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分别降至25％和70％。《1972年南斯拉夫统计年鉴》（Статистички календар Jугославиjа；1972），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联邦统计局，1972，第18页。
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11）
在南斯拉夫联邦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特定的民族关系中，一方面，那些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和族群，像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等慢慢地会自然减少，甚至消失；另一方面，人数比较多的少数民族，如阿尔巴尼亚人和穆斯林却会不断增加，其人数会超过南斯拉夫联邦的大多数主体民族，在一些自治省和共和国甚至处于优势。
在南斯拉夫联邦，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称为“南斯拉夫人”。他们是指战后一些青年人在填写人口普查登记表时所使用的名称。他们之中，有的是父母分别属于两个民族的后代，还有的是南斯拉夫人民军军官和外交官，以及少数民族属性未定的穆斯林等。
1953年南斯拉夫联邦进行二战后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在“民族属性”一栏里没有“穆斯林”，当时的穆斯林属于“民族属性未定”的居民。南斯拉夫联邦宪法规定，公民对“族籍”（或民族属性）有权自由表态或不表态。所以，在当时南斯拉夫联邦的党政文件、个人证件和护照以及新闻媒介中，出现了“南斯拉夫人”，有时也用“南斯拉夫族”。提出“南斯拉夫人”这一主张，其初衷不仅是为了让波黑等地“民族属性不详”的穆斯林居民确定其民族属性，也是为了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民族”。这种人为的做法没有得到穆斯林的支持，他们既没有选择“塞尔维亚人”，也没有选择“克罗地亚人”，大多数穆斯林也不愿意成为抽象的“南斯拉夫人”。
“南斯拉夫人”并不多。1961年第一次有近32万人在民族成分栏内填写了“南斯拉夫人”，占全国人口的17％。在1961~1991年期间，“南斯拉夫人”的比例发生了如下变化：1971年占联邦总人口2052万中的13％，1981年占2243万总人口中的54％，1991年占2353万总人口中的30％。《南斯拉夫概览》1992年第1期，第12页。这就是说，在1971~1981年的10年间，这部分人口从占总人口的13％增加到占54％，即从27万多人增至122万人。据1981年的一项调查，有15％的南斯拉夫青年人承认自己有南斯拉夫人属性。一般说来，在民族混居地区，“南斯拉夫人”的人数多一些。这类居民的人数不大固定，他们常因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变化。
民族矛盾与冲突
〖1〗“克罗地亚之春”运动克罗地亚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匈牙利和后来的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早就接受了罗马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文字。克罗地亚的亚得里亚海沿岸曾受到古罗马、中世纪的威尼斯和近代意大利文化的影响，属于巴尔干半岛的“西部文化区”。
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统一南部斯拉夫人的“伊利里亚”运动和大克罗地亚，其疆域除克罗地亚本土外，还包括斯洛文尼亚、波黑等地。他们甚至提出，从多瑙河到亚得里亚海，从马其顿到德国这个区域里，“只有一个种族，只有一个祖国，只有一种生活，这就是克罗地亚”。一句话，大克罗地亚思想主张，凡是受到奥匈帝国统治的南部斯拉夫国家都应置于它的保护之下。
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由来已久，它反映在克罗地亚社会各阶层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共盟领导层。这一运动被西方称为“克罗地亚之春”，主要是由克罗地亚知识界发起和领导的。 。。
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12）
二战以后，克罗地亚共和国反复强调，它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语言和文化。克罗地亚共和国共盟不愿承认有一个统一的全南斯拉夫的共产党，而主张南共联盟也应该“联邦化”，不要干预各共和国和各共和国共盟的内部事务。
20世纪60年代，克罗地亚共和国率先发难。1967年3月17日，克罗地亚130名作家和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关于克罗地亚文字语言的名称和地位的宣言》全文见1967年3月17日《电讯报》（“Telegram”），萨格勒布。，声称克罗地亚语同塞尔维亚语一样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应该保证在克罗地亚社会各方面完全使用这种书面语言。该《宣言》认为，联邦宪法关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规定是不正确的，是对克罗地亚语的歧视。
这个《宣言》一出来就遭到塞尔维亚共和国知识界的猛烈抨击，塞、克双方就语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论战不仅表现在文化界和理论界及文化团体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分歧，而且有关共和国共盟的盟员和某些党政领导人也被卷入进去。南共联盟认为，关于语言争执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所使用的语言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在书写上使用了拉丁字母和基里尔字母的区别。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曾于1954年在诺维萨德市达成共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黑山人的共同语言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60年又确定了统一的书写方式。《宣言》的要害是在南斯拉夫联邦各族人民之间制造分裂。因此，凡参加签名的共盟盟员都受到了批评，有的甚至被开除出党。为了平息这种过激的民族主义势力，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相继换人。
但是，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暗流却时隐时现。1970年，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共和国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有了新的发展。两个共和国的报纸发起相互攻击：克罗地亚谴责塞尔维亚的中央集权主义是那些亲斯大林的前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的产物；塞尔维亚则指责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要求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国外的前“乌斯塔什”分子的要求。1971年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分裂主义活动达到顶峰，要求从联邦独立出来并参加联合国，要求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发行自己的货币。“克罗地亚文化协会”（“马蒂察”，Matica）变成了宣传民族主义的阵地。据称，在铁托总统的多次亲自干预下，才结束这场针对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的“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
根据近年公布的材料，这场“克罗地亚之春”运动已波及全南斯拉夫联邦。波黑共和国的共盟领导人要求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对克罗地亚领导人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煽动种族仇恨的行为采取措施”。铁托总统表示，“如果再晚6个月干预克罗地亚事件，南斯拉夫很可能面临国内战争”。转引自韦？恩切夫《南斯拉夫——最后一个巴尔干帝国》，第388页。
克罗地亚共和国坚持认为，波黑共和国的穆斯林也是克罗地亚人，因而波斯尼亚是克罗地亚的领土。克罗地亚共和国把联邦中一切负面的东西都归罪于塞尔维亚共和国，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塞尔维亚共和国。
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13）
保加利亚学者认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对联邦政府不满和失望的理由可概括如下。〔保〕克勒斯丘？曼切夫：《巴尔干各国人民史（1945~1990）》（Кръстьо Манчев； История на балканските народи：1945~1990）第4卷，索非亚：“帕拉蒂格玛”出版社，2006，第283~284页。
第一，克罗地亚共和国在南斯拉夫联邦范围内的边界不符合它的“国家历史权利”。这里指的是巴奇卡、东斯雷姆和伏伊伏丁那被并入塞尔维亚共和国，博卡科托尔斯卡（湾）被留在黑山共和国，波黑成了单独的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认为，上述地区应该属于它的领土范围。所以，塞尔维亚共和国比它强大，成了“大塞尔维亚”。
第二，南斯拉夫联邦的*集中制原则同联邦单位的国家主权相矛盾。联邦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各共和国成了联邦的执行机关，失去了独立的国家地位和法律属性。结果，塞尔维亚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成了联邦的中心，而塞尔维亚共和国也就成了联邦中央集权的强大捍卫者，这违背了南斯拉夫联邦是各族人民平等联合国家的精神。
第三，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同天主教发生了冲突。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机关于1946年判处萨格勒布大主教斯特皮纳茨斯特皮纳茨（1898~1960年）为萨格勒布大主教，二战期间为“克罗地亚独立国”效劳，参与*东正教教徒活动，因而被判刑。16年徒刑，南斯拉夫联邦后又与梵蒂冈断绝了外交关系，这就刺痛了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心，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打击。
第四，南斯拉夫联邦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北部和西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经济发达，而南部和东南部的波黑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科索沃自治省；比较落后和贫穷。南斯拉夫联邦以损害发达地区的利益来援助欠发达地区，使克罗地亚共和国感到在物质上付出的太多。
第五，克罗地亚共和国对联邦的干部政策不满。克罗地亚人背着沉重的“乌斯塔什”分子的包袱，他们在军队、国家安全部门和中央机关任要职者很少，而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占据了主要领导职位和要害部门。尽管南斯拉夫联邦的元首是克罗地亚人铁托，二号领导人是斯洛文尼亚人卡德尔，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共和国对联邦的干部政策仍耿耿于怀。
可见，克罗地亚共和国同塞尔维亚共和国同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的矛盾积压甚久，很难化解。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态度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南斯拉夫联邦的命运。
我们说，南斯拉夫联邦民族关系中最持久的一对矛盾是联邦中两个最大的共和国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之间的矛盾。这两个共和国都想在联邦中起主导作用，于是导致民族主义情绪加剧。
南共联盟及其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两个共和国的关系，尽量使这两个共和国及塞、克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不致激化。因为这两个在联邦中起关键作用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有别于其他较小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它们的团结还是分裂将严重损害联邦的形象，直接威胁南斯拉夫联邦的政治稳定和生存。
科索沃自治省谋求成为“共和国”
从20世纪60年代起，科索沃自治省阿族中的少数分离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就提出了科索沃独立的要求。1966年阿族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膨胀，阿尔巴尼亚的国旗得到许可挂到了科索沃地区的阿族人居住地。特别是阿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研究和学习阿族的历史和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意识，决心以自己的地方民族主义对抗塞尔维亚的大民族主义。
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14）
20世纪60年代末，科索沃自治省阿尔巴尼亚族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活动尤为活跃。1968年11月27日，科索沃阿族的几百名大学生举行示威*，提出“打倒殖*义统治”、“实现民族自决”等口号，要求该自治省成为“共和国”。示威者同警察发生冲突，有40多人受伤。引发这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对科索沃自治省和其他地区阿族的地位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科索沃地区在语言、文化上享有很大权利，但这个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同其他共和国相比差距较大，这使阿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增长。
1971年南斯拉夫联邦进行全国人口统计时，因没有承认科索沃自治省占有优势的阿尔巴尼亚人，又一次激起科索沃的阿族人反对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政策。
铁托在1980年去世后不久，1981年3月11日，科索沃自治省首府普里什蒂纳大学的一些学生因学生食堂伙食问题（发现汤里有虫子）引发抗议和小规模的罢课，后来，事态进一步扩大到全省，形成冲突。3月26日和31日、4月1日和2日，科索沃自治省除阿族学生外，这里的一些厂矿企业的阿族职工也参加*示威和举行*，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一些示威者身藏武器，打伤17名警察和15名示威群众，并用暴力包围了科索沃自治省共盟省委大楼，提出了“我们需要共和国”、“科索沃成为共和国”以及改善经济状况、言论自由、民族平等、释放全部*等要求。这场骚乱已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这年5月，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决定不对阿族的要求让步，而采取强硬态度。联邦政府认为，这是一场民族分裂主义的骚乱，是一起“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是由某个外国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人马列主义党”、“解放科索沃和其他阿尔巴尼亚族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等共同策划的，其目的是要将科索沃、黑山和马其顿等地的阿族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大科索沃共和国，然后同阿尔巴尼亚合并，肢解南斯拉夫联邦。因此，南斯拉夫联邦政府调来部队，宣布对科索沃自治省实行*，禁止公共*，截断科索沃自治省同外界的联系。在采取*手段时，造成了一些伤亡，逮捕并审判了一些闹事的组织者。
南斯拉夫联邦官方承认，在这次科索沃事件中，死9人，伤257人（其中133名内务机关工作人员，124名示威者），对1700人采取了拘留和防范措施，遭逮捕的大多数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与此同时，科索沃共盟省委主席团主要负责人因对事件负有责任而“辞职”，这算是联邦政府在这次事件上的一种妥协措施。
这一处理并未稳定科索沃自治省的局势。同年秋天和次年春天，该地区再次发生*，示威*和怠工事件时有发生。南斯拉夫联邦从历史和现实考虑，不同意让科索沃自治省成为一个共和国：第一，人们担心出现一个亲阿尔巴尼亚的共和国；第二，塞尔维亚共和国决不会放弃这一地区，否则，南斯拉夫联邦的统一可能遭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