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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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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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言》。
  于是,胡乔木奉毛泽东之命,写了题为《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于1956年11月3日发表。
  胡乔木写道:
  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是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最重要的支柱。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的一致,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兄弟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虽说中苏双方都强调了“友谊”、“合作”、“团结”,而且还强调这是“万岁”的,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正日益加剧。于是,就在那篇“团结万岁”的社论发表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此文按照类似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讨论范围加以讨论。发表时,仍照前例,在标题之下加了一行字: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
  这篇长文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

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2)
这篇《再论》,一时间震撼着国内外。在中国,此文成为每一位中###员、每一位中国公民必须学习的文件;在国外,众多的记者、政论家、政界人物,在反反复复琢磨着这篇文章。
  毛泽东不止一次称赞过《再论》,深表满意。
  胡乔木在《再论》一开头,这样写道:
  在1956年4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问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11月11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
  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
  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
  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这篇长文点的是铁托,实际上批判的是赫鲁晓夫。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的主要敌手是蒋介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以美国为主要对手;自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了与赫鲁晓夫——被他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较量。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的笔,跟随着毛泽东:四十年代抨击蒋介石;五十年代初抨击美国;眼下转为抨击“现代修正主义”了。
  《再论》已作为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库。迄今,仍为许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共、研究毛泽东的国内外专家们所引用。
  《再论》成了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峰巅之作。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枝笔”,他已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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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平常的春天”里(1)
邓小平对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评价: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随着毛泽东走过那些严峻的岁月。
  跨入1957年,毛泽东开初的步子是正常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三天之后,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4月30日
  毛泽东提及的“此篇”,即北京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李汝祺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遵毛泽东之嘱,胡乔木关照《人民日报》转载李文,当时加上毛泽东所写的“编者按语”:
  “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将李文改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重视李汝祺的文章,因为他在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最初的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访问过李汝祺的高足谈家桢教授,据告,遗传学曾一度被打成“伪科学”,所以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引起毛泽东注意。
  毛泽东还注意到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于4月26日致函胡乔木,批评了《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毛泽东这一批语,是写在4月24日《大公报》报头上,注明“乔木阅”。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促使胡乔木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社论。
  5月2日,《人民日报》列出胡乔木所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整风运动的意义。
  那些日子,倒是被《大公报》的社论说中了——“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此文最初题为《走向反面》,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在文章上批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八个大字,并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既然是“内部文件”,署名也就相应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这“内部文件”,直到6月12日,才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署名又改为“毛泽东”。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意味着大转弯。此文直至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才于1977年4月公诸于世——已是整整二十年后了。
  毛泽东写道: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以为:
  “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也就是说,教条主义虽“左”,不过是方法问题罢了。
  毛泽东又以为:
  “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2)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定。”
  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亦即右派,是立场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份在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内部文件,表明了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而且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他此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后来导致了宁“左”勿右,导致了中国的航船向“左”偏航,以致导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
  在毛泽东6月12日印发《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于6月14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强调了“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立场问题”。
  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著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胡乔木写及: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
  他还写道: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不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乔木谈论天气,显然是针对费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在1957年曾是广有影响的。
  此后,胡乔木又接连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配合反右派运动的社论: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6月26日);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月8日);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月10日);
  《在朋友问题上驳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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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1)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由于全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此时聚会莫斯科,也就借此讨论共同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
  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成员是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胡乔木。
  胡乔木参与了《莫斯科宣言》的修改。当时同行的###,曾经回忆说###,《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乔木直接参与的、对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57年11月初,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和乔木都是代表团成员。在我们赴莫斯科前大约一个星期,苏共中央发来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乔木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问题不小,立即向主席汇报,说非改不可。主席把小平同志找来问,小平也认为一定要改。于是就叫乔木动手。只不过两天工夫,我就收到他送过来的改稿。乔木修改过的稿子,经主席看过,由我交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连夜赶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到莫斯科后双方讨论,苏联方面说不出什么意见。乔木执笔做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被正式发表的宣言所采用。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只带陈伯达,这一回把两位政治秘书都带去,显然,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尤其是在共同起草宣言时,增一字、减一字都大有讲究,所以陈伯达、胡乔木双双出马了。当然,陈伯达懂俄语(早年在苏联学习过),胡乔木懂英语,也是有助于跟苏共及其他党的代表切磋文字。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坐火车。陈伯达回忆,那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道上跑了好久好久。
  这一回乘坐苏联的“图104”客机,几小时就到了。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跟斯大林会谈,虽说也有不快之处,但总的气氛却是融洽的。这一回跟赫鲁晓夫会谈,面和心不和,那笑脸是强装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其续篇《再论》,已经公开表露了中共的观点。两文的执笔者陈伯达和胡乔木参加莫斯科两个宣言的起草,将充分体现中共的意识形态见解。
  金日成、胡志明、哥穆尔卡、卡达尔、陶里亚蒂、多列士……社会主义阵营群星汇聚莫斯科。
  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如此回忆道: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极其厌恶赫鲁晓夫,直至他后来发动了旨在“揪出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
  胡乔木在莫斯科非常忙碌,参加宣言的起草工作。这比他在国内起草文件要麻烦得多。他写出中文稿,要译成俄文稿、英文稿。别的党提出的意见,要从俄文、英文译成中文。这么来回地翻译着、修改着,还要不断地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胡乔木还帮助整理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三次讲话稿。后来,在1958年5月,这三次讲话稿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发给代表们。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2)
11月21日,胡乔木刚刚随毛泽东飞回北京,便忙着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于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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