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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爱国癫”（2）
当年胡适“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他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为过去。那些北美留学生的爱国感和道义感当然不容置疑，但和他们持论不同，就是“不爱国”吗？爱国的“爱”，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者是一种动机，谁也看不见，能看见的就是各自面对问题的方式。谁又有权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为“不爱国”呢？就其动机而言，胡适力表反对意见，就是出于“为‘执笔报国’之计”。那么，在方式的层面上，很难说“战”就是爱国，“不战”就是不爱。国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才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爱国，须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那么，把胡适批评的“决一死战”拿来，请问，是谁去战？是这些遥在北美的白面书生吗？同样，“吾辈非战即死”，这“吾辈”，到底是“吾”，还是“辈”？说穿了，“吾”只是一个鼓动者，“辈”才是去上战场的人——多合理的分工！一百年来，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这样去“唤起民众”，而无暇顾及这其中遮蔽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爱国，它能是爱民意义上的爱国吗？这分明是以别人的血肉餍足自己的爱国热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战场，“吾”依然没有权力鼓动“辈”和吾一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处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权利。如果“吾”因爱国而“辈”则必需随从，作为一种道德绑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至于胡适，“为这种英雄主义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牺牲，值得吗？”什么叫“值得”？英雄主义还过问“值得”“不值得”？是的，值得与否，本身就是一种功利换算，这也正是胡适和“爱国癫”的不同。但，胡适的功利非关个人，此刻他关注的乃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战争是群体生命的填空，道义只能是个我律令：这是自由主义性质的群己关系。为拯救民族，不惜自己流血，这是道义。如果轮不到自己上战场，却说便宜的大话，这其实是要别人为道义买单，而且是用生命。因此，在群体安危的面前，选择者没有道义，只有功利。或者，出于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的选择，就是道义。面对这么多的生命，轻言开战，尽管是为国，恐怕这国不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想到了构成这国的无数血肉之躯吗？挺战者看起来占据了“意图伦理”，但没有“责任伦理”打底的“意图伦理”极为可怕也极不负责，它完全可以为了意图而不择手段，又可以为了意图而不计后果。比较之下，胡适出言低调，但，这个“低”是因为它踩住了伦理底线。可以看到，胡适的公开信乃以是国家实力为依归，没有激昂的热情，但却流贯着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
以上谌湛溪批评胡适的公开信，认为它盘马弯弓故不发，其意是要“中日合并”，而又不敢明说出来。胡适果有此意吗？不妨从另一方面的事实来看。胡适一则反对中日开战，一则反对日本控制远东。1915年2月6日，美国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自称为“###之友”的美国人的文章，它认为日本在中国占优势，未必不是中国之福。因为中国的共和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人又不适应自治，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这样，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国得一个好政府。这是中国之福，也是列强之福。因此，远东局势的关键，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国，而在于它对中国事务的管理是否负责有效。读了这篇文章，声称是个世界主义者的胡适老大不高兴，他投书《新共和》，批判了这种“谬论”：
这位“中国朋友”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愤懑不已。
在信的结尾，胡适引用了他崇拜的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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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爱国癫”（3）
余完全信奉威尔逊总统所言：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治国之形式，也唯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自救之方式。墨西哥有权革命，中国也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发展。
这是放在80多年后可以写进新华社的语言。“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治国形式”，请问，在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比如前伊拉克，它的人民有这个权利吗？
与《新共和》前后，美国的另一家媒体《外观》亦据这个“###之友”发表《日本与中国》的社论，支持这种观点。胡适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书，指那位自称“之友”的美国人算不得中国人的朋友，也算不得远东事务的专家。在这封信的后面，胡适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发出警告：
余作为一个中国人，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因此余敢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未来的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君不见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么？
胡适的判断是准确的，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当时他做的是两方面的工作：对国人而言，他是反主战，对日本而言，他是反侵略。
案：“爱国癫”一词，虽经翻译，仍不失形象和生动。这是一种逾越正常界限的非理性状态。如果再往前发展，等着它的就是另一个词了——“爱国贼”——这是国人对当年日本少壮军人的指陈。1930年代，日本的部分年轻军官违背文官政府的意旨，不断在中国挑起事端，最终导致中日战争爆发。不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带来灾难，同时也把自己的国民拖入战争的苦海。结果呢？美国丢下了两粒原子弹，报销了两个城市，死亡平民无数，最后摇出白旗忍辱和人家签城下之盟。不能说那些发动战争的少壮军人不爱国，可怕在于，这种爱出于野蛮的自私，它是以侵犯别人的利益来体现。这种野蛮的非理性的爱，正应了那句话：爱之适足以害之。就其危害而言，一个“贼”字，精当无匹。只是这种为一己之利而不顾他者之益的野蛮之“爱”，代不乏人，又岂独日本一国之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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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从“不争”到“积极和平主义”（1）
自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中日之间的交涉就开始了拉锯战。在结果将要出来的那个日子里，胡适寝食难安。以上所载1915年5月6日的日记，就真实地表现了胡适当时的情形。那一晚，胡适夜半起来打电话询问远东局势，结果彻夜未眠。黎明五点，就迫不及待起床下山，去买当地晨报看个究竟。因为没有什么消息，回程时，胡适“徐步上山”，路过康大工学院后面峡谷上的吊桥，胡适站住了。朝下望，那是景色非凡的幽谷，雪白的水流冲漱着两旁嶙峋的山石。这里并非第一次路过，但这景色已经习以为常了，也从未以为意。这次不同，胡适站住了，也惊住了。老子说“上善莫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还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然而，面对眼前“瀑泉澎腾飞鸣”，胡适突然有所憬悟：水看起来弱，其实是强。老子以水喻不争，尽管有理，但他显然忽略了水的另一面。“不观乎桥下之水乎？今吾所见二百尺之深谷，数里之长湍，皆水之力也”。胡适豁然开朗，“以石与水抗，苟假以时日水终能胜石耳”。
因水而顿悟的胡适此前信奉老子之“不争”，是个消极和平主义者，此刻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和平问题上，不争，并非一途，而争，以力抗争，亦当会使和平胜出。雪白的水流洗刷了胡适的思想，使他开始转向积极和平主义。当然，积极和平，是需要力的，所谓“以力制力”，胡适既得益于水，更得益于当时英美思想界巨擘安吉尔（英）和杜威（美）。
安氏是当时著名的“新和平主义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肯定会招致反抗，这样强迫与反抗这两种“力”最终归于抵消而白白浪费。两个国家之间也是这样。失败者为战胜者所奴役，但战胜国要维持它的主宰，同时又要随时准备对付被奴役的对方，不但在经济上造成了浪费，同时也造成道德上的破产。因此，新和平主义并不否定力量，关键在于如何使力量用得其所。另外，杜威谈力、暴力与法律的文章也给胡适以启示。力是中性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比如炸药，它的力既可以爆破岩石，又可以炸人。在后者的意义上，力就变成了暴力。面对暴力，一味的不抵抗并不奏效，这时就需要另外一种力，一种具有胁迫性和强制性的力。这种力居于把力用为能源和把力用为暴力这两者之间。那么，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杜威说到了法律。“法律便是把那些在无组织状态下，可以招致冲突和浪费的能源组织起来的各种条件的一种说明书”。又说“所谓法律……它总是……可以被看作是陈述一种能使力量发生效果的、经济有效而极少浪费的法则。” 这是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阐释法律，未必不可以，也未必不可以对它挑剔。但，才走出不争主义的胡适已经是大为叹服而笃信不疑了。
和安、杜思想同步，一个新和平主义运动正在力求一种组织形态的形成。美国《独立周刊》的主编何尔特力倡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强制和平同盟会”，这正和杜威的思想吻合，以一种强制力来制止战争的暴力。何尔特本人在美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独立周刊》也是美国在《新共和》出版前最有影响的两三家杂志之一。何氏推动的这个运动，很快有了结果。1915年6月，美国的社会贤达在费城独立厅召开“强制和平同盟会”成立大会，由于何氏的关系，美国前总统塔夫脱出任该同盟会主席。可以指出的是，该同盟会直接就是“国际联盟”的前身。经由何氏和塔夫脱的宣扬，时任总统的威尔逊深受影响，在他的大力奔走下，前联合国性质的“国联”终告成立。富于戏剧意味的是，“国联”本是美国的产儿，它的诞生得益于美国，更得益于威尔逊，但，由于国会通不过，美国最终未能加入，威尔逊也抱憾而终。因此，失去母体的国联最终未能发挥以武力强制战争爆发的作用。1930年代，“九一八”事变发生，胡适反对正面和日本抗衡，转而把希望放在国联身上，谁知失去美国的国联只是躯壳，指望不上。当然，这又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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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从“不争”到“积极和平主义”（2）
1916年初，胡适有机会用自己的语言把安、杜二氏思想表述出来。那是美国的一个国际友谊性的组织举办了一次全美大学校际之间的论文比赛，主题就是国际和平。题目有四，胡适选择的是“在国际关系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力量吗？”征文期间，胡适的中国公学老师老师马君武正在此地。胡适早晚相陪，不得闲暇，每天作文，都得在夜半客散人尽之时。几次想放弃不写，但他“既以作始，不欲弃置之”。稿子完成寄出，几个月后，传来消息，居然得了头奖，奖金一百美金，而且论文由该会出版同时被翻译为葡萄牙、西班牙等几种欧洲语言。年轻的胡适大喜过望，却也没忘表白“此文受安吉尔与杜威两先生的影响最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便是“为使武力得以占上风，必须组织起来进行调整，将其引向某个共同的目标”，“强制推行国际间的法律和和平”。
虽然从“消极和平主义”走向“积极和平主义”，但胡适依然对前者持一种尊重。这从两件短事可以看出。一战爆发，英国决定参战，英国哲学家罗素反对国家参战。罗素也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甚至反对用武力反侵略。胡适在日记中曾经记载过他的言论，谓：“反抗敌国的侵略将使这种侵略变成一种灾难，它使敌国产生忧虑，从而认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是正义的”。因此罗素认为“在文明国家中，不争主义似乎不仅是久远的宗教理想，而且是实践智慧的源泉”。 他在一次###上作文演说，反对国家强迫征兵，鼓吹良心自由。遂被英法庭判他违反“祖国防卫法”，不但罚金，而且被剑桥大学除名。胡适闻之，心中大忿，一声呜呼：“爱国，天下几许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他的朋友赵元任同声相应，来信与胡适论及此事，亦云“有哪种疯狂不能由战争产生！……一种罪行消逝，另一种罪行又来了。”
后来，美国也决定介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