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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焚书的政策界限是，除了宣传大秦思想的书，除了大秦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以外，反映其他思想的著作一并焚烧。再敢有讨论学术问题的，砍头！再敢有批评大秦、宣扬精神污染的，灭族！
总之，我烧我烧我烧烧烧，我杀我杀我杀杀杀！看哪个龟孙子还敢有自己的思想。
秦始皇觉得李斯的这个建议，甚合朕意，龙心大悦，感觉爽极了，所以连一句话都不想再说，只一个字：“可。”也许他们早就商量好了，演这么一出也未可知。
秦始皇要说起来，是个真汉子，真男人，要钳制思想，想搞愚民政策，没有绕那么多花花肠子，直截了当，把书烧了，把嘴缝了，除了老子的这一套，其他统统禁掉。后代帝王，其实内心都佩服秦始皇大哥，都讨厌议论风生、学术自由，但是总要东拼西凑一些理由，扯半天没用的，不敢直入主题。
司马光没搞“臣光曰”，但给孔子的后人孔鲋来了个特写镜头。孔鲋认为，我们老爷子的这一套东西用处大着咧，秦始皇个蠢货不懂，我刻个光盘存起来，以后这帮做皇帝的孙子们，都要来下载我的文档，这叫知识产权有偿转让。后来，还真让这位圣人的N代孙子给说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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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诛杀异己
卢生说始皇曰：“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捕时在旁者，尽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群臣受决事者，悉于咸阳宫。
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因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秦始皇帝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45～246页
侯生与卢生按现在的说法，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忽悠皇帝哥哥，让他神出鬼没，不要让别人知道他晚上睡在哪儿，说这样可以做“真人”，可以避鬼。侯生和卢生的建议，在今天看来，是一条不错的保安措施，据报道萨达姆哥哥曾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用过，有一次居然扮成货柜车司机在巴格达大街上晃悠。“子不语怪力乱神”，侯生与卢生的作为，显然不是所谓的“醇儒”，不过方士而已。
始皇帝杀人像杀只鸡一样，让这哥儿俩对“伴君如伴虎”体会深刻，于是辞职不干，还在背后埋汰老板。有时候，像侯生、卢生这样不入流的知识分子，做批评家却很到位，也很会骂人，他们估计不会骂皇帝专制，那时也没那个觉悟，骂皇帝暴虐倒有点儿靠谱。骂得准了，被骂的就很生气。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结果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要说这件事，不算太了不得，朱棣杀方孝孺十族，几百几千也杀过。但和“焚书”一事连接起来，案子的性质就严重了，“焚书坑儒”，嬴政哥哥算是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秦始皇好杀伐，这可能是其性格使然，后世朱元璋、朱棣父子杀起人来也很疯狂，但是后世暴君比赛PK时，秦始皇得到的短信投票最多。
这件事让皇长子扶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劝谏父皇，儒生读孔子的书，听孔子的话，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这样搞不合适。秦始皇没听他的话，把他打发到上郡，和蒙恬一起监督修造长城去了。
这一去，让他丢失了继承权。
大一统：秘不发丧
冬，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余子，少子胡亥最爱，请从；上许之。
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藉柯，渡海渚，过丹杨，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峡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颂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之罘。见巨鱼，射杀之。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军府令行符玺事赵高为书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赵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骖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车中可其奏事。独胡亥、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47～248页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这个大帝国的诞生，是秦几代君主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嬴政居功至伟是毋庸置疑的。秦始皇是个非常有创意的领袖，他统一中国后，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从政治制度的创新到“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百代皆行秦政制”，牛人一个。
但是，始皇帝的政制创新有一个重大遗漏，就是皇位的继承程序，这哥哥没有下工夫。从记载看，他是有遗诏给扶苏的，但是他把这份诏书交给了一个不靠谱的人，就是赵高，而不是颁发给全体高管或者全体国民，这给篡改最高指示留下了机会。
现在，我们从新闻报道中可以知道，不论是英国还是日本，国王和天皇的传承都有既定的程序，继位者甚至都有排名，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清清楚楚。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们，以及衷心拥护皇权统治的圣人们，都没整明白这个事，于是每到交接班的时候，就掀起一片血雨腥风，骨肉相残。
皇帝死后，秘不发丧，这似乎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只不过秘的时间有长短而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政治体制是新创立的，新政权有N多理由不稳定，他为此也不是没有做过工作，但总而言之，他对防止六国复辟还有思想准备，对人民造反确实是一点儿准备也没有。帝制初创，经验太少啊。
当了皇帝想成仙，这是人的普遍心理，没有必要苛责始皇帝嬴政先生，始皇帝恶言死，也不算恶劣，只是不够豁达而已。对待生死，能够豁达一些，则后事会安排得好一些。始皇帝这个人性格孤拗，待人太苛，待己也苛，非要让自己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活一万年，哈哈。
中国有许多英明、强悍的君主，能开创，不能传承，在接班人问题上屡屡摔跟头，个个磕得头破血流，但是能磕明白的未见几人。秦始皇历N代创下的宏伟基业，最后轻率地托付于赵高之手，这个错误我认为比焚书坑儒更甚，书，历代有人烧，儒，历朝有人砍，然而，只要你传国既久，培育好自己的马屁队伍，搞一些表扬与自我表扬工程，主导舆论还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秦朝若能像汉、唐一样国祚绵长，骂声自然就小了。
赵高是何许人？是个狠人。狠人惯使阴力，建设性不足，破坏性极强。赵高看到了秦帝国的缝隙，看到了胡亥、李斯等人自私软弱的软肋，一击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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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性政变的历史密码
初，始皇尊宠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在外将，蒙毅常居中参谋议，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赵高者，生而隐宫，始皇闻其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赵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当高法应死。始皇以高敏于事，赦之，复其官。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赵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
扶苏发书，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谓蒙恬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48～249页
这就是传说中的政变。
政变的策划者是阉人赵高，协从者是皇子胡亥和丞相李斯，他们当然也是得益者；政变的受害者首先是皇长子扶苏，然后是大将蒙恬，还有一个受害者就是已经驾崩了的始皇帝。
这是一次典型的政变，释放了许多历史信息，可供我们解读。
一、中国第一帝国创始之初，即遭遇政变，说明了帝国的体制很成问题。秦始皇是很强的一个人，但没有很好地考虑自己的后事，用“文化大革命”时的话批评，就是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秦始皇所托仅赵高一个人，当时李斯随驾，为什么不托后事于“组织”？这种遗命，知道的人越多，越难以更改。还有一个细节：赵高与蒙毅、蒙恬有隙，蒙氏是扶苏一党，赵是蒙氏的对头，又与胡亥一党，这种两党对立的局势难道他一点儿不知？或谓，秦始皇本欲传位于胡亥，故意为之，不过，这样做也太不靠谱，风险忒大了。还有就是，秦始皇太自信了，认为自己的诏命无人敢违背，随便交代给谁，谁都会认真执行，这次他托大了。“矫诏”两个字，难道始皇帝没听说过吗？
二、从秦体制看，皇权和相权分置，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讲“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现在看来还不是一体。从赵高的话里透出，这样的政变没有丞相的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次宫中的太监与府中的丞相合谋的废立更改式政变，这种模式一旦确定下来，历史就不会只上演一次。
三、赵高是个极强的心理专家，马上拿出五个项目让李斯和蒙氏PK，“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李斯一看PK不过，就选择了和赵高合谋。
四、秦始皇托于赵高的遗诏没人听，被截留了，但伪诏却得到了忠实的执行。扶苏奉诏自杀了。扶苏乖乖自杀，我很不理解，以前的经验是“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这一次却是胡亥在内而继位，扶苏在外而命亡。扶苏有皇长子身份，有手握兵权的蒙恬拥戴，连将在外对君命都可以有所不受，何况自己是最有条件和资格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可扶苏连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意愿都没有。能解释的理由只能是，父皇积威之下，压根就没有想过抵抗两个字，要不就是像下三滥的文艺片，遭受遗弃，心怀怨怼，索性死给你看。
五、赵高、李斯派一队使者，不仅逼死了扶苏，还让带兵三十万的蒙恬束手就擒，看来，秦政令军令严肃，法纪严明，人人都已养成服从的习惯了。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阵仗，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秦始皇说一不二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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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迷千古
九月，葬始皇于骊山，下锢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有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尽，闭之墓中。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0页
为帝王造陵，是最劳民伤财的事情。今天，当许多陵墓成了文物古迹甚至世界文化遗产而备受保护的时候，我担心有人会忽略了当初造陵的不合理性和残酷性。
中国最有名的帝陵当属秦始皇陵。
在过去，人们对于秦始皇陵的想象源于上面的这些文字。到了20世纪70年代，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和挖掘，让想象有了“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味，让中国人吹牛有了新的资本，拍电影有了好的题材，祖宗真是为我们长脸。
秦陵尚未被全部挖掘，对待此事有两派，有速掘派，称挖出来每年会有25个亿的GDP；也有缓掘派，认为现在技术水平不够，怕把古人的宝物氧化掉。真正的不掘派似乎是没有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利益也都是当代的利益，不管是谁说要为子孙计，嘿嘿，多半是口不对心。
中国有句古话叫“慎终追远”，意思很好，意境也很高。造陵厚葬，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也不完全是一种暴发户式的炫耀，这多多少少地有原始宗教的意义在里面。人类的许多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大肆修造陵墓，比如埃及的金字塔，不能用奢侈一言以蔽之。
在中国，修建宫殿和陵墓，都有用雄伟的建筑加强权力威严的意图，以震慑小民，这玩意儿还是管用的。今天，我们政府的办公楼，特别是司法系统的，都选用罗马柱一类能增加威严感的设计，道理是一样的，理由是一致的。
修建教堂的用意也一样，不过教堂是公共建筑，陵墓则不是，虽然大家都是文化遗产，但我认为还是有上下之分的。现在，更多的文明国家，把这种庄严的诉求体现在博物馆、图书馆、歌剧院、体育馆之上，建筑标志着一个时代。
在没有宗教的国度，中国帝王们都想把自己装扮成半神半人的“天子”，以巩固威权，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