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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十分注意发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努力培养他们成为群众的领袖。他认为，这样做，“新四军就与群众之间搭起了桥梁，架起了一条线”。在粟裕的组织领导下，二支队活动区域普遍建立起了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一些地方还发展了###员，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二支队防区周围有巫恒通、樊玉琳、孔庆哲等地方实力派武装。粟裕与他们频繁接触，对他们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巫恒通领导的自卫武装后来接受新四军的领导，1939年初成立的新四军新三团，就是以巫恒通领导的自卫武装为基础组建的。1939年9月下旬，国民党当涂县政府恢复组织，粟裕领导的二支队很快与他们加强了联系，双方约定交换军事情报，共同组织县的动员委员会，修理军械，医护伤病员，领导人互访，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
粟裕认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应首先在开明士绅中找对象，通过他们去扩大统一战线更容易收效。有些士绅、地主吃过日、伪军的亏，心中有一股怨气，去做他们的工作往往是容易成功的。新四军英勇善战和模范遵守纪律的影响、教育作用很重要，这样会使这些人正确地认识共产党、新四军，并对共产党、新四军产生向心力。政策和力量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之根本。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式和细节，粟裕也总结出不少新经验。他认为，对象不同，方式不同，要有适当分寸。有时要负责人亲自出马，同他们接触周旋，给他某种面子，甚至抬他一下；有时负责同志就不能出面，以免增加他欺骗群众的资本。
新四军对日、伪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在江南敌后百姓之中树起了崇高的威信。日、伪军连遭打击再也不敢轻易出动，群众的利益得到了某些保障。随之而来的便是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和参加新四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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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丹阳反“扫荡”（4）
粟裕对那些勾结日伪、阻碍抗战、残害群众的土匪武装，经多次教育无效的，采取了坚决的打击行动。粟裕认为，非此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非此不足以平民愤，非此不足以严惩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溃军军官朱永祥率众千余人，自称“苏皖游击司令”，名为抗日救国，实则扰民诈财，不亚寇匪。群众恨之入骨，称之为“小日本”。后来朱永祥竟发展到与日伪沆瀣一气，勾结日伪袭击新四军。1938年7月6日，新四军一支队一部与二支队一部在当地民众武装配合下，将朱部一举歼灭。朱永祥被活捉，解送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法办。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在敌后先后建立起了茅山、丹北、横山、江句、句北、小丹阳等十多块小型的游击基地，拥有40万人口。
1940年1月1日，当时在新闻界颇有影响的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粟裕将军会见记》的文章，作者署名“任重”。文章一开始就说：“在江南游击区里流行着一支歌曲，其中有两句是‘司令将军亲自上火线，弟兄们赶快冲上去’。我想这一定是指粟司令。”文章称：“在日军重兵包围之中，在江南最艰苦的游击区里能与这位后方民众所称颂的游击司令会面，实是十分幸运的事情。”
文章以崇敬的深情，称赞粟裕“率领先遣支队挺入京镇沦陷区”，取得韦岗处女战、官陡门之战的胜利，而且“不断地向日人进攻，一直进攻到南京、镇江的外围日人的据点里”，“简直要使外来侵略者发抖”。
文章作者说，他在南京附近与粟司令会面，差不多每夜秉烛长谈，听粟司令从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分析江南游击区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作者高度评价粟裕这位青年将领对江南大局观察的敏锐，对政治有深刻的认识，军事上深知战略战术，而且深知敌我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上的实际情况。作者经过“实际的观察与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粟司令不是一个平凡的军人。”他不但“运筹帷幄之中”，而且“决胜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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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战略远见的举措――创办教导队（1）
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粟裕用了相当的精力，对部队教育训练特别是干部培养教育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有益的实践，成为他在江南时期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粟裕率部从浙南开赴皖南集中时即敏锐指出：“现在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充实部队新的血液。”粟裕率二支队挺进江南以后，充分利用江南有利条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充实到抗日的洪流中来，二支队的骨干得到了很大加强。
对于这样一支部队应该怎样加紧教育训练？对于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应该怎样加紧教育培养？粟裕认真地思索：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都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但文化素质差；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文化基础虽好，但缺乏战斗经验。从整体上说，他们都普遍缺乏现代战争知识。而新四军面对的恰恰是现代化装备的日军。粟裕认为，培养训练干部增强现代战争意识，加强现代战争知识的学习已是当务之急。
二支队挺进江南初期，处在一种特殊环境中，教育训练部队主要采取以战教战的方法，打一仗马上就总结经验教训，以实战经验和要求来教育干部，训练部队。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部队发展，支队司令部专门组建了一个训练队，经常抽一到两个连来宣城县狸头桥司令部进行军事轮训，每次两到三个月。集训内容：军事以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为主，辅以队列、战术训练，总结战斗经验；还有政治、文化学习。
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人少、枪少，尤其是干部骨干少，有的连队只有连长一个人主持全面工作，直接制约和影响了部队的壮大和发展。粟裕把江南新四军发展的目光投向苏北以后，更感到培养和训练干部的紧迫，仅靠军事轮训远远不能满足部队发展需要。粟裕认为必须办一个教导队，更好地解决干部、骨干培训问题。
1939年3月，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根据军部命令，组织十个人到前方参观学习，以充实教学实践内容。粟裕亲自向参观团介绍情况。参观团结束活动返回军部时，粟裕又一次会见他们，特地对参观团说，我们这里要办一个教导队，需要有办教导队经验的人。我已给军部周子昆副参谋长打电报，建议你们留下一个人。
军部教导总队七队队长杜屏是到二支队的参观团成员，军部决定派他到二支队工作。1939年5月，杜屏奉命来二支队报到。粟裕亲自接待，任命杜屏为教导队队长，并向他详细介绍自己的想法。粟裕说：“教导队的干部，指导员、文书、文化教员、军事干事、政治干事我们都准备好了。下一步主要就是选调学员。学员以班排两级干部为主，少数为连级干部，训练时间半年左右。”粟裕亲自审定学员名单，严格把关，不合格的坚决退回部队。粟裕特别强调“三不要”：一是体弱多病的不要；二是在部队表现不好的不要；三是没有培养前途的不要。第一期学员90多人，都是从各部队精心挑选出来的。粟裕还认真审定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中军事训练课占70％，政治教育课占30％。军事训练主要有游击战术、射击、投弹，还有班、排、连、营四级攻防战术。政治课主要是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政治常识及个人教育等。
二支队教导队成立后，粟裕对教导队的建设倾注了很大心血。他对教导队的训练事必躬亲，提出明确的要求，还每星期听取一次汇报，并组织检查，亲自督促、示范、讲解、授课。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组建江南指挥部。月底，粟裕前往具体负责江南指挥部组建工作，他别的部队没有带，只带了教导队，并亲手操持了一、二支队教导队的合并，成立了江南指挥部教导队，杜屏任大队长，温华贵任教导员，下设三个中队。原二支队教导队的学员并未因合并而影响教学，到11月初完成计划规定的学业后毕业。
粟裕还通过言传身教，对机关干部进行培养教育，提高他们的军政素养和业务能力。江南指挥部驻地的早晨，天刚蒙蒙亮，起床的哨音刚响，指挥部机关人员跑到训练场，这时粟裕已经着装整齐地站在小山坡上等候大家了，几乎天天这样。发现操练和指挥上的问题，他总是不声不响地走来，耐心指出，亲自示范，一一纠正。粟裕从不大声斥责人，即使批评也是声调平和，脸色并不严峻，有时还带着一点笑意。但他那深邃的目光里有一种力量，使你觉得非改不可，非学会不可。训练时每个人都那么认真，不敢疏忽大意。一次射击练习，有几个刚来不久的青年学生觉得已经达到了要求，便趴在那里悄悄谈起天来。突然他们觉得有人过来了，抬头一看，粟裕已站在身前。粟裕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个学生的枪上，发出口令：“击发！”随着扣动扳机时的振动，铜元掉到了地上。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让那学生给他放好铜元，发出射击命令，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他站起来走了。这件事前后不过几分钟，除了一个口令，粟裕没有多说一句话，可是对几个青年学生和指挥部人员的教育很深。对于刚调来司令部担任见习参谋的新成员，粟裕鼓励他们大胆工作，有意布置他们起草文书、命令，去现场测绘地图。写不好、绘得不准确，他一一指出，让他们重做，在实践中提高，使他们的工作很快适应战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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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战略远见的举措――创办教导队（2）
粟裕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开会，应邀去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讲军事课。第九队是高干队，学员多数是红军出身的营团干部，他们来自工农，文化基础较差。粟裕结合实际战例讲课，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广征博引。学员们听得懂、记得住、领会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粟裕几次回皖南军部，都被教导总队请去讲形势、上军事课，成了他不可少的活动内容。学员们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课。
1940年4月16日，粟裕给集中整训的主力部队指挥员讲授《关于组织战斗》课，听课的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没有系统地学过军事理论，不少人打了十几年仗，取得过不少胜利，但对怎样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在理论上说不清楚。粟裕以自己的丰富实战经验和深刻的理论思考给大家讲课，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讲课中着重指出：“什么是组织战斗？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要保障战争的胜利，一定要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好；战争的哪一方能多动员些力量，那一方就多一层胜利的保障。”①
粟裕认为，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式武器不断产生出来，同时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范围和规模、战争的形式和手段，都在不断变化，于是军队的指挥关系也不断演进。粟裕把有军队以来到现在的军队的指挥关系分为三个时期，逐个讲解，使大家了解过去，更好地掌握现在：首先是火药发明和用于战争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军队作战的战斗队形和战术，无论攻和防都较简单。所以只有简单的指挥关系，通常由军队的主将以口语或旌旗、鼙鼓之类的信号传达命令，进行指挥，称之为“司令时期”；二是火器发明，特别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军事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指挥关系复杂起来了，有了参谋处的雏形组织，称为“拿破仑时期”；三是19世纪初叶以来，人类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前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更加发展，由于战争的需要，军队的编成和武器装备日益复杂、精良，现代化海空军和装甲兵的出现，使战争由地面扩展到海上和空中，由线式的战争发展成为面的和立体的战争。因此在军队使用和指挥关系上也起了变化。作战时，要使各军兵种在规定的时间和战线上协同配合，发挥最大威力，取得预定效果，就必须有周密的组织部署，所以现在是“组织战斗时期”。
他所以讲这些内容，是联系到江南新四军下一步发展方向和作战规模变化的需要。他说：“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打大仗，不像打小仗那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这样多人，如果打不好，走是走不了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作准备，准备愈充分，胜利愈有保证。”① 接着他又从明确任务了解意图、战争动员、侦察、制订作战方案、战时勤务和战后勤务等问题，分门别类讲述。讲课中粟裕一概以实战为例说明问题，所引用的战例大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讲得生动活泼。
那时粟裕刚从三年游击战争的深山老林里走出来，投入江南敌后抗战的洪流，仍处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作战圈子里，然而他讲授的《关于组织战斗》课，体现了粟裕的认识和思维的超前性及视野的开阔性。他的“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的观点、关于“由线式的战争发展成为面的和立体的战争”的阐述，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他的三个作战指挥时期的划分和界定也是科学的，是符合战争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粟裕之所以具有超前的思维意识与现代的军事理论观念，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注重研究新情况。当年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记得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大堆书，多数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还有《孙子兵法》等。1940年春，部队缴获到一台收音机，粟裕要司令部安排人每晚轮流值班，收听新闻广播，并速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