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氛围很适合怀旧。尤其是林海音先生是在北京生活过很多年的，这样冬日里不去睡眠的夜晚，她许也是有过的。在这以前，我在斑驳的岁月里，以近乎迷离的味道，面对或擦肩，追寻一些在时光的背后顶天立地的女子渐次辽远起来的身影。沉醉不知归路。
忆旧总是让人伤怀的，光阴里的岁月都如同经历过秋风。这样去体验一些我没有过的生活和无缘面对的人，就如同“银汉无声转玉盘”，天上地下，星辰人物皆模糊起来。
这样的情形里；林海音先生却如初春里开得满树满眼的花儿，一枝一串的，带着很密很厚的阳光的气息凭空里漫来，灿烂和妩媚，把一切都舒展开来。
林海音，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籍台湾苗栗，父母早年在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三岁随父母返台，五岁来到北京， 19岁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担任了《世界日报 》记者，21岁时与该报编辑、出身书香世家的夏承楹结婚，在北京生活25年；1948年举家迁往台湾，2001年12月1日在台北辞世。
在北平成长，在台北发亮发光。林海音，一位儿女绕膝、贤妻良母型的职业妇女，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一个职业编辑，一个专业出版人。一个一口京腔儿、“比北平人还要北平”的老北京。一个在每个角色上都做得很成功的美丽亲切、乐观奋斗、雍容温雅的中国优秀女性。在台湾，她被誉为文坛“极为优秀的掌门人”。在大陆，她被赞为“两岸交流的第一批候鸟，两岸文学界祖母级伯乐式的核心人物”。林海音的一生，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一个有着进取的内心、积极入世的普通女子的成功生存实践，构建了中国新女性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案例或许有着背景和契机的某种偶然性，但与个体关联，却是不折不扣地体现出了个人的性格性情、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因素的必然性。
最早知道林海音，是看吴贻弓导演拍的电影《城南旧事》。上个世纪30年代的北京城，一个外来的小女孩英子，她还没有受过社会的薰染，用纯洁的眼光看着世界，看生活在底层的一些北京人的命运跌宕，还有运煤的骆驼队。骆驼的队伍过去了，驼铃声“当、当、当”地响；“长亭外，古道边……”悠远的画面里，那首清丽而感伤的《骊歌》吹散得如此辽远又如此悠扬，我就这样知道了有一个作家叫林海音。
后来就读了林海音以老北京城为背景写作的系列小说。读了她写的很多的书。
作为作家的林海音，“写作的兴趣是那么高昂。”“原来我所写的，数来数去，全是陈谷子、烂芝麻呀！但是我是多么喜欢这些呢！”这是她对自己一生写作的评述。写作，是她的生命支柱，也是她精神和平日里生活的写照。她曾借用贝多芬的话， 说：“为何我写作？我心所蓄藏的必须流露出来，所以我写作。”
林海音的写作生涯，与她的职业一起开始。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她在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做记者，采访文教及妇女新闻。《世界日报》的办公室不大，编辑部摆了一长排桌子，为了节省空间，上晚班的和上白天班的共用一张办公桌。当时的海音被分配到和主编《学生生活》版的夏承楹共用一张办公桌。夏承楹做编辑，上白天班，下午发完稿就下班。海音白天在外头跑新闻，晚上才回报社写稿。两人各持有一副办公桌中间抽屉的钥匙，这张桌子由此也种下了她和夏承楹的一生情缘。自此以后，文字成为林海音的一种人生体验形式，夏承楹与林海音一生执手，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相濡以沫。
多年后，林海音回忆说：“别人恋爱，这个那个的，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两个人玩在一起，他写，我也写，志同道合嘛！”
1948年从北京返回台湾后，林海音为家所累，不得不放弃工作居家围着孩子和锅台转。而这时的林海音，已在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潮流中把自己变成了一条逆流的鱼，几千年里千百万女人几乎殊途同归的依附男权社会的宿命色彩，在她的认知里如黄叶摇落，自强而不懈怠的性格，落英流水一般洗亮相夫教子的日子。理家之余她笔耕墨耨，写作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冬青树》。《冬青树》于1955年出版，是一部专写家庭琐事的散文集，读者看到了一个非常开朗、快乐的家庭主妇。比如她提到台风天或下雨天地上积水，孩子兴奋地跑出去玩水，孩子的姥姥指责做母亲的不好好管小孩，但林海音却觉得小孩子就应该如此，自己也很想加入呢！当时这本集子出版时，有人认为她尽写身边琐事，很小家子气。丈夫夏承楹不以为然，为其作序。他说，结识林海音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收获，林海音为他生了四个儿女是她的最大成就，林海音以文债抵了儿女债。夏承楹这样以幽默欣赏和护卫林海音。一如当初他们恋爱时，他对海音自小失去父亲引导，却以优秀的成绩念完北平新专，然后自立，认真工作，赚钱养家，心里很是尊敬。
自1957年起，林海音陆续写作以老北京生活为背景的系列小说，1960年冠以《城南旧事》的书名结集出版，当时并未引起社会关注。20年后，《城南旧事》被大陆引进，拍成电影，一夜誉满天下。1998年，“世界华文作家大会”授予她“终身成就奖”。
林海音的小说以同情之笔写女性，她多种文体的作品都体现着很强的女性意识。
她说过自己对 “五四”文学传统情有独钟。她说：“我和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来到这世上。新文化运动产生时，我才是个母亲怀抱中的女婴，我是跟着这运动长大的。”在林海音的青少年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巨变。新兴大城市崛起，现代通商口岸代替了原先郡县城市的中心地位，民间工业迅速成长；社会变革促使乡绅从农村搬到了城里，城市代替了农村，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大家庭开始解体，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核心小家庭中。新式教育普及并培养出大批新知识分子。
在中国社会的草长莺飞、桑田变迁中，林海音是很幸运的。她相对殷实的家庭环境，和处在巨变中社会心理相对稳定的北京城当时开放的生活，都使她能够追逐时代潮流，接受到新式的教育，成长为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自尊、自爱、自强的新女性。她的青春亦因此花开繁华。她的人生，便也如同时光中的树，风动草动中，夏来春去里，扎根旷野里生动着、苍翠地生长。
她曾说自己受过“五四”的洗礼，她已经跳过来了，可是她看到许多在传统之下被压抑受痛苦的女性挣扎的心路历程，她用笔关注她们。这种体现在林海音作品里的女性意识，也是林海音的作品能够经受时间磨蚀的原因。
林海音的文笔语言，有细雨如诗般的温婉，有青灯古佛的恬淡，是一个有内涵的、善解人意的女作家呈给读者的优雅和宁和。她那么流水一样的； 浅淡地带你在字里行间蜿蜒穿行。一幕幕的，轻舒漫卷的，把一些世事人情铺展开来。读林海音写的书，也总是不倦的。就像是择了天晴而风和的日子，搭了船，悠悠走着，在白墙灰瓦的水乡里徜徉，走完了河，再进入湾。从容之中只任凭不紧不慢的河水把搭船的人浮载到想要停泊的地方。那般自然又安宁地，久久让人沉浸着，不愿出来。
真所谓文如其人。为人妻母和作为职业编辑、出版人的林海音就是这样，物换星移里明月轻舟的过往，弹指而笑间横笛吹箫，体现的是干练和侠胆。
她的女儿夏祖丽说，母亲一生这样的一个历程，是“刻骨铭心”的经历。夏祖丽是在写作出版了林海音的传记后作如此说的。在这本传记里，夏祖丽除了呈现一个作家丰富的一生外，还想让读者从中看到，一个人的命运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其实，林海音的一生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但是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在每个情境的转换中，都能看到林海音是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面对困境、开创新局面的。” 夏祖丽这样评述母亲。
夏祖丽说，林海音很喜欢帮助别人，有一种侠女的义气，她经常说，这个人作品这么好都没出成书，我一定要给他出书。
林海音坦言：“我实在热爱编辑工作。”
林海音一生，作家对她来说是“业余”，编辑却是终身。77岁的林海音在关闭她经营了27年的纯文学出版社时，对人说：“忍不住想哭。”
1948年回到台湾后，她先后担任《国语日报》编辑，台湾最大的报纸《联合报》副刊《联合副刊》的主编，兼任《文星》编辑，《纯文学月刊》 及纯文学出版社的主编、发行人；成为最著名的老编辑和出版家；被誉为“台湾出版界的常青树”。
林海音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很漂亮的、努力工作而且善于工作的、乐于帮助别人而且非常有正义感的职业女性，许多文学青年在她的培植下成长起来，很多作家在她的帮助下圆了文学梦。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是很荒芜沉寂的，一方面是台湾省籍作家面对语文转换后运用中文写作觉得困难，一方面40年代到50年代的政治弹压，也造成了台湾省籍作家的萎缩和退避。在这样的情况下，林海音以主编的《联合副刊》为园地发掘人才，培养作家，在本土作家中播下许多信心的种子。这段职业生涯里，她对于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本土作家钟理和的帮助，成为台湾文坛很感动人的故事。在钟理和备受挤压、贫病交加时，林海音大量编发其作品，努力扩大他的影响，是“惟一给钟理和带来过一抹欢笑的人”。他突然病故后，林海音挥泪赶写悼文，又整理出版了《钟理和全集》，还在他的故乡建立了“钟理和纪念馆”——台湾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作家纪念馆。1984年，《香港文学》采访林海音，记者提到是她提携了黄春明、钟理和等作家时，林海音说：“既然许多作家这么表示，我多少能使他们走上文学道路，我也很高兴。”
林海音很喜欢拍照，拥有好几十本文友的照片，她曾在《联合副刊》写过专栏《剪影话文坛》，回忆她与作家及文坛的关系。读者从这些照片和她的文章中感受到文人的生活、作家和文学的魅力，这也对一些心有萌动的读者起到文学的启蒙作用。
1967年林海音创办《纯文学月刊》，她认为当时的台湾没有一份较为严肃且有水准的文学刊物，她并在《纯文学月刊》出刊的第二年成立纯文学出版社，纯文学出版社对台湾文学的出版影响很大，带动了台湾的整个文学出版。
林海音把纯文学出版社经营得非常成功。开端是她慧眼识金，出版了一套16卷本《改变历史的书》。这套书原是美国出版的，相中出版这套书，表现了林海音的魄力和编辑眼光。当时，连译者自己也劝她别犯傻冒险，要赔大本的。林海音认定这套书对读者了解西方文明进程的价值很高，向译者拍胸脯：“赔本儿我都出，好书应该出版。”这套书销路很好，并为新成立的出版社创了品牌。
后来，作家们一直把纯文学出版社当作朋友和娘家。经营纯文学出版社的二十多年里，林海音济困扶危，为纯文学发展呕心沥血的侠义行为，一直传为台湾文坛的佳话。一次林海音偶从报上看到《高山青》歌词的作者邓禹平穷困潦倒，半身不遂，出书无门，便提着营养品登门拜访，为他出版了《我存在，因为爱，因为歌》，使邓禹平老泪纵横。老作家苏雪林撰写的《屈赋研究》因冷僻鲜有人问津，出版社退给她一屋子书。林海音全部买下，后来全部捐给了
图书馆和学校。林海音与作家的互动关系非常好，在林海音的传记里有一章“林海音的家就是半个文坛”，说林海音常约文友到家里吃饭，大家有事也约在她那儿碰面，常常是朋友又带朋友来，大家说，她为台湾文坛创造了一个文学社群的印象。
1995年，林海音77岁，夏承楹85岁，四个儿女全在国外。她已无力继续经营出版社了。有人建议，把这块金字招牌转让、出售。林海音顾虑续办者难以坚持原来风格，不一定能善终，毅然决定停业。她把库存的80000册图书全部捐给图书馆、学校，把所有作品的版权全部归还作者。凡库内有少量存书的，全部送作者。有的作者过意不去，坚持要买。她坚决不肯，“出版社结束了，不是营业，只送不卖。”
作为“两岸文学的交流使者”，纯文学出版社还是林海音“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不分彼此地合而为一”的一座桥梁。1990年，林海音回到阔别了41年的祖国大陆，发现中国现代文学馆缺乏台湾藏书，返台后立即寄赠纯文学出版社开业24年出版的全套文学书籍，以及已经绝版的全套《纯文学月刊》。同时她还以个人的影响、号召力，动员台湾其他文学出版社向祖国大陆捐赠书籍。极大地丰富了文学馆图书库的台湾文库，成为了颇具规模的台湾文学资料中心，极大地方便了祖国大陆学者的研究。
此后，实现两岸“不分彼此地合而为一”，是她晚年坚持不懈奋斗的目标。她以年迈体弱之身，在晚年多次来祖国大陆，担任了名副其实的顾问，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共同策划、编辑、出版了《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这套丛书出版后，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她又把祖国大陆学者为每位台湾作家写的导读性论文，附上自己撰写的《总序》，推荐给台湾《中华日报》副刊连载。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 ，其所占篇幅之大，所刊时间之长，在台湾报刊都是绝无仅有的，成为两岸文学交流的盛事。
跋山涉水，乐此不疲，这样的一位女性，以这般的皑皑不绝一仰难尽，这么一路错叠在时光流逝里，饶你多少豪情侠气，在领略她时，怕也会说是百年里都难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