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人捕风捉影地把我与莫德罗的会晤说成是我们这些党内改革派人士密谋把莫德罗扶上台，在东德实行苏联式的改革。其实我们并没想走这么远。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我和莫德罗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可喜变化。我在日记中写道：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老态龙钟，换了一茬又一茬。现在终于有了一位新的总书记。人们又一次怀有希望。与以往比，这次苏共领导人的更迭似有本质上的不同。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自挖墙脚。我们内部的无能、无知、自吹自擂、以及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等恶习给自己造成的损害乃是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
此后，我与莫德罗每年都要见上一两次面，彼此交换看法。但我并没有为他上台在幕后积极奔走串联。如果确有此事，我现在会骄傲地公布于众。令人痛惜的是，我和莫德罗都没有及时袒露自己内心的绝望心情。和朋友或知根知底的老同事在一起时，我俩毫不掩饰对现状的不满。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积极地去推动改革。和众多人微言轻的人一样，我与莫德罗坐等党内出现一位救世主取代昂纳克，为我们开辟一条新航线。
我想退休还有一个纯粹的个人理由：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安德烈姬。我的第二次婚姻濒于破裂。一次我去妻子克丽斯塔家乡卡尔·马克思城出差，结识了安德烈娅。1985年，她与丈夫又来我家做过客。年轻时，安德烈妞因试图逃离东德坐了4个月的牢。此事虽已过去多年，听她讲述这段经历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感受到本国人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一向觉得外国情报局局长干的工作和国内镇压并不沾边，属于正当职业。然而看到本国异己分子以及那些无非是想移居海外的人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我不禁羞愧难当。
1986年初，我找到米尔克，向他公开了与安德烈娅的关系。他听后火冒三丈。米尔克在两性关系方面是个老古板。火消之后，他竭力劝我至少表面上维持目前的婚姻，并表示可以把安德烈娅调到我的身边。在爱情方面，米尔克不是个有见地的人。他最关心的还是保密。我妻子是国家安全部在卡尔·马克思城的工作人员，对我的工作所知颇多。米尔克生怕我妻子一怒之下会向西德泄露有关我个人及情报局工作的内情。
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与安德烈姬结婚。米尔克气得要死。有同事透露说，米尔克下令窃听我的电话。我现在开始体会到受到政府怀疑的普通东德人遭受的种种不便。克丽斯塔也被置于24小时监视之下，恐怕她会投敌叛变。一次在保加利亚度假时，她还是设法甩掉了跟在后面的尾巴，结识了一位西德商人。米尔克断定此人是西德谍报机构派来勾引她的罗密欧。当初我想出的罗密欧手法今天反用到我的前妻身上，真让人哭笑不得。那段时间，我做好了精神准备，说不准哪一天西德的一家小报会突然登出前妻的照片以及我们婚后生活的细节。最后，在国家安全部答应给她一笔钱并安排一个称心的工作的诱惑下（也许她本人也不无理由地猜到了西德谍报机构正试图用罗密欧之术拖她下水），克丽斯塔选择了留在东德。
1986年春天，我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沃纳·格罗斯曼表示已准备就绪后，米尔克终于批准我退休。我任情报局局长将近30年，今朝挂印而去无疑是情报局内的一件大事。我们都希望这次人事更迭尽可能顺利平稳。我与米尔克就退休后的待遇达成了一揽子交易，其中包括在一栋俯瞰施普雷河的柏林公寓里为我新分了一套房子。至今我仍住在这套房子里。尽管党政高级官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享受种种特权，可说到底这些特权是与职务连在一起的。国家给予的，同样也可以收回。为了撰写回忆我的谍报生涯的材料以供国家安全部参考以及《三个人》的剧本，我请国家安全部为我提供一名秘书，一名司机，并在国家安全部大楼里留了一间办公室。作为交换，我的继任人和米尔克可以随时找我咨询。
1986年11月，国家安全部隆重地为我的退休举行了欢送会。米尔克想按传统的苏联提法简要地做宣布：“沃尔夫同志，由于身患重病……”我身体好好的，不想以谎言开始我的新生活，因此坚持换一种更接近事实，尽管听上去有点诡秘的提法：“根据本人的愿望，沃尔夫将军从沙（国情报）总局退休。”僵硬死板的正式欢送会后，我个人又在小范围内举行了一次风格调异的告别会。面对彼此可以掏心窝子的同事，我颇为动情，衷心感谢他们与我的多年合作，并隐约提到过去几十年里经历过的恐惧、无奈和艰辛曲折。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有同感。我还引用了布莱希特说过的一句饱含讥讽的话：“一名共产党员头戴的钢盔上弹痕累累。有些是敌人的子弹打的。”
我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场的人不禁面面相觑。他们知道，我国领导人一直避而不提改革开放。最后，我引用了父亲写的一首题为《一个凡人的自白》的诗结束了发言。这首小诗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性格。我觉得它也是对我的真实写照。诗的大意是：
假如我恨得太深，
爱得太疯狂，
原谅我吧，因为我是一个凡人。
圣贤与我生来无缘。
我和安德烈妞隐居乡下，埋头阅读整理康尼描写三个人经历了冷战后仍未混灭的友情的初稿。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心情舒畅坦然。《三个人》一书隐含地批评了斯大林主义，歌颂了超越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深知该书出版后，会在东德产生相当大的反响。我决心提出一个东德国内从未公开讨论过的课题：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以及大逮捕年代的疯狂。借助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东风……昂纳克拒绝仿效苏联在东德推行开放政策，东西德的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这本书。
与此同时，我和一位导演朋友还合作拍了一部描写我父亲一生的电影。《一个凡人的自白》一片即将上映前，我接到通知，其中一段内容因涉及斯大林的罪行需要删除。我表示不能同意。然而我出国期间，影片中的这部分内容还是被砍掉了。对这种隐瞒历史（由此类推，也是隐瞒现实）的荒唐行径，我忍无可忍。同大多数东德人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可以见到总书记。我找到昂纳克，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以及听到的其他一些作家的类似遭遇。他们的作品曾因涉及政治上敏感的问题被武断地删来改去，对此他们毫无办法。和以往一样，昂纳克待我十分客气，甚至表示，事先不告诉我和其他作家就删改作品是粗暴的做法。随后他承认，删掉电影中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那部分内容是他个人的决定，并不肯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我抱怨说，不提斯大林的罪行就无法描写30年代苏联的那段历史。昂纳克回答说：“你难道没看出来？如今苏联那边，历史一天一个样。这都是让开放政策搅的。”
我不肯就此罢休：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宣传苏联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现在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怎么跟人民交待？戈尔巴乔夫在东德人民心目中威望很高。说他的做法是错误的难以服人。受他的开放思想的影响，东德人民联想到本国的舆论政策，希望享有更大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个问题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昂纳克扬起下巴，倔强地说：“我永远不会允许东德境内发生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我问他是否了解示威抗议的队伍正在日益膨胀。他们得到了东柏林和莱比锡路德教会的支持。几个月后，这批人成了东德不流血革命的中间力量。
“这些人都是想入非非的傻瓜。对付他们并不难。”昂纳克说。
1989年3月，在东德社会动荡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我的第一部作品《三个人》与读者见面了。此前，东德政府刚刚查禁了一期苏联《人造卫星》杂志。这一期上登有新近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研究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于是公开化了。如今东柏林反过来倒对苏联实行新闻检查。
我决定利用这本书在东西德同时出版的机会公开站出来支持改革，反对病入膏盲的现政权。我表示不赞成查禁最近一期的《人造卫星》杂志。当西德的一位电视台记者问我对戈尔巴乔夫怎么看时，我回答说：“我为苏联有他这样的领导人感到高兴。”
第二天，我听说我成了政治局成员在每周一次的碰头会上讨论的话题之一。米尔克打电话通知我，政治局认为我的表态是对党的领导人的攻击，并决定我不得在即将举办的莱比锡书展上就《三个人》一书接受新的采访。借用美国政治中一种粗俗却入木三分的说法，我在帐篷里往外尿了一辈子后，现在开始体会到人在帐篷外往里尿尿的滋味。我没有去正面顶撞政治局的决定，而是继续在全国各地巡回推销我的书。此时正值国内危机日益加深。人民对5月份选举中统一社会党靠操纵选举程序得以继续执政越来越反感。
当年夏天，东德人通过匈牙利新开放的边界潮水般地涌入西德。我和其他几位深诸国家安全部的有头脑的同事一样，十分担心会爆发流血事件。酝酿了几十年的积怨已接近沸点。我找到昂纳克的当然接班人、身材结实然而缺乏想象力的克伦茨，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如果动用已呈如惊弓之鸟的国内安全部队对付示威者，流血事件恐怕在所难免。这些部队只从手册上见过这种场面，根本没有对付它的经验。我递给他一份备忘录，里面解释了下一步应采取的步骤。克伦茨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这个我懂，米沙，”他说，“政治局里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写的这篇东西，我要是在政治局上念一个字，第二天我这个委员就得给人橹了。别忘了，戈尔巴乔夫在前三任总书记期间沉默寡言了几十年才自己当上总书记的。”他的这番话与我多年前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听到的如出一辙。
10月18日，昂纳克和历史上所有独裁者一样，在众叛亲离之后被迫下台。没有哪一个人出面对此承担责任。然而如果没有米尔克的积极参与，任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是不可能被撵下台的。克伦茨被扶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在电视台发表了一通不痛不痒的呼吁和解的讲话。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他显得力不从心。
布莱希特有个精力充沛、深明大义的孙女，叫约翰娜·沙尔。她邀请我参加定于11月14日在东柏林开阔的亚历山大广场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这是一次呼吁和平变革的集会。我深知现在已不是谨言的时候了。参加这次集会的还有作家沃尔夫、海姆和米勒以及反对派团体“新论坛”的领导人博莱和赖希。面对眼前晃动的要求结束一党专制的标语牌海洋，我心里明白，统一社会党独揽大权的末日已经来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就此完结。我仍然认为，如果有一个既奉行社会主义政策，又允许人民享有广泛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及财产权利的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可以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下去，至少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竭力劝说参加集会的50万人以及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数百万人不要使用暴力，并谴责了目前不分青红皂白，把国家安全机构的每一位成员当做前政府奉行的政策的替罪羊的气氛。这时，人群中开始发出嘘声。他们根本没心思听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前将军高谈阔论什么斗争要有理有节的大道理。
我不无痛苦地意识到，逃避过去是枉然的。我必须习惯为国家安全部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为之效力的制度的一些阴暗面承担责任，虽然我对这类行为既不知情，也没有同意过。当然，对人群中有人哄我这一点我是有准备的。不过那一天总的感觉是痛快极了。我为自己终于站出来讲出心里话感到如释重负。晚上回家后甜甜地睡了一觉。这是我几周以来睡的第一个好觉。
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项10点计划。此后，特别是12月4日这一天在莱比锡每个星期一举行的集会上，开始出现零星的呼吁德国统一的标语。然而那一天在东柏林，没有人喊出这样的口号。讲演人和参加集会的群众各自阐述了对祖国未来的不同想法和观点，但大家有一种强烈的同舟共济的感受。今天想来，那一天恐怕是我们憧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末日。此事过去5天后，我在波茨坦的一家作家俱乐部正在参加《三个人》一书的讨论会时，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小伙子喊道：“边界开放了！”沧桑之变，竟在这一瞬间。一夜之间，我毕生献身的世界土崩瓦解。当天晚上，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播放出柏林墙坍塌的画面。这道曾巩固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混凝土屏障没过多久沦为一块块碎石，被人们当做纪念品收集。从现在起，我不得不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迄今为止，它一直是我的敌人。在这个世界里，我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来自破灭了的乌托邦的逃难者。
1990年1月15日，一群愤怒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有备而来的，冲进我曾服务过的国家安全部内，抢走了里面的档案。这批材料随后落到西德谍报机构手里。其中部分经过精心挑选的内容被泄露给了新闻媒体。由于一般老百姓只听说过米尔克和我，每天针对我的攻击谩骂之声几乎不绝于耳，尤其是在前西德红军派的恐怖分子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一事上。对于攻击我的人来说，找不到可以证明我个人与红军派成员打过交道的证据无关紧要。凭我在国家安全部里的一个部门干过这一点就足以给我定罪。
夏天，报复空气越来越浓。一项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人员大赦的法案在波恩议会上受到阻挠，未获通过。我毫不怀疑，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也是我被捕入狱之时。征求了律师和朋友的意见后，我决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在国外继续想办法保护我的老部下。他们中最后一批人于1990年4月离开国家安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