特别是政治课，因为是最大的公共课，规模也是最大的。不仅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上，有时还和外系学生到大礼堂上过。这时逃课就更方便了。在逃课的全过程中，心理状态会逐渐发生变化。比如刚逃课时，逃一次就觉得自己赚一次。但逃到后来，就觉得不去是自己的天赋权利，去一次就觉得自己亏一次。所以，逃课总是越逃越凶，甚至有些每周上两次的课，我一学期就去过两三次（包括考试）。最初考试前的总复习还去，后来连这种课也懒得听了。
一个学期不上课，考试蒙混过关按说比较困难。其实未必。第一，政治课千篇一律，而且不知道已经是几进宫了，你不可能完全不会。只要不图得优，一般都能安然过关。第二，实在不行，同学还可以帮忙。关键是要坐在努力学习的同学边上。在阶梯教室里几十人考试，老师只长了两只眼睛，盯不过来，下手很容易。
我考试作弊并非没有基本的道德准则。我只是政治课作弊，其他课不管怎么不喜欢，从来是只逃课不作弊。记得中学最好的朋友同年考到浙江大学建筑系，考试作弊被抓住，挨了处分，记入档案，我还写信骂他怎么这么糊涂。我认为那是很不道德的事情。毕竟他正经学的是建筑学。我这里则要背政治课本。在我看来，强迫我们这样的青年用人生最好的时光背政治教条那才是不道德。这样作弊就属于正当防卫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2）
我逃课的最大优胜记略是*党史。那堂课我基本没有去过，考试前有些慌张，最后决定盯着同屋老吴。他是我们班最大的一位，进校时32岁，虽然对政治课总是嘲弄，但上课大体还是去的。何况他不仅年纪大、稳重一些，对我这位小老弟有责任，而且马列确实读过不少，水平一定是有的。我在去考场的路上一直缠着他，嘴里念念叨叨：“老吴，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呀！”他不停地摇头：“你可别连累我呀！你坐我边上可以，我把卷子摆在那里，要看随你的便。被抓住是你自己的。我可不是要故意给你看的呀！”我赶紧千恩万谢，依计而行。真考起来，比想象的容易得多。中学的历史和政治课里都讲了不少。用大家事先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战略，要尽可能把相关的“点”写进去。判卷总是按点计分，有一点没有写会扣分，但多写了一点不相关的东西甚至错的东西一般也不扣分。可是，一道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题把我难住了。我看看老吴，他也在那里犯虚。我只好把别的题做完，等着他。等他下笔后，我往他卷子上一瞟，但见他写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一看心里就暗笑：这课扯淡是扯淡，但不会这么便宜你吧。光讲“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肯定不够，总要有几条具体的政策。看来他是靠不住的。我定下神来自己想：那时共产党要团结谁、孤立谁？这么一分析，真还记起不少内容，于是独立完成了这道题。
后来考试成绩下来了，老吴拿了个良，我竟然拿了个优。老吴那几天一直在宿舍里仰天发牢骚：“党呵，我可是一直很信任你的呀！我可是老老实实地上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这小子一学期没有上课，考试抄我的，怎么能让他拿优我拿良呢？”我则反唇相讥：“哈哈，党冤枉你当反革命，下农村那么多年，看来你还是不觉悟呀。仅仅相信党是不够的，关键是要理解党。看看，我理解党，所以党给我了一个优。你光相信有什么用？”老吴还是气不过，他到毕业时还在说：在所有老师中，就是那个党史老师最没有水平。
其实那个党史老师不错，至少是有自知之明。她知道上政治课是难为大家，从来不会和谁过不去。但另一位讲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似乎把不来上课看成是对他个人的不尊重，执意要惩罚一下。我一个学期没有上他的课。一进考场，就觉得他认出我来：“这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那年头过来的人都知道，政治经济学也是从中学就学，不上课不可能什么都答不上来，一般还是能混过去的。要避免的就是被他盯上。对我最大的危险是：我交卷子时他认出我，然后在我卷子上做个记号，那我就彻底完了。所以，我做完题，一直在等待。等到五六个同学都去交卷子时，我迅速跟上去，把自己的卷子和其他同学的一起递过去。我感觉到当时他确实要抓住我，但眼前五六张卷子晃动，他看花了，几乎不可能不搞混。我心情紧张地走出教室，算定自己大概会过这一关。后来听说，我们班的一个和我一起交卷的女生不及格。老师肯定把人和卷子对错号了。当时几乎考试没有不及格的。这实在是件很大的事情。那女生一直是老老实实上课的，事发后心里非常难过委屈，还给老师写信澄清。老师大概也终于明白自己的“阶级敌人”抓错了。后来那女生顺利通过补考，我则一直不清楚她倒霉是否是因为我，心里多少有些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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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和清华
这个题目，我其实没有资格讲。我只在北大读了四年书，并没有上过清华。虽然毕业后频频去清华，和不少清华学生有过接触，但那毕竟是隔一层。以下讲的，不过是北大的偏见，望清华的同学见谅。
刚刚考上北大，就跑到中学的语文老师叶向忠那里报喜。那时才知道他是建国后北大的第一任党组书记，后来被整到了中学。其实我们准备高考时他已经恢复名誉，可以高就了。但他说我们班上有三个有出息的学生他不能放下不管。等我们一考上大学，他也就从中学出来了。
听到我上了北大，他先是恭喜了我，然后就如数家珍地讲北大和清华的区别：北大松，清华严；北大讲自由，清华讲纪律。一个天才，最好到北大发展，因为学校管你的少，你可以自由发展。清华则不同，不管你才分如何，大体都要上学校的课。而这些课不仅时间很多，要求也很高，对付功课会耗尽你的精力，自然也就很少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过另一个结果是：“清华产品”质量比较整齐，即使最差的清华学生，只要能毕业，那就是靠得住的。北大则没谱儿了。有非常天才的学生，但也有些学生，上了四年白混过去，照样毕业，什么也干不了。
中学教师一般对人一生影响最大，何况叶老师这样一位非凡的老师。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到了北大有机会还问老师是否如此。一位老师说：哈哈，北大清华的对比是有名的。咱们北大的特点就是四个字——“自由散漫”。当年青年节北京高校去天安门*，北大学生如同遛马路一样，大大咧咧，有说有笑，一完事队伍全散了，闹得喇叭里组织者直叫：“北大同学，请你们遵守纪律、保持秩序！”再看清华，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绿球鞋，队伍严整，一丝不乱。这也怪不得为什么北大能折腾了。
我一听心中大喜。因为我上中学时，每次总结优缺点，我的缺点都是“自由散漫”。我当时还挺得意，觉得这样挺“资产阶级”的，有些优越感。我们的教育就是这么奇怪：你越批资产阶级、“小资情调”，这些东西在孩子心目中就越“酷”。我由此相信，在北大，我接受的是自由教育，进而很有些优越感。
北大清华的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实在很难说清。大概又需要一个博士论文来讲清楚了。记得当年在北外主编了最通行的英语专业教材的许国璋教授来做过一次讲座。他当年是清华的学生。据他说，1949年以前现在北大的地方是燕京大学，那是洋味十足的私立学校，多是富家子弟，做派自然很潇洒。当时燕京女生的旗袍，领导着时装潮流。清华则以公派生为主力，学生用功，生活简单严谨。可见，北大的精英传统，实在也不全值得那么自豪。
不过，1949年以后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走向极端专业化的道路。清华的文科被取消，变成了一个纯理工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不是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了。没有文科的存在，清华就变得非常枯燥乏味。特别是理工科基本是男生的领地，社会也有女孩子不宜学理工的偏见。结果清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后来清华男生向我抱怨：为了追某个寝室里的一个女孩子，男生有时不得不每天为那个寝室六个女生打热水！我当时还很奇怪：难道另外五位稀缺的女孩子就没人追吗？如今在美国，女孩子读书超过男孩子一头，结果大学也男女比例失调，许多大学不得不降低对男生的录取标准。有些女权主义者抗议，说女性刚有成就就被压制。但她们很快也哑了：如果一个学校男生太少、女生太多，男生女生就都不报那个学校。毕竟大学不仅仅是读书，也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学校的教育必须考虑这一面向。特别是一对男女在大学恋爱最后结婚，就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感情故乡，或自己的家，以后拼命捐款回来。美国的大学，自然非常注意学生们的感情环境。中国大学则基本不考虑这些。大学是培养工具的地方。当时清华在这方面，自然也走得比北大更极端了。看看美国的几所理工大学，如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都有良好的文科课程。几年前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抗议学校的一个描绘甲午战争日本版画展览，说人家辱华。那些版画当然是辱华的，但展览的目的是展示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是如何建立的，展览者对这些版画当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在美国学术界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可惜，受了这么好的教育，乃至能上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理解，无理取闹，自取其辱。也可见我们那种培养工具或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理工教育，有时培养出来的人竟是精神残疾。也正是如此，我对清华恢复文科非常欢迎。只是希望校方不要觉得文科仅是几个专业而已，而是把文科当成学生人格形成的重要条件。话说回来，虽然我自己觉得接受北大的教育更优越，我从北大的“自由”中，还是有得有失。关于这个问题，还是下篇再谈。
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
我说北大的自由式教育优越，其实还是应该就事论事。北大教育是否成功，还要取决于每个人对这种教育环境的利用。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我不妨先讲得，再讲失。当然，这些个人经验，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个人偏见。
北大最大好处是管理比较松。比如政治学习、班级会议，搞得非常少。说是一周一次，其实根本没有。班主任也很少介入学生事务。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曹文轩老师。1979年我们进校时，他28岁，大我10岁。而我们班最大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