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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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批判-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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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或者大饭厅,常常要提前半个多小时占座,还有为此打架的。比如赵复三来讲基督教,过道、台上都坐满了人,他几乎都走不进来。再有就是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来讲交响乐,什么“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等等。每周大家要是不听讲座心里就难受。
  当然,这些讲座大多也是追时髦,很难深入。不过,我在北大听过的印象最深的一课,就是个讲座。
  那是中文系内的一个小讲座,在普通教室中,听众也就三、四十人。来主讲的是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他时年已过了九十,思想依然非常敏捷。我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小川环树是谁,只是跟着讲座的时髦凑热闹而已。后来才知道,小川环树兄弟几人,是明治时代出生的一代文化豪杰。其父地质学家小川琢治的四男中,老大小川芳树,是著名的冶金学家;老二贝塚茂树,是顶尖的汉学家;老三汤川秀树,是物理学家,194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小川环树是老四,主攻中国古典文学,是那一代日本研究唐诗的第一人。你看看当今的世界,谁家能一下子养出这么四个孩子来?
  小川环树主讲的题目是《敕勒歌》的语源问题。此歌最早见录于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按通说约产生于429~449年,作者为无名氏。辞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读中文系的人,大抵对此都很熟悉,属于千古绝唱。小川所讲的细节,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我的记忆已经不敢说很靠得住,好在他的文章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读者可以参考。不过,他的基本要义则让我终身难忘。
  小川开讲很平淡:这首《敕勒歌》原文不是汉语,本为鲜卑语,北齐时译成汉文。不过,最初的语言究竟是什么?由于当时中亚诸民族的互动变化无穷,很难追寻。小川则作了一番考证,一个语言一个语言地追下去,证明此歌是经过许多语言连环翻译,最后成为汉文的。按说到此讲座就可以结束了。可他最后加上了点睛之笔:此歌最原初的那一中亚语言,我完全不懂。不过,我查了该语言的辞典,并检视了该语言在那个时代诗歌的格式,发现其诗大抵是两行,每行十四个音节,每行中间有一顿。这和唐代的七绝的形式,就非常相似了。我的这番研究不敢说解答了任何问题。我只是希望能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理解唐文化,总强调唐对周边文化的辐射式影响。这是大唐中心的观点。但是,唐文化的形成,是否也是周边文化影响的产物呢?我们是否也应该把唐作为文化互动的接受一方来讨论呢?讲座就这么结束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听讲座胜过听课(2)
这在现在,也许平淡无奇。但是在当时,足以引起我的思想地震。这种地震之所以发生,也多亏前述张广达教授给我开阔的视野。张教授上课反复强调:唐王朝是在中亚诸民族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唐王朝的发展,也必须要在中亚民族的动向中才能理解。比如土蕃的压力,西域各族的消长,乃至安禄山的崛起等等,全都联系在一起,切不可仅仅从宫廷政治的角度解读。事实上,唐朝非常依赖西域的商路,长安是丝绸之路的终端,大量中亚商人由此进入,使长安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后来,*等地的商人又从海路造访广州,刺激了南方的贸易。而大运河把南北接通,唐王朝成了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枢纽。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开三郎等,作了大量研究,证明中亚商人的活动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是他们掌握的铜钱数量远超过国库,对贸易影响甚巨。宫崎市定甚至怀疑中亚或穆斯林商人向中国输入了远程贸易的技巧。其实,欧洲史学家们,也很早提出意大利商人远程贸易的技巧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假设。既然在政治经济上是如此,在文化上如唐诗等等,怎么可能和外部世界全无关系?
  这些在学界也许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我们的历史意识中却不是。最近我和一位海外留学生朋友讨论问题时还提到,在中国受的教育,即使像我这一搞历史的人,也认为唐朝是世界第一,长安是世界的中心。直到最近教世界史、眼光放开后,才知道我们的教育是如何培养井底之蛙。看看唐王朝时的世界版图,*的Umayyad Caliphate帝国比唐帝国大一倍还多,覆盖了从现在的伊朗、中东地区,到北非、西班牙,横跨欧亚,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在文化上,这一帝国则吸收了从印度到欧洲古典世界的遗产:印度数字变成了*数字,成为日后欧洲科学进步的基础;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成了*的典籍,后来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要从*人手中再学过来;贸易上,*人更是沟通世界的使者。这一点,你想想从广州到地中海的*商人,想想没有*数字如何算账,就明白*商人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了。几乎从各方面说,这个*帝国对世界的影响都不在唐帝国之下。可是,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这样的事实?我们封闭的民族主义史学,把人都教育成了什么样子?
  大中华的意识形态,塑造了这种井底之蛙式的历史意识,最终会导致我们心灵的锁闭。以这样的视野,中国是无法在全球化的时代成功的。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不仅要从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更要学会用世界的眼光看自己。中国的文化并不置身于世界之外。而世界的文化当然也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读读唐史就应该明白。听小川环树的讲座之前,我还很信许多老师的话:日本人就会考证,考得很细,但缺乏意义。小川环树打破了我的成见。他考证确实很细致,但心里装着大问题,只不过他对这些大问题点到为止,不会夸夸其谈,许多人(特别是知识框架比较旧的人)因此也就不会注意。其实,许多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都带有这种国际视野,只是多从小处着手而已。日后我相当注意日本学者的研究,和这次的经历也相当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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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1)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北大读书时单枪匹马地探索通才教育。这种尝试可谓成败兼半。成功的地方在于我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教育目标,打破了专业教育狭隘的框架。我日后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在文学之外(我们当年文学79级的同学,现在仍然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是绝对少数),能够适应得比较快,也在于大学期间学得比较宽,做了相当的准备。失败的地方,则主要在操作方面。比如,我明明知道数学应该学,却没有执著地去旁听。其实在这方面,我最大的损失还是英语。
  我的英语,在当时是典型的“北大中文系英语”。这里首先声明,我这么说不是在诬蔑中文系同学的英文水平。我已经说过,中文系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在美国已经成为终身教授的有一大堆。他们的英语当然是不错的了。不过,在我们那个年月,也就是77级、78级、79级三个年级,中文系同学的英语一般而言比起其他系的同学来弱得多。一来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大家上大学前都没有学过什么英文。二来则是刚刚进大学门,想学的东西太多了,必须有个选择。中文系的同学多是文学青年,即使做文学研究,对象也是中国文学,很少有人觉得英文有多重要。不像其他系的同学,把英文当成求学的基本工具。例外是有,比如78级的商伟,人不声不响,毕业后很快出国读书,现在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一般而言,理工科同学英语比较好。文科中西语系不用说了,英语好的多是带“国”字好的系和专业,如国政系、国际关系专业等。另外,不管在哪个系,“出国派”的同学英语自然也好得多。等我毕业,中文系的后辈英语好的则多的是。毕竟他们中小学受了正常的教育。高考也要考英语。英语不好,很难考进来。  
  英语白卷上北大
  我的英语,则即使在1980年前后的中文系中也算很差的;乃至大学毕业,英语几乎就和没有学过一样,后来对英语甚至有了心理障碍。这说来话长了。我是在1974年升初中。那时正赶上小学从六年制改成五年制。1960年出生的人,六年级毕业就到中学读初一。我们这些1961年生的,如果按五年制小学毕业,正好和上一年级一起进入中学。当时的中学无法容纳突然增加了一倍的新生,所以我们读完小学就留在原来的地坛小学里读初一,号称“戴帽班”,上初二时才去和上一年级的同学在真正的中学会合。
  当时正处于“*”后期,*已经复出。父母这些国家机关的下放干部已经从农村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学校里也早就经过了“复课闹革命”,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我们作为第一届五年制的小学毕业生,虽然因为中学没有教室而只能在原小学的“戴帽班”凑合着读初中,但学校居然开始给我们开英语课了。
  对于这一突然而来的正常秩序,每个孩子的适应能力不同。我父母“*”期间去干校,把我们兄弟三人留在北京,靠一位不识字的保姆照顾。当时父母的考虑是,农村太苦,我们三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怕是受不了。而且,因为父母在不同单位工作,被下放的地点也不同。父亲去了河南,母亲则在相当一段时间去了辽宁。三个孩子跟谁也不是。不过,这样一来,孩子没有父母监管,容易荒废学业甚至学坏。我从小调皮捣蛋,上一年级时就曾试图打老师,甚至有一次把老师气哭了。放了学也基本上是在街上玩,根本没有人管。小学毕业时,还只能看连环画,而且从来不看连环画的文字说明。父母从农村回来后,单位里非常忙,没有心思过问我们学校里的情况。大概他们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恢复正常”的工作机会,每天都早出晚归。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2)
在这样的状态下让我学英语,实在是勉为其难了。记得第一次上课时,老师上来讲:“Good morning,boys and girls。”我们觉得她阴阳怪气。当她试图教我们A、B、C的发音时,全班都被那怪里怪气的声音逗得前仰后合。我就这样上课嘻嘻哈哈,回家也不见父母的影子(他们一般六七点才回来),全放羊了。到了学期末,一次父亲吃完晚饭想看看我英语学得如何,结果发现我一个字也不会。他自然大怒,逼着我补。这里补充几句题外话。他在抗战前在老家河北新乐上了中学,学过几年英语,据说已经达到了能读《鲁滨孙漂流记》的水平。这让我对那时乱糟糟的中国的教育水平有些吃惊。父亲的家境我不太清楚,大概属于地主、富农之类,在当地有些名望。但听父亲说,那时这种富裕家庭,一年也难得尝几次肉味。他抗战后下去发动群众,宣传蒋介石如何*,最拿手的罪状,就是蒋介石居然每天都吃苹果!可见他那时穷得想象力有限。但是,这么穷的地方,居然还有学英语的地方,似乎比现在中国内地农村还好不少呢。书归正传,他因为有从他一直谴责的“旧社会”带来的一点文化遗产,就把40年前的记忆翻出来教我。经过这么一个星期,我期末一考试居然还拿了九十几分,连老师也吃惊不小。父母也由此松了口气。
  其实,这样轻松地拿高分也只能说明那时候学的东西实在简单。第二学期,父亲一忙没有管我,我就又放羊了。等期末再一检查,我又是什么都不会。而他40年前在中学学的那点英语,也就够教我第一年的。这次又逼着我连滚带爬地过了关,然后他警告我:“以后再不自己学,我即使发现你不会也教不了你了!”可惜,我到了正式的中学照样不学。他一气之下,开始对我进行体罚。但是,越是体罚,我越是反感英语,嘴里还振振有词:“我长大又不当外交部长,学英语有什么用?”这句话成了我们家里的“名言”,大家常用来取笑我。不过,生活在那样一个封闭社会的孩子,确实也很难想象如果不当外交部长学英语有什么用。
  1979年高考照顾到“*”教学的不正常,规定英语考试只按十分之一的分数算,即你得了100分就在总分上加10分,得了50分则算5分。这样英语就无足轻重了。我因为早就放弃了英语学习,高考时在英文上完全是个“白卷先生”。记得当时拿到考卷,填上自己的名字,剩下的就一个字也不认识了。我按照老师的嘱咐,在卷子的选择题上瞎勾一通,居然蒙对了10个,正好在总分中加了一分。当年许多在各省市考了前几名的学生,有不少也是这样的状况。
  美国人是什么?
  进北大后,我先是想当文学青年,后来又想学历史,总之是研究中国,从来没有出国的心思。按当时的要求,英语要上两年公共课,从A、B、C开始。我自然也要跟着上。因为学英语缺乏内在动力,加上那时课本还是不脱*时代的意识形态,编得十分枯燥,我自然也就没有兴趣了,每次上课坐在后排跟着混。当时校园里时髦的是交响乐,各种讲座层出不穷。我每天花大量时间听交响乐作品,脑子里全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有时上课也欲罢不能。记得有一次英语课我坐在后排,脑子里突然响起了贝多芬,一下子忘情于其中,大概也有些情不自禁的身体动作,至于老师在讲什么早就不知道了。一会儿听到老师愤怒地对班上的同学讲:“有的同学根本不用心学习,回去不做作业,基本的词汇、语法也掌握不了,甚至上课也不听讲,一个人坐在那里摇头晃脑,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这样学英语,还不如不学。因为只要公共课一停,两个月就全忘光了,跟没有学过英语的人没有区别,成了文盲。”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3)
我并非不知道英语的重要,也并非不想学英语。但当时学英语,有两个障碍需要克服。第一个障碍和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学语言是个慢功夫,需要持之以恒。有时,越喜欢思考的人学语言的确挫折感越大。你学别的东西,不管是科学、工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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