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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十八岁考上了进士，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有个吏部尚书叫高孝基，此人以知人善任而著称，他看见房玄龄时有这么一番话：“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旧唐书房玄龄传》）我见过的人多了，但没有如此有潜质者，此人必成一代伟器。
房玄龄加入李世民集团是比较晚的，太原举兵没有他的份。要不咱们怎么说搞凌烟阁主要是李世民犒劳自己人，与建国战争关系不是很大呢。当时李世民来到关中时房玄龄才来投奔，《旧唐书》说：“会义旗入关，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温彦博又荐焉。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李世民与房玄龄一见如故，房玄龄也钦佩李世民的才干，因此竭心尽力辅佐他。
第二，眼高。
房玄龄和汉代萧何类似，他们同样都是摇笔杆子出身，萧何是刀笔吏，房玄龄是进士。他们做事也有相同点，比如都有很高超的行政能力。比如都很识大体，当年刘邦打下咸阳城，刘邦和他的手下哪里见过咸阳这样富丽堂皇的城市，于是乎一进宫就撒丫子直奔财宝美女而去。萧何则不然，他也跟着抢，但是他抢救的是秦朝的户籍和地图，有了地图就知道山川地
理，有了户籍就掌握了人口分布，这两样东西都是未来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这个举动一下子就体现出萧何的眼力高，有远见卓识。房玄龄也是如此，《旧唐书》记载说：“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每当消灭一个敌人，众将都竭力去抢财宝，只有房玄龄去搜罗人才，将其纳入到秦王府
当中来。这就体现出了房玄龄的眼高之处，他已经意识到李世民未来与太子李建成之间要有一场龙争虎斗，所以很早就开始做准备。要知道那时太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还不是很明显，但房玄龄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
咱们举个例子，有个人叫杜淹，他是王世充的手下，很有才干，当王世充被平定之后，太子李建成想把杜淹收到自己帐下，结果房玄龄迅速出手。《大唐新语》记载说：“（杜淹）大业末为御史中丞。洛阳平，将委质于隐太子，房玄龄恐资敌，遂启用之。寻判吏部尚书，参议政事。”他抢在太子之前促使李世民将杜淹收到自己麾下，给他了一个吏部尚书的职位，为啥，就是为了不“资敌”。谁是敌？李建成啊。这个时间是武德四年（621），距离玄武门事变还有五年，但是他已经开始将李建成视为敌人了，甚至可以说他下这个决心比李世民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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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这个人为人也很大度，一点都不嫉贤妒能，《资治通鉴》记载说：“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小心翼翼，执法也很宽松公平，看到别人的优点就高兴，就好像是自己的优点一样。不以完人的标准去苛求他人，不以自己的长处为资本而去纠正、强求他人。试问一下，古往今来能有几人做到这一点？
第三，手高。
通常情况下，眼高的人，往往手低，这样的人，很难成大事。但房玄龄恰恰是眼高手也高。
李世民在晚年曾经如此总结自己的前半生：“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房玄龄对于李世民的作用，就相当于萧何对于刘邦的作用。《旧唐书》说：“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途中起草书信文稿从来不打草稿，一气呵成，唐高祖李渊很欣赏他，曾对身边人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这人替我儿李世民起草的信件文稿写得太好了，以至于千里传书，我都觉得像是在和儿子面对面会谈。”（当时秦王府里最主要的谋臣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长孙无忌虽然是李世民最最信赖的人，但是他在谋略方面还是稍逊一筹。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资治通鉴》记载说：“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唐朝贤相首推房、杜二人，由此也留下了一个成语“房谋杜断”。
在李世民当皇帝之后，法规、礼制、史书都由房玄龄、杜如晦等主持制定撰写。《册府元龟》说：“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可以这么说：唐代规章制度的基本结构就是在贞观年间奠定的，而贡献最大的就是房、杜二人。而杜如晦去世比较早，所以房玄龄对历史的影响更大。
咱们这里顺便说一下房玄龄创造的一个政坛奇迹。《资治通鉴》记载说李世民要求房玄龄实行精兵简政，他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于是房玄龄主持机构改革，中央政府保留文武官员六百四十三名，当然这指的是有品级的官，不包括小吏，但即便如此也是一个十分精简的小朝廷，就是这个六百多人的小朝廷在房玄龄带领下创造了贞观之治，领导着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帝国走向繁荣，并使得东亚各国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么，房玄龄有很强的能力，李世民又是如何驾驭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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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疑而用之。
成语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我说用人也可存疑，关键是怎么“存”，怎么“用”。两人又不是一人，有点间隙和矛盾是很正常的，心里本来对对方有猜忌和提防，却硬要说“用人不疑”，那不是“装”吗？你和你身边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做到利益的完全同步，难免有“疑”；那么怎么办？谁都不用了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纠结于疑或不疑，而要思考在“疑”的情况下怎么用人，怎么为人所用。
李世民对房玄龄的使用就是疑而用之的典型。李世民为什么要对房玄龄疑而用之呢？说到底，对李世民来说，房玄龄是一个“两无”人员。
一、无出身优势。房玄龄是山东人，不是李世民所处的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好比一个团队里，他不是初创的元老，而是后期招聘来的。后期招聘的人员，和元老比起来，在利益分配上往往就会吃点亏。这是因为领导也是有感情的人，初创的元老和领导一起创业，吃过苦，受过累，那关系不一般，是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的关系。房玄龄没这个优势。
二、无亲缘关系。房玄龄的另一个不利的方面，就是和李世民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李世民对长孙无忌无比信赖，那是因为早在太原举兵前李世民就娶了长孙无忌的妹妹为妻，夫妻感情也特别好，因此长孙无忌获得信赖靠的是亲缘关系。房玄龄的女儿和儿子虽然也和皇室联姻，但那都是后来的事情，最初他与李世民之间既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亲缘关系，因
此少了一层保护膜。
既然如此，我凭啥要完全信赖你？所以说李世民对房玄龄的态度就是疑而用之。而房玄龄的态度则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李世民对房玄龄虽然有疑，但还是重用，这除了房玄龄本人能力出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李世民和房玄龄通过一个事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个事件涉及很多核心秘密，以至于根本不能外泄，等于是一根线把两人紧紧绑在一起，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换句话说，原本并无紧密关系的人一旦共享核心机密，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往往就被联合成一个整
体了。就好比《水浒》里王伦硬要林冲纳个“投名状”，砍个人头拿来算作见面礼，等于把你也变成土匪杀人犯，从此咱们是一路人了，共同对付外界。
那么是什么事件将李世民和房玄龄紧密结合在一起呢？那就是玄武门事变。
玄武门事变前后房玄龄居功至伟，是他首先游说长孙无忌劝说李世民先下手为强，而且他也是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认为秦王府最有谋略的就是房玄龄、杜如晦，所以必须剪除此二人。但是你也找不到借口杀他们啊，所以退而求其次，游说唐高祖李渊把房玄龄、杜如晦赶出了京城，没有旨意不得返回。
当李世民在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劝说下决心与太子和齐王刀兵相见的时候，他迫切需要房、杜返回出谋划策。《资治通鉴》记载说李世民令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等，结果房玄龄不敢来，他说：“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亲王的命令被称作“教”，皇上让我不再服侍您，您现在招我回去是抗旨，我不敢回。这话符合房玄龄小心翼翼的性格。李世民勃然大怒：“玄龄、如晦岂叛我邪！”请注意，他怀疑房、杜在高压之下叛变了，可见他对此二人的忠诚度没有百分百的信心。
李世民拔出刀来给尉迟敬德，说：“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你去给我看看，要是他们还不来，干脆一刀杀了。我不能用也不给别人留着。这话够狠。
结果呢，房玄龄和杜如晦乖乖地跟着尉迟敬德回来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化装成了道士，悄悄潜回长安。元代历史学家胡三省给这段文字作注说：“房玄龄之言，亦以激发世民。”《资治通鉴音注》）意思是房玄龄这是在搞激将法，激发李世民，照我看来这是胡三省在搞“为贤者讳”，房玄龄绝没有那36个想法，李世民叫他们回去就是为了对太子和齐王下手，还用得着激励吗？
此后一直到事变爆发，房、杜都住在秦王府里秘密谋划。究竟谋划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由于史料被他们篡改，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但是肯定有很多上不了台面、难以启齿的事情。通过史料的比对和研究，我们大致知道一些，比如派长孙氏进入后宫收买游说老皇帝李渊身边的妃嫔、私建一支八百人的敢死队、收买玄武门职守将领等，这些事有的早就着手进行准备了，有的则是事变前的临时举措，但是大概都与房、杜二人分不开。而且可能还有很多事湮没在历史长河里，变成永远的秘密了。后来有一次房玄龄因为一件小事被唐太宗遣送回家，当时长孙皇后病重，但是仍然挣扎着对唐太宗说：“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这句“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说到点子上了，您和房玄龄是一根线上的蚂蚱啊，您当皇帝、他当宰相这么久了，当年那些谋划到现在也没泄露出去，可见他是值得放心的。说实话，玄武门事变前他们做的那些事如果在当时被揭发出来就是死罪，现在泄露出来的话也是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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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是很忌讳人们深入了解玄武门事变细节的，后来他那么热衷于篡改史书，就是想洗白自己。在太上皇李渊去世之后不久他就立即着手进行这件事，他先后三次提出观看史书，第一次是贞观九年（635）十月，大臣们不答应，没搞成。第二次是贞观十三年（639），这次太宗向主管《起居注》的褚遂良提出要求，褚遂良没答应。
最后这事还是靠房玄龄才成功，时间是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直接向房玄龄提要求，房玄龄不敢拗着他，找了大批人匆忙修改删减史书，编成《实录》进呈给他，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关玄武门事变的史料多半都经过了房玄龄的修改。不知您意识到没有，前面向褚遂良等人提要求，褚遂良为啥可以不答应？因为褚遂良和玄武门事变没有直接关系，他在这里面没有自己的利益。房玄龄不一样，修改史书为李世民洗白的过程也是洗白自己的过程，所以他才答应李世民。经过他修改的史书将李世民集团描写成光明磊落、被逼无奈，这样就把很多他们谋划的细节删除掉了。以至于我们现在看玄武门事变仍然有很多扑朔迷离的地方，秘密已经被房玄龄永远带走了。
李世民驾驭才华很高的房玄龄，除了疑而用之。
第二，就是给予极高礼遇。
李世民登基后，犒赏有功之臣时，将房玄龄排在了第一等，有人不服，宗室淮安王李神通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资治通鉴》）太原举兵我可是首先响应的，房玄龄等人是摇笔杆的，怎么功劳居于我之上？不服！唐太宗回答：“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资治通鉴》）你不要看房玄龄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的功劳远在你们这些武将之前。
在唐太宗主持下，房玄龄和他成了儿女亲家，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娶了太宗之女高阳公主，房玄龄的女儿嫁给了韩王李元嘉，李元嘉是高祖之子，太宗的兄弟。
整个贞观朝在文臣当中房玄龄的地位仅次于长孙无忌，位高权重。贞观十七年图画凌烟阁，这是房玄龄荣誉的顶峰。
第三，超常规信任。
此时再有人说房玄龄不忠，李世民是很难相信的了。比如，大臣萧瑀深受太宗信赖，但是此人有个毛病——傲，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