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有名的‘千里香’酒，请二位客人尽管放心地喝，这酒喝下肚千杯不醉人！”
顾顺章遂举杯相邀：
“二位不必客气，咱们先干这一杯，预祝今年鸿运长久、财源滚滚！”
陈赓随即附和，一口饮尽了酒盅里的酒。
黄歧先是犹豫，见陈赓一饮而尽，便也爽快地饮干酒蛊。喝完，他扭转头看着顾顺章，问：
“这酒怎么这么苦？”
顾顺章脸色一跌，“嘿嘿”干笑两声，说：
“这是送你去往黄泉路见阎王爷的迷魂汤！”
果不其然，顾顺章的话音未落，黄歧怪叫一声，即一把倒掀在地，捂住胸口，呼天抢地地打起滚来……
原来，顾顺章这名上海滩上较有名气的魔术师早已在酒壶里耍了名堂。这个酒壶本是变魔术用的道具，中间设有隔断装置，可以同时装灌两种不同的酒。倒给他和陈赓的酒的确是“千里香”，而倒给黄歧的却是预先掺了迷魂汤的“千里香”酒。
七、杜月笙的客卿杨度加入中央特…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根据秘密工作的需要，陈赓不但要经常变更住址，而且要时常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形象。
这年刚过完元宵节，王根英生了个大胖小子。初为人父的陈赓自然欣喜异常，他给孩子取名知非。不久又把家搬到辣斐德路吉祥里。由于家里人口增加，陈赓仅靠组织上每月二十块大洋的津贴养家口显然已是捉襟见肘了。陈赓便应聘到上海恒泰汽车出租公司上班，同时兼代班司机。由于这家公司工作性质与他业不同，流动性、灵活性较大，故陈赓的上班时间所受约束不大。
1929年“五·一”节前夕的一天，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因布置“五·一”示威游行事宜，遂与沪中区委书记黄某，相约在丽都剧院碰头。事前，杨殷指定陈赓作掩护。
那天，陈赓身着短装、头戴鸭舌帽，坐在剧院靠近出口的后排望风。当天上演的是卓别林的一部滑稽片，观众们不时为卓别林幽默诙谐的表演报以哄堂大笑。
就在这时，租界的几名巡捕突然包围了现场。一名巡捕高声叫道：
“大家不要惊谎！我们奉上峰命令，在这里搜查开会的###头目，请大家协助！”
观众立时一片混乱，纷纷退场。巡捕们急了，分头堵在出口。
情急之下，陈赓灵机一动，主动站出来充当“鳖脚”，帮巡捕独自看守一个出口。杨殷、黄某趁机从陈赓看守的出口溜走了。
这年（1929年）初夏的一天，陈赓在公共租界西藏路与同乡王老九邂逅。王老九是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久别多年的朋友相聚，自然惊喜万分。陈赓遂邀王老九上一品香茶楼，把盏叙谈往昔的情谊和各自在上海的情况。陈赓只说自己现在恒泰汽车出租公司谋了份差使。王老九告诉陈赓目前暂住大哥家，无固定职业。
王老九叙谈中，无意中向陈赓提到一个人，他说：
“这一向，我因无所事事，有时就随大哥出去拜会一些老乡。其中有个叫杨度的，也是我们湘乡人，挺有名气的，你认识吗？”
“杨度？”陈赓约略知道一些这个人的情况，但绝没想到此人与他竟是同乡，“是不是那个组织筹安会，推举袁世凯废民国立洪宪、弃总统做皇帝的人？”
“正是！正是！”王老九脸上像沾了圣人光似地说，“我随大哥王正奇到过杨度家四五趟，故而对这位大人物有所了解，并知道他的许多轶事。”
“我倒没想到我们穷乡僻壤的湘乡出了这么个大人物。你快说说他的情况。”陈赓感兴趣地请求王老九。
王老九遂把自己知道的情况悉数告诉了陈赓。
杨度，原名承瓒，字NF168子。他早年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先生，但志非道异，口出狂言：“我主君宪，若君宪成功，你支持我；你主共和，若共和成功了，我支持你。”归国后，他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起草报告，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清帝逊位，他受袁世凯指使参与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他任参政院参政，竭力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帝制。1915年8月，他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刘燮和等人组织筹安会，筹划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称帝，被时人讽称为“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他被通缉，避居津门租界。待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发布大赦令，他才复出。
“五四”运动前夕，孙中山先生避居上海，杨度南下谢罪，表示从此追随孙中山，倾心革命。
1918年秋，杨度在上海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后回北京，与李大钊过从甚密。1 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后，他曾多方营救。李大钊殉难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冒着生命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属。旋即移居上海，潜心佛学，写过一部研究佛理的著作《虎禅师论佛杂文》。
七、杜月笙的客卿杨度加入中央特…
这时，上海闻人杜月笙听说杨度为当代通硕大儒，不由萌生了投门生帖的念头。
杨度之所以接受杜月笙的拜帖，成为杜公馆的座上客，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者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当初，李大钊被捕后，为筹款营救李大钊，杨度除拿出全部积蓄的几万块大洋外，还将自己在北京的住宅“悦庐”，一座四合院格局的房屋，仅作价四千五百块大洋卖掉，几乎全部用在营救李大钊及抚恤烈士遗属上。他到上海时，孑然一身，只好在白利南路租了一座简陋的寓所将就住下。迫于生计，最后竟以卖字为生。但他碍于身份和面子，字幅所开润格高得吓人，几乎无人敢登杨度堂入室买字。结果，一代通硕大儒竟落到了清贫如洗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他还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工作。
二者是挚友章士钊的诚邀。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长。因他创办过《老虎报》，故时人戏称他为“老虎总长”。后到上海执律师业，名重上海滩。正因此，杜月笙特邀章士钊为其私人律师。章士钊与杨度是多年的朋友，眼见杨度的日子过得困窘贫寒，岂有不拉他一把的？章士钊遂在杜月笙面前极力吹捧杨度。杜月笙虽是青帮头子，但自知年少失学、胸无点墨，故也知道一点附庸风雅，并特意在自己华格臬路的住宅大门前，贴出一副对联，道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何况章士钊给他推荐的又是鼎鼎大名的杨度、杨子先生！
那天，章士钊登进杨府，向杨度说明杜月笙准备有所借重的盛意。杨度听罢，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酸辣苦甜涩。一想到自己堂堂通硕大儒的名分，竟落到在一个流氓头子手下讨生活的份儿，不禁唏嘘慨叹，徒叫奈何！最后，他思虑再三，还是跟在章士钊身后，来到了华格臬路的杜公馆。
杜月笙一听门人报称杨子先生到，连忙下到石阶，将他们迎进了西式客厅。落座，上茶，略事寒暄。杜月笙一脸谦恭的笑容，对杨度说：
“行严兄几次和我谈起子兄，我也早有耳闻。子兄是名满天下的宪政专家，敝人能得到您的指教，真不愧三生有幸啊！”
杨度听到杜月笙这信口恭维的话，顿觉胸襟间涌出一股辛酸。是呵，过去是帝制余孽，今天又沦为流氓的客卿！他竟一时语塞，无以应对。
章士钊眼见杨度为难，急忙圆场道：
“好汉不提当年勇。子兄也是久仰杜先生仗义行侠、古道热肠的。刚才，在来路上，我还琢磨，汉时的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因为侠义慷慨，被后人赞诵。其实，他们哪里比得上杜先生！”
杜月笙被章士钊这么戴上一顶“高帽子”，顿时欣喜无比。他不无得意地说：
“听说子兄很重友情，在下也很爱交朋友。不瞒子兄，在下为人处世有一本‘三字经’，就是做人要吃三碗面：一是情面，二是体面，三是场面。这是三碗难吃的面，可是为了朋友，再难都要吃。”
章士钊知道杨度还在想他的心思，为了不致冷场，他急忙附和：
“那是！那是！子兄就是因为急公好义，才令自己落到在上海滩寄居公寓、卖字为生的境地。”
杜月笙故作不知，惊讶地：
“是吗？不过，子兄的困难也就是大家的困难。我在薛华立路有一栋房子，虽然不大，倒还整洁，愿奉送子兄，请万勿推辞！”
杨度眼见与杜月笙初见会面，即赠送居所，可见此人果与常人有异，心里遂不由生出几分敬佩，当即拱手谢道：
“初次相见，就蒙厚赠，真是愧不敢当！”
杜月笙见杨度如此说，心下一喜，他随即试探道：
“若蒙不弃，在下以后就对子兄执门生礼，每月敬俸五百大洋！”
杨度一听，慌乱地推辞：
“岂敢！岂敢！”
章士钊再次打圆场，说：
“我看这样好了，以后子兄就是杜先生的私人秘书，那五百大洋就算是月俸。”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杜月笙乐得顺水推舟，以区区五百大洋捡了个充当门面的大儒……
听罢王老九的叙述，对于杨度，陈赓心中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他暗想：这样一个坚定的帝制余孽，在历经多次动荡以后，居然还暗中倾向革命，尤其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还冒着生命危险接济李大钊遗属，置自身于倾家荡产而不顾，可谓“毁家纾难”。试想，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呀！以此推论，即便他不幸沦为杜月笙的客卿，也是情有可谅的了。
突然间，陈赓的脑中闪出一个念头：虽然目前在敌特核心建立了杨登瀛这个忠实的内线，还有打进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老宋同志，这两个人对于情报科搜集敌特情报的作用非同小可，但与此同时争取一些辅助性的力量，就如杨度，虽说只能搜集一些一般性的情报，但这些情报亦应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可使党的情报网络愈益健全呀！
陈赓不由为自己突然想到的这个主意感到兴奋！他心里想：对，我得马上请示周恩来，立即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陈赓遂起身与王老九告辞，并有意与王老九互留了联系的电话、地址。
当陈赓将这一主意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经过一番思虑，表示同意。他分析说：“杨度虽说是个复杂的人，但他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可以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党的情报工作服务。”接着，他又强调，“陈赓，你在以后的情报工作中，对情报人员一定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
陈赓领悟似地点了点头。
于是，通过王老九牵线搭桥，陈赓很快成为了杨度的座上客。
随着交往日深，杨度渐渐觉得这个小同乡的信仰竟与李大钊相同。一天，他不揣冒昧地问陈赓：
“你大概是共产党派来的吧？”
陈赓先是微微一惊，旋即镇定地说：
“不错，我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
杨度对陈赓的率直已在意料之中，他平静地说：
“不瞒你说，早年我在与李守常先生交往时，一方面听到了他讲及你们的理想和观点，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认真地读过一些你们的书。恕我打个比方，我觉得你们的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与佛学中释迦牟尼的‘无我’、‘救苦’、‘救难’的宗旨是相通的。所以，外界的人一直对我变卖家产，倾力营救李大钊、接济他的遗属想不通，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认为你们的思想是可行的，与我十几年来潜心钻研的佛学并不相悖，而且较之中山先生的理论更实际、更适合中国国情。能为李守常先生和他的遗属尽得一点力，我觉得很值！很值！”
陈赓听完杨度此言，惊讶无比。他竟未想到，这个曾力主君主宪政的人竟然还有这样的想法。他原来猜想杨度倾力营救李大钊，或许纯粹出自与李大钊的私人感情。但照此看来，杨度的所作所为不但是一种自觉的行动，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自觉！他心里慨叹，杨度的确非一般人所能揣度！
陈赓立即将杨度的这一情况向周恩来如实作了汇报。周恩来听罢，也不觉唏嘘慨叹。岂料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闻说此事后，连说了三声“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他觉得这件事简直是天方夜谭！
八、李立三、陈赓准备流行（上）
原来，李立三早在家乡湖南醴陵读书时，就对杨度生平之事耳熟能详，认为杨度以复辟之余生转而信奉革命，难以置信。李立三乃派###属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调查此事。
潘汉年早在大革命时期，即为北伐军政治部南昌分部的宣传干事，以能言善辩、联络上层人士著称。
经陈赓引见，潘汉年与杨度相识。双方遂各逞所能，议论风生，甚为欢洽。
潘汉年随即请杨度为筹建中的党的秘密刊物《红旗》题写报头。其时，潘正与罗绮园、李求实等筹办党的秘密报刊：《红旗》。杨度不假思索，一挥即就。
《红旗》报秘密印刷地点
潘汉年遂向李立三复命，并出示杨度所题报头。李立三这才信服。李立三旋命罗绮园将杨度所题报头制版发刊。
李立三在党内以性格率直爽快而出名，人们戏称他为“李大炮”。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并入党。1922年和刘少奇同志到安源从事工运，任工人俱乐部主任。1923年后历任武汉区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总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广东省委书记。192 8年冬调上海党中央工作，任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次年兼任宣传部长。
李立三此时在公共租界西藏路上开了家松柏斋古玩店，一者可以公开的职业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二者可以为党增加活动经费。同时，此处也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接头的机关，外国人到这儿不易引起怀疑。
暂且按下李立三不提。却说这天，老宋在南京路游逛，走到三友实业社门口时，碰见了范广珍。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人。范广珍介绍说这个年轻人姓顾。那年轻人经介绍知道老宋的身份后，就一直跟随老宋。待跟进老宋在浙江路迎春坊的家，他神秘而焦急地问：
“捕获李立三奖赏多少？”
“赏格五万！”老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