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市长到这一带视察，说了句：“好久没到下城转，好像来到阿富汗。” 像阿富汗倒未必。但的确像是经过了一场现代战争的洗礼，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当年的广岛和德累斯顿，今天的贝尔格莱德和巴格达。
万县码头。时值枯水期，又是历年来水量最少的年份。浩浩长江腰身细瘦，江水浑黄，一副病态。码头上江轮稀少，远没有当年“抗美码头”给我的那种繁忙景象。岔街子。当年这里沿街尽是商铺，卖凉席、棕垫、山货、药材，也卖猪、牛、羊肉和豆瓣、巴油，还有包子、泡粑、卤肉的叫卖。印象中那个永远生气勃勃、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小街，那个与炖羊肉相联系的小街，那个当年朱老师在政治经济学讲坛上被反复引为例证的小街，而今只是望不到头的建筑垃圾，只有几个拾荒的老人在那里挑挑拣拣。下半城永远地去了，连那些土地也将沉入水底。上半城则是一片片相互拥挤在一起缺少风格和个性的高楼。在老城对面的陈家坝登高而望，视线从被称作“华尔街”的那一片街区一直看到龙堡，除西山公园而外，几无绿意。绿色，这是一个城市最活跃的因素，是生命力的象征，是自然对人的抚慰。越来越现代的万县啊，怎么就褪色了呢？
火车站和机场是上次同学聚会时一起参观过的地方。火车站是达（县）万（县）铁路的终点站。这全长156公里、耗资十几亿、也是万县人盼了多少个世纪的铁路已竣工一年多了，据说至今尚未投入客运，连货车也仅隔日一趟。火车站不远处是已经下马的原川盐化项目。据了解，这个项目原计划总投资为２８亿，在已投入十二三个亿之后不得不下马，因为缺少科学的论证，建成后必然出现巨亏，于是当时新上任的朱总理采取了断然措施。即便如此，还需四五个亿才能摆平债务。更麻烦的是，数千失地农民的生计已成了一大问题。*机场已接近完工，拟投入四个多亿，可以起降波音747以下的客机。修这个机场的依据和目的都是，万县已定位于旅游城市。
再见万县（5）
当地人士告诉我，万县人口已达五十余万，已宣布进入大城市行列了。下一步的目标是建设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全市规划了八座长江大桥，四十多公里长的外环高速公路，高规格的滨江大道。从2002年万县经济运行的状况看，GDP仅81个亿，财政收入亿，农民人均收入1802元，固定资产投入56亿。由此看来，万县目前的繁荣基本上是靠移民资金和基建项目在拉动在支撑。这些年大多数中等城市新修的机场都是巨额亏损。据不久前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全国38个支线机场就有37个亏损，平均客货流量仅有设计能力的26％！万县，你能例外吗？
三峡旅游最大的获益者是三峡工程所在的宜昌市，2001年，旅游也仅占GDP的。万县，很难摆脱游客只是过境这一状况。要形成三峡库区旅游中心城市，做强旅游产业，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产业就就难以聚集人气，建起来的城市也难以繁荣。机场、火车站，能挺得过漫长的相当萧条的时期吗？比较脆弱的万县经济，能背得起巨额亏损的机场和火车站吗？机场尚未建成，看热闹的倒人山人海。机场边的移民新村的居民，这些因修机场失去土地的农民们，一夜之间成了“城里人”，住上了楼房，但仅凭每月百把元的生活费生活可想而知。而他们没有资格领生活费的新增人口，又将怎样走向未来？
一无遮拦的山间台地上，阳光灿烂却寒风凛冽。一只白色的塑料袋被大风吹起，直上蓝天，向候机楼方向悠悠飘去。
大年初二。早早起床，在离开之前，再一次走进万县的城市细节。车出宾馆，街头的牛肉面馆已坐满食客。衣服簇新的人们，带着气球的孩子，在零零星星的爆竹声中，喜气洋洋地去去来来。
经过同学老杨开的茶馆，里面传来悦耳的麻将声。我知道这里生意兴隆，是部分同学经常聚集的据点。有的同学经常通宵达旦地在这里血战着，斗志昂扬。到处风气如此，同学们也不能免俗。上次过来就知道一种叫“斗地主”的扑克牌游戏已从武汉方向引进，更饶有兴趣，丰富了赌桌，拉动了茶馆经济。
到王家坡，突然想起应该去中心医院看看何阿姨。当年，经中学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何阿姨一家。初次登门，在地委组织部工作的徐叔叔亲自将热毛巾绞干递上。何阿姨做的荷包蛋、汤圆粉子和米花糖不知吃了多少。女儿晓虹，我一生中极少见到有那么清纯美丽的姑娘。《悲惨世界》、《战争风云》等难以买到的新书，中央歌舞团、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出票，我相信是她费了不少工夫才买到手的。车子开进医院宿舍区，我却又没来由地胆怯了。慢慢退出车子，眼光在一扇扇窗子上逡巡。徐叔叔、何阿姨，还有徐虹，你们现在还好吗？
从王家坡下行，到电报路。街面依旧，只是觉得更陡、更窄、更喧嚣。作为万县惨案见证的黄桷树已经不知去向。问了几个人，都漠然不知，似乎那树根本没有存在过。继续下行到西山公园。公园已被几处建筑工地分割，连钟楼也可望而不可及。于是径到库里申科基墓园。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是乌克兰人，抗战时作为苏联空军大队长来华支援抗日。一九三九年秋，他率队在武汉上空与日军机群作战。战斗中，他们击落六架日机，自己飞机也中弹受伤，在飞返基地途中，从万县上空连人带机坠入长江，时年三十六岁。这是一位很小时候就从书中了解到的苏联英雄，过去也多次前来拜谒。墓园一如过去，但大门内空寂无人，只有几只广场鸽在墓碑旁觅食。轻轻地走近墓茔，抬头凝视墓碑，碑文下方胡乱刻着一些名字：李钰、曾菊莉、王红军、李大侠……
原路回到电报路，再转和平路、营盘，到关塘口，马上就出城了。这里有一个油库，除夕前意外爆炸，传闻有人死伤。当时浓烟弥漫，火光冲天，烈焰腾起二三十米。现在这里余烬刚熄，一片焦黑。油库附近的半山崖上有一棵黄桷树，据说已成树精。每年大年初一，人们便来这树下烧香挂红。油库的爆炸事件似乎使这里人气更旺，昨天我经过这里时即是人山人海。今天，烧香、挂红已经退潮。在厚达尺余的一片香灰跟前，只有两三个人在烧香。我像一个地道的香客那样，在树下的老太太那里买香一束，点燃，插在灰堆上。一缕青烟轻轻腾起，升高，最后飘散在灰蒙蒙的空中。是为了库里申科？是为了油库爆炸的死难者？是为了正在远去的那一个万县？我认真清理了一下思绪，发现自己目的并不是很明确，只是想烧上一炷香，如此而已。
大江之津（1）
纸上江津
江津是随着一纸“派遣单”来到我面前的。十年寒窗，等的就是这张纸。1981年还是计划经济。那时，计划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切——从国计民生到柴米油盐，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的命运，都在它的拨弄之中。它像上帝。派遣单就是上帝的使者，给我送来了一个可以接受我的单位，一份薪水，一些必须面对的人，还有这个让我从今往后安身立命的江津。在此之前的江津我知之甚少。上学路上，我曾经多次坐火车往返于绵阳和重庆之间。那时它只是9次/10次特快列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一个站牌，一抹趋近于无的印像。现在，是“计划”之手将我们拧在了一起。我明白是我分配到了江津，但也像是江津被分配给了我。于是抽像的江津，一个地名，被想像激活、充盈。我知道那里是出产白酒、米花糖和柑橘的地方，物产丰饶；那里是聂荣臻元帅故里，接纳过走投无路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并成为他生命的终点，底蕴深厚；那里曾经是江津行署所在地，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天津的孪生兄弟，有大城市意味。江津者，长江边之渡口也。这水淋淋的地名就包含了更丰富的元素，比如军事意义。扬州、瓜州、京口、安庆、九江、武昌，哪一个不是兵家必争？当然水码头也是物资积散中心，代表着繁华。上海往上，长江串起了中国最多的城市群。此外，它还代表了诗情画意：浔阳江头、姑苏城外，还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之类。江津，由它牵带出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的意像，许多的形容词、名词、动词以及副词，带着绚丽的色彩和迷离的影像，一齐拥挤在我思绪的通道上。因此，当我从辅导员手中接过派遣单时，觉得在同学面前很有面子，仿佛傍上了一个大腕级城市。更何况，我要去的是一个国防军工单位，神秘的光环在它的数字番号后面熠熠闪光。
大山脚下的东方红
我到江津那天天气阴沉，闷热。拎着行李下了火车，站台不远处就是一家水泥厂或磷肥厂，烟尘满天，一片灰黄，让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那种工业社会。暴雨刚过，几根轨道锈迹斑斑地横在眼前，又让人联想到安娜与沃伦斯基幽会的那个小站。火车吐出一些人，又吞进了一些人，大叫一声，趾高气扬地走了。火车运走了一个世界，我熟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因此我站立的站台就显得格外空旷和陌生。
后来才知道，江津只是一个长江边的一个普通县城，江津站与它还只能隔江遥望。我的单位虽然在火车站一侧，但还有相当的路程。它与另外两家同系统的单位一起，以隐蔽的姿态挤在大山脚下。“围山转”、“羊拉屎”的布局，它们简直就是三线建设靠山、隐蔽、钻洞方针的标本。三家工厂成品字形，在山坳里各据一方，结合部便形成丁字小街，取了一个非常革命的名字：东方红。
东方红不是农村，自然不逢场，街道冷清，几乎没有农民走动。人们绝大多数都操普通话，虽然都脱不了天南地北的乡音，但是人人都以此为荣，仿佛穿了最时髦的时装。江津方言就显得土得掉渣，不少本地农村顶班进厂的年轻人，几乎在换工作服的同时就把它连同旧衣服一起扔了。以普通话和工作服为主流，身份在这里就显得模糊，籍贯、职位之类的东西全部躲进了档案。这其实是一个与江津绝缘的地方，是农村包围下的工业孤岛。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一条专用水泥公路。每个单位都有交通车定时到火车站接送职工。交通车一律是挂着梯子顶着个天然气大包的解放牌卡车。这种车不拒绝兄弟单位的职工，对农民却有极强的排异功能。偶有不知情的农民搭车，但他们发现，操一口江津土话走进那个穿蓝色工作服操普通话的群体； 就像杂草混进了庄稼地一样扎眼。他们自卑的心理面对工人老大哥锥刺般的目光时很容易受伤，因此他们只有对“专车”敬而远之。这就进一步将这个不大不小的工业社会提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江之津（2）
没有农民和市民的工业区当然十分的枯燥乏味。我所在的子弟校又远离了厂区。宿舍紧张，厂里将我安排在学校住宿，实际上我就被一层层地隔离于社会之外。到处堆积着废旧钢铁机件、铁屑，充斥着机油味的厂区与我格格不入。同事差不多都很友好，但生活区那一幢幢石砌楼房，哪一幢都像森严的堡垒。唯一的老乡是食堂班长，但他几乎是文盲，到他家做客，相互介绍，寒暄，之后搜肠刮肚也找不到话说。这样，我通往外面的最后一条通道也被壅塞。
放学之后的学校一片死寂。夕阳西下，飘着落叶的校园小径上，我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向房后的缓坡，寻一块石头，倚一棵小树，坐下。我身边都是灌木或杂草，长势葳蕤茂盛，将我与外界屏蔽，草莽的气息就在山坡上弥漫开来。或展卷阅读，或望着一天晚霞出神，我常常自以为深沉又深刻。入夜，我龟缩在自己的小屋——其实这屋很不小，整整一间腾空的教室。家具只是一架单人铁床和一张课桌。我常常突发奇想，这空空荡荡的屋子是好大的一个胃口，仅有我与这张床，它一定免不了饥肠辘轳。夜色浓重，微朦的灯光使我避免了被黑暗吞没。桌上的上海牌手表嗒嗒响着，这是在我之外唯一一个跳动的心脏。壶里的水咝咝地冒气了。这是按老师傅教的办法，拿一块耐火砖，凿出槽子，安上电炉丝，接上电源就是电炉了。2500瓦的功率，火力很猛，溜煎炒炖，温度调节全靠那几块红砖。哦对了，我还有一架书。我的书架是上体育课用的跳箱，背后若干木格，立起，翻过来来正好放书。托尔斯泰、普希金、茨威格、莫泊桑、巴尔扎克、康帕内拉，李白、杜甫、李清照、曹雪芹，我的这些偶像在书架上面像是集合排队的小学生，随时准备出列，向我展示思想，讲述故事。捧书玄想，我不知不觉就走进厚重的页码，成为故事的一员。一个人的围炉夜话，抵抗着无边的孤独。然而关灯之后，紧闭了门窗也不能阻挡孤独的入侵，外面唧唧的虫鸣就是制造孤独的发动机。
生活的边缘化，让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只是这里的过客。我小心地在尽心与不负责任之间实现平衡。我几乎不备课。学生中关于我出身书香门第的传闻和深居简出让我有了几分神秘感。讲台上颇认真又与众不同的讲课风格也让学生感到新奇。我教小学美术、初中语文和高中政治，跨度极大似乎还都能胜任。我从孩子们天真又灿烂的脸上感到学生对我真诚的欢迎。我的小屋成天都有学生叩门。要我教他们画画，看他们的作文。也有小精怪一样的小女生，经常急急敲门，待我开门时又像一群小鸟似的逃之夭夭。学生们带着好奇和尊敬“供奉”着我，却不知他们的老师心在别处。
我天天都在设计庞大宏伟的创作计划。诗歌、小说、散文无所不包，长篇、中篇、短篇应有尽有。我以为最高尚的事情就是文学。不管什么人，只要与文学一沾边就高人一等。我表面为人谦恭，低调，但内心骄傲，自以为超凡脱俗。我把带来的一箱子书都读完了，就觉得肚子脑子都盛满文学，就像大地贮藏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每晚，我都泡了浓茶，铺了稿纸，端坐窗前。我还刻意将窗子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