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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是女人的本色，也是一种品质，但不是生存的通行法则。只是依靠本色生存的女人，很难形成自己的理性来反观别人的生存经验补充自己。而盲目又惯性地依靠自己的本色，更会带来心理生存能力的弱势和缺失。
何况阮玲玉的本色来源还是戴了枷锁的。
她的身世很苦。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累死。父亲死后，母亲只好带着尚还年幼的她去大户人家做佣人，她七岁时就伴随在母亲身旁替主人家料理杂务。在她的意识里，一个没有男主人的家庭是很无措的。长大后，她一心想通过一个有钱的男人改变她和母亲的生存处境。男人是天，是她本色的体认。
然而她成人的时候，正值中国新女性运动发端，社会意义的文字和口号以及现实生存的需要怂恿着她解放了自己，她走向社会做了一名职业演员，又被推波助澜地赋予某种符号的意义，甚至直接成为新女性理论的一种浪漫的精神象征。
于是她用行动突出着自己原始生命的内核和本质。她一心要做一个好演员，她以为尽心演好电影就可以解决好一切。她敬业到超乎想象的地步，读剧本读到一百多遍，演角色演到忘我。比如在拍摄《故都春梦》里，她躺在雪地上拍摄冻僵的场景，导演要求她躺一下就行了，她却说，不可以，一定要继续躺到人有点冻僵的感觉，拍出来才真实。在拍电影《城市之夜》中有一场风雨之夜的戏，她被淋水，表示一定要淋透。在《新女性》里，有一场戏是她扮演的剧中角色不愿受侮辱，慌乱中从楼梯上一直滚到底层。演这场戏导演是要用替身的，她不肯，而且固执地要求要狠狠地撞她。她说：“我越跌得痛，说明坏人越狠。我越跌得重，我的心越恨。”
像这样的一种进入角色的方式，我以为，阮玲玉是以精神直觉进行创作的表演艺术家，在依靠了生命的直觉来直接抵达角色的深处。她用全部的生命力量进行创作，又在表演中体会了自己生活的不安和内心的脆弱，这样的创作方式造成了她的人生与电影人物的相互渲染。电影角色更强化了她的人生本色。
有人做过统计，九年的银幕生涯，阮玲玉拍摄了29部电影，塑造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同样由于本色的缘故，她擅长演绎的是悲剧角色：“她在银幕上曾自杀四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受伤、癫疯、被杀和病死等等。虽然影片大都注重传奇性的结构，而且只限于揭露社会黑幕，未能指引光明的出路，但是，无论她饰演哪一种角色都是充满着斗争，无论怎么受困也保持纯洁的灵魂，凭她的精湛而惟肖惟妙的演技，简直使剧中人跃然地感动观众。”（见1948年2月号《电影论坛》署名石郎的文章）自杀、入狱、被逼发疯、病死街头……阮玲玉演绎这些人物角色，凄苦的眼神，茫然的内心，让看的人身临其境。她因此成为明星，也因此虚无。仿佛一朵绚丽的烟花，她盛放在人们的头顶，包括在她自己的头顶。那是一块僻静而又美丽的地域，她身不由己地到了那个地方，同时也从此倘佯于自己的和社会的期望值之中。这种期望值的指向是她和社会的合谋，如同高高的竹篱笆把她和世界群体隔开了； 一方面她要稳住自己，并且坚持；另一方面；她又感到一种“生命被赋予却无法完成”的宿命。孤独便像蜿蜒的小径看不到尽头。
阮玲玉虽然在人前骄傲矜持，姿态优美有度，却始终是一个弱势的人。弱势，并不是因为她的性别或是她的生计，而是她的心理生存能力的缺失。
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对未来的生存恐惧就始终是她的私痛。
这情形有点像一厢情愿的个人单边主义，也如同彩虹。阮玲玉不懂或者想到了却还没有给自己预备起调整能力，她的生存经验只能依赖自己的本色。或许她从心理定位上退回到普通人的不慕虚荣，情形会好一些。偏偏她并不具备这份自信的内心。她的出生经历使得她一直是自卑的，她甚至连客观认知自己的勇气都没有，所以她很慕虚荣，很计较在意别人的评价。
这份在意对于阮玲玉，无非也就是给了自己一些虚假的、让自己自信起来的信息而已，是一种自我虚假繁荣——给人看的要强。却不能真的让自己在客观独对时有能力自信和坚定。自信其实是一种综合积累，并不是人人都有此资格。或者简洁一些狭隘一些，哪怕只是就事论事也好些。可是，她又不愿放逐自己或者不懂得凡事看轻则轻的生存调整，所以，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对未来的生存恐惧，始终是她的私痛。
有一天，私痛那狭窄的边缘突然沉陷，身侧甚至没有一个可见的伴行者；她只能是连一根稻草都没有了，于是吞服两瓶安眠药，深深地、深深地睡眠。生命也渐渐地由轻而重地沉入幻觉的虚空。
这是阮玲玉的自我困境。在这个困境里，才华和美丽是她身上直观而又神秘的特质。从远处看，绚丽夺目，缤纷斑斓，使得社会在凸显着她的同时也影响着她精神的歧义：社会的偏爱容易让她专注于自我、幽闭或虚荣等等，从而无法把对人生的思虑与眷顾注入到自己的个体生命之中，去洞见生存的意义和尺度。
我想，阮玲玉的本意或许并没有想过用付出生命的方式，穿越纷繁的世相，去思考存在，思索女性的生存出路。但由于她的影响力，事实上她是在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时，用放弃生命这种极端的方式烛照生存的虚空。因此，在本质上它标志着女性对生存的终极意义的眷顾程度，标志着女人对“现存在”方式的最富于力度和震撼的逼问和否定。从此意义上讲，阮玲玉的自杀，象征着个体生命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确证。
如此，对她的了悟，就像面对初生的婴儿，让生存着的我们更新。
于是我想，所谓女性解放，最实质的意义应该是心理的解放。走向社会、经济独立，不过一种解放的表象罢了，没有心理独立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女人们也很难有单纯的快乐。而快乐当然应该是单纯的：只是因为快乐而快乐，这样单纯的快乐也才是真正的快乐。
然而我盘缠的思绪却没有轻盈起来，就像我的语词和思想永远抵达不到内心的边缘，我也终是不能在时间的河流和溪水中，寻找那属于女性智慧的清泉。这是人的局限性，也是生活本来的不确定性。也由于此，我们每个人便都保留了自己的梦想的空间。
我忽然想起，在福音书里；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开启那些倘佯于旷野要看先知的人： “你们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芦苇吗？看穿细软衣服的吗？那穿细软衣服的在皇宫里。你们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
是的，他们去到旷野，是要看先知，而不是看在风中摇曳的芦苇。但他们却认得出风中摇曳的芦苇，反倒认不出旷野中先知预备的道路；认得出旷野中的先知，反倒认不出那先知所见证的在他“后来的”、比他“更大的”先知。
这就是人的不知或不智： “看是看见了；却不知晓。”
去承受 “生命之轻”和“生命之重”，终归是包括女人在内的所有人的使命。不过有些女人靠本能获得这种能力，有些女人靠自觉建立了这种能力，一些女人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于是既对既往充满怀疑，又充斥了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因自我精神的弱势而演变为综合的弱势地位。
阮玲玉让女人们怜悯，并且自醒。这不需要男人们的同情。
唐季珊提供的遗书人言可畏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
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没有心理独立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女人们也很难有单纯的快乐。
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又正是对自我生存能力的自我否定。
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 午夜致唐季珊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地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地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你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两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午夜 《思明商学报》刊登的遗书其一 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
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 其二 季珊：没有你迷恋，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唐季珊前女友），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阮玲玉的养女）。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两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张爱玲
为一场奢华倾其所有（1）
我不喜欢壮烈，我是更喜欢苍凉的，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更缺少人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回味，就是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对于三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很多时候了，张爱玲对我就像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想得到或是想不到的某个时刻突袭而来，让我彻骨地疼痛。一个人能对另外一个人如影相随般虚化为一种情绪，这个人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张爱玲当然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但不同凡响却并不因为张爱玲是一个留在了史迹中的女子，普通人对普通人也可以不同凡响，只是涉及到的人的范围不同而已。而留在史迹中的人，也不是都可以在客观意义上用上不同凡响的说法的。我以为，她是在不知不觉中，在你的身体里植入了一颗类似炸弹的东西，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不可忽视了。这就是一种情绪。如果自己不能意识并超越，这样的情绪便在人的身体和感受里四季流转，经不住某个时刻某种不经意的感触一碰，就轰然炸开来，让人快乐或者难受。
那天下着雪，漫舞的雪花，一片片，一瓣瓣，使天地斑驳。我踏着昆玉河上的坚冰，被这样的情绪包裹着，走在雪天里。我的四周是一片北方冬天的苍茫，树木都只剩余了枝桠，仿佛是一些旧迹在静默不语地望天。我踩着的这条昆玉河的河水连同它的四季，都封存在我脚下的冰层里，这些横陈了一河的坚冰，在我的脚下像是那些水亡故后的遗骸，说古忆旧一般的，让人忘记了它在其他的季节里有过的碧波荡漾，曾经的青春不再，生命的流溢在这冰层里沧桑咫尺。
这样的情绪和感受，使我陷入某种虚无或是迷失，我被这种无法准确言说的内心销蚀着，不能相信世上确实有人、有事物的存在或者发生。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近日里我一直在面对张爱玲的缘故。这个民国的旧女子，那么毫不掩饰地道破人生的本质，像暑季毒辣的太阳直灼且铺天盖地烤焦人的心田，又让人总是要由衷地折服她对生之体验的直觉和直面人生的勇敢。就此而言，她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我甚至以为，在用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揭示人的内心和人生的本质上，她比鲁迅更能影响读者。鲁迅用的是一种理性或理念的锋利，而张爱玲用的则是女人的直觉、细腻和本能。所以，张爱玲对读她的人、对读者，就像一个诱因，牵动人的五脏六腑。
我体味着这个女子，觉得需要出来拼命地奔走，直走到没有气力。就是现在，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是被这种感受困扰着，只是想再有那天一样的雪和空寂，可以幸灾乐祸地踢着死去的河水尽情地欢叫。
对张爱玲，很多人都不陌生。她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1941年投入文学创作，两年后，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以早慧的天赋创作在当时的上海大红大紫。这是她八岁以前就已期盼的“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日子，她标新立异的时装照被用作上海滩最洋派最知名刊物的封面，大街小巷的书店、书摊上炫目地奔涌着她的名字，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