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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宠太监安得海的被杀颇富戏剧性。这一轰动性事件，既显示了地方官员的权谋，更表现了他们的强悍和朝廷对他们的无奈。同治八年，太平天国燃起的硝烟刚刚散尽，山东巡抚丁宝桢就把奉命南下过境山东的太监安德海抓起来杀掉了。以常理论之，安德海奉朝廷之命，属于钦差大臣，在地方应享受隆重的接待。但丁宝桢明白无误地表示：“吾闻安德海将往广东，必过境山东，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及至安德海真的成行，丁宝桢一面向朝廷请旨，一面派人封堵。而不明形势的安德海自恃钦差身份，完全不知末日来临，反而詈骂追杀者：“我奉皇太后（慈禧）之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戾耳！”丁宝桢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在未知请来的朝旨内容的情况下，“欲先论杀之”。结果被一地方官极力劝止，后朝旨到，“乃以八月丙午夜，弃安德海于市，支党死者二十余人。”从以上的记叙看，这一事件相当曲折回环、惊心动魄。安德海和丁宝桢两人，一个是朝廷代表，一个是地方大员，三番五次地在“死”与“活”中穿梭，但终归的结果是，――安德海死了，并且死得很惨。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在地方官员权力日炽的现状下，即使是钦差的“命”，朝廷也难以保住。――朝廷的弱势地位由此可想而知。
在这一事情上，值得玩味的是朝廷和地方官员各自不同的心态。听说丁宝桢杀了安德海，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是兴奋莫名，连声称羡：“稚璜（丁宝桢）成名矣！”当时的地方官领袖曾国藩更是激动异常，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地方官们意气风发的语句，展示了他们对朝廷的态度。而朝廷的做法是什么呢？廷议给安德海所列的罪名是“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事实上，安德海是奉皇太后（慈禧）的命令去广东办事情的，压根儿就没有“擅出”。朝廷之所以给他罗织这个罪名，实则是惧于地方官员的“威力”，不得不从之罢了。
地方官员“威力”的积累和朝廷势力的衰弱，一般是由于战争（如太平天国）的原因。当战争发生，朝廷无力对抗，地方官员乘势而起，在维护朝廷命运的同时，自己也增长了力量。而朝廷要倚重地方官员对付反抗者，不得不对其顺之从之，时光一长，这种态势便成为固定模式，没有办法扭转。有清一代，自曾国藩、胡林翼时起，“各省自司道府以下，罔不惟督抚令是听”，朝廷的意旨，倒反而显得疏远了。由此，地方官员的声势也就越来越大。不管是人事权、财经权，还是其他一些原本属朝廷直管的事情，都由地方官“代管”了。地方官权力日大，态度便愈蹇慢。《光绪朝东华录》载：“外省督抚监司，玩法任性，骄蹇如故。其被劾（弹劾）来京，稍不如愿，即中途托病，罕有至者。”朝廷的控制力在这样情境下丧失殆尽，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了。对此，光绪帝也只能在诏书中不断地慨叹：“朝廷以股肱耳目相寄，而诸臣以因循欺饰相报，受恩深重者何忍出此！”言语间，透露的是一种毫无办法的愤怒和悲凉。可有什么用呢？
在封建体制下，中央不能集权，地方权力过大，往往是涣散的象征。清朝从曾国藩时期的中兴始，没有持续多久就又陷入困局。――对于当时的情形来说，当“胳膊扭过了大腿”的时候，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莫道儒者不刻薄
莫道儒者不刻薄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形容某个文化人时，常会说一个词──“知书达礼”。应该说，这确实是对我们平日生活经验的一种概括，从总体上来说，读书在某种程度可以让人深刻、让人宽容、让人富有内涵。可这也并不是绝对的。知书未必就能达礼。就连蒲松龄、纪晓岚这样的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一些同类的讽刺看上去是那么地不遗余力，这翻翻《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就知道了，他们的刻薄俏皮丝毫未让市井小儿。
蒲松龄喜借狐鬼的聪慧来反衬某些知识分子的愚笨。他的《狐联》描述有个焦姓书生在园中读书，半夜时分，两位美女婀娜前来，一位十七八岁，一位十四五岁，“颜色双绝”。焦生倒是正人君子，对于两位狐仙的*，“正色拒之”。两女无奈，“知不可动”，只好在文字上取胜场，于是说：“你是名士，我有一个上联，请你对下联，这上联是：戊戌同体，腹中止欠一点。”焦生凝思半天，想不出来，美女嘲笑道：“名士就是这样的吗？我替你对吧：己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一笑而去。这副对联，工整乖巧，既是讽嘲，又含引诱，意涵甚深，也相当委婉地表达了蒲松龄老先生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揶揄─名士不过如此嘛。《司文郎》是蒲先生的另一佳构，刻薄中泛着一点苦涩。故事说，有一个盲和尚，天生有种特异功能，只要把文章烧给他闻，他就能知道好坏。有个余杭书生，为了验证和尚的功力，先是将一些名家的文章烧给他闻，和尚马上叹道：“妙哉！”于是又焚了自己的文章给他闻，那和尚闻了，不断咳嗽，赶紧求饶：“这么差的文章，不要再让我闻了。实在是受不了啦，如果再烧的话，我只有呕吐了。”可叫人大跌眼镜的是，余杭生竟得高中。这故事表面是在讽刺读书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社会评价机制。虽谓刻薄，却富深长韵味。
蒲松龄之后，谈狐说鬼者渐多，但讲得有彩头的殊为少见。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算是其中比较出色的。纪氏是朝中大员、著名学者，其官场上的地位比蒲松龄要高出许多，但他刻薄起来，与蒲老前辈也不遑多让。他的《谐鬼》就是通过鬼物之口来嘲笑读书人的。有个老学究在某个夜晚碰上了他的亡友。他们经过一个破屋，鬼说：这是一个文士的房子。学究奇怪，惊问其故。答：人在白天的时候，营营于生计，性灵彰显不出来。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一念不生，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读得多，光芒就长，读得少，光芒就短。文采特别好的人，那光芒可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这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唯有我们鬼神才能见之。学究一听来了兴趣，问道：“那我读书一生，光芒有多长呢？”鬼嗫嗫嚅嚅，半天才说：“昨夜我从你的私塾经过，你刚就寝，只见你胸中只有一部高头讲章，还有一些其他杂书，且字字为黑烟，笼罩屋上，实未见光芒。”学究听了羞愧难当，大骂之，那鬼则大笑而去。这故事与《狐联》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娱乐性更强一些。
假如说上面都算儒者的小说家言，那关于清时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一则传闻则颇富真实性。有一则笔记曾详细记载了胡林翼的一段轶事。胡氏文武双全，名重一时，当时治军武昌，手下有一武将鲍超最为其所器重。一日，主管文化教育的官员俞某任满将返京，胡林翼设宴饯行。少年及第的俞某在席间丝毫不理饮酒作陪的鲍超，大大地耍了一下知识分子的威风。这一切，自然被作为当地知识分子权威的胡林翼看在眼里。第二天，他作东宴请俞某和鲍超，席间，胡氏以翰林老前辈的身份对俞某大加训斥，面对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学问短浅、官职低微的俞某自然只能唯唯受听。席终，胡林翼使出了最绝的一招，三人结拜兄弟，俞某心有不甘，当此情势之下，却是奈何不得，只好按胡为老大、鲍为老二、俞为老三的顺序作了兄弟。这时候，胡林翼说道：“如今俞某为我辈小兄弟，有什么错误可以面训，勿相芥蒂也。”鲍超出了一口气，当然高兴得紧。那俞某本心胸狭窄，一直郁郁，竟在返京路上投井而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胡林翼一代豪杰，搞了这么一个堪称示范的刻薄游戏，着实为朋友出了口恶气。他也许不知道俞某的气量那么的小，否则也不会如此恶毒了。终究，人命关天呢！
不管是写出刻薄意味甚浓作品的蒲松龄、纪晓岚，还是政声卓着的胡林翼，都算得人中之龙、世上英杰。这倒应了沈三白在《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中评价《西厢》的那句话：“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事情确实是这样，有人富刻薄之心，却没有这么好的表达才能；有人具万顷之才，却无刻薄之心，只有像蒲松龄、纪晓岚、胡林翼这些人，能把这两者完善地结合起来，给后世的我们留下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躲藏在学问深处
清代文字狱的兴盛，使文化界一时噤若寒蝉。许多士人便也不再做声，埋头书本，不问政事。――什么事情都敌不过光阴。时间一长，这居然成为一种稳固的风气。不要说乾嘉学派兴起的盛况，就是一般读书人埋头苦读、专心学问的事情也变得相当普遍。这些人在小学、训诂、考据等学问之间孜孜以求，把学问当成他们人生最大的追求，甚至连天下读书人苦苦追索的功名，他们也可以放在一边。如此一种“纯学术”的人生选择，倒也构成了那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孔子第六十八代孙孔广森的学问做得不错。乾隆三十六年就中了进士，选到翰林院作庶吉士。少年得志，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可他生性对名利看得很淡，只是喜欢读书写作。在为官时，也不愿与达官贵人打交道。最后，竟主动退出官场，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了他喜爱的学术事业。他的著述十分丰富，“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这累累书卷，后面隐藏的是一个人为学术弃功名的人生抉择。（《清史列传》）在孔广森中进士后的第二年，安徽人金榜也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了进士。这个金榜与孔广森有着同样的爱好，——“性嗜学”。朝廷刚一授官给他，他就告归了。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经籍”的研究上。晚年时光，由于坐骨神经痛，他躺在床上起不了身。都这样了，他还是不放弃自己的学问，在床上口授，让弟子记录，硬是写成了《礼笺》十卷。（《儒林琐记》）与此类似的还有“家世贵显”、曾写出了《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的梁玉绳，他的心思也没有用在功名上，只想“世世作书生门户”，因而“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把成为一名学者当成了自己的毕生追寻。
在“学而优则仕”的语境下，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功名自然是“熊掌”，而学问不过是“鱼”罢了。舍熊掌而取鱼的人毕竟不是很多。倒是有一部分人，既想保住官位，又想做好学问，把鱼和熊掌都抓在手里。他们的选择透露出了读书人的聪明劲，即在选官时选择一个比较闲散的职位，既保住了地位，又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术理想。最典型的例子是凌廷堪。他六岁时就成了孤儿，由一个书坊工人艰难奋斗到进士。按常理讲，饱受尘世冷眼的他应该更懂得权力的重要，可选官时，他放弃了知县的位子，“自请改教职”，当了宁国府学的教授。他把母亲接来官署后，安贫乐道，“毕力著述”。与此同类的，还有一个叫钱塘的读书人，是乾隆朝的进士，本来也可选为知县，但他也同样主动要求必为教职，当了江宁府学的教授。业余时间里，他专门研究声音文字，终写成《律吕古义》。
在为学问而放弃功名的人中，还有一个名声卓著的人，――他就是乾隆朝的钱大昕。钱曾做过二十年京官和四省乡试主考，已然是官居四品，可谓大员矣。但他“淡于荣利”，等到父亲死的时候，回到乡里，“遂引疾不复出”。后来嘉庆皇帝亲政，多次派人劝请他重新出山，他都婉言谢绝了。在不做官的日子里，他陆续主持着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其中主持紫阳书院达十六年之久，一心传道授业解惑，门下弟子累计达两千多人（《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显然，在学术和功名之间，他已经把著述和讲学当成了自己的最后的归宿。
爱功名甚于爱学问。虽然这只是当时部分读书人的选择，但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更愿换取个人意义上片时的宁静，而不愿以“经世致用”的雄心来影响自己的学问。――只是如此，离儒家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便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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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到奢靡自惊人
这是康熙年间的一个春日十点钟左右的光景，万物复苏，清风拂面，真是一个好天气。江苏泰兴的刘书生在等她的妻子起床。他的妻子「脾性」有点怪：自结婚以来，她总要睡到「自然醒」方起。离开床沿，她会习惯性地喝人参汤。接着就是繁琐地梳洗。等梳妆完毕，早就到了中饭时间。可如果不是精炒细煮，她竟连午饭都不想吃了。饭后，她通常会咿咿呀呀地唱上一曲，或是把吹上几曲洞箫。完成这道程序，又得准备晚妆了，不然夜宴上可没面子啊。几年下来，刘书生变得相当懊恼。谁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可有什么办法呢？她曾是季氏家养的戏子，刘书生胆子再大，也不能休了她呵。
季氏是谁呢？这里说的是季振宜，号沧苇，明末清初泰兴县人。在康熙一朝，季氏不折不扣是个名人，不仅因为他一门显赫，有权有势，更因为他的富可敌国。刘书生的妻子不过是从他家「放」出来的一个戏子，就养成了如此豪奢的生活习惯，那她的主人家又更当何论呢？刘书生这个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素材源自于同时代人钮謖的笔记《觚剩》中记载，书中专辟一节对「季氏之富」进行描述和评论。说到那些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