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45—1447页。
1949年4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左起：刘斐、章士钊、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
在得知中共正式谈判意向后，4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急忙派出代表团飞抵北平，其成员主要有：张治中、刘斐、章士钊、邵力子、黄绍竑等。当晚6时，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等在颐和园设宴欢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
随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谈判先采取个别对话形式。在周恩来、林伯渠与张治中、邵力子的谈话中，周恩来首先对张治中临行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一事，进行了严厉的质问。周恩来认为，张的这种行为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对双方的和谈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同时，也证明了蒋介石“下野”是假，实际仍在幕后控制南京国民政府。此外，周恩来还阐明了中共的原则立场。
在和谈中，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表示，国民党方面没有具体的方案，愿以中共八项原则为前提进行谈判。周恩来指出，以八项原则为前提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设想是，在个别对话、充分听取国民党方面意见基础上，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方案，供双方讨论，形势发展很快，不能拖延。就这样，双方以个别对话式商谈，一直进行到4月7日。
和谈破产（3）
从4月8日起，毛泽东分别会见了国民党代表团的六位代表。在与张治中会见时，毛泽东说：“谢谢您！1945年我到重庆时，承您热情接待。对您的友好，总还记在心里，不能忘记。”张治中听后，甚为感动，并从怀里掏出李宗仁的亲笔信，递给毛泽东。他说：“蒋先生下野之后，表示原终老家乡，终身不复出担任国家职务，望毛先生宽大为怀，不将‘战犯’问题写入条文。”
毛泽东看完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李宗仁）虽同意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接着又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
张治中说：“南京国民政府执政20多年，未能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微笑着说：“今后哦，我们大家来做。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在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后，毛泽东还特地邀请张一起共进午餐。张治中考虑到毛泽东工作繁忙，于是辞谢而归。
接下的日子里，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国民党代表团的其他主要成员。在历时三天的会谈中，毛泽东就关于战犯问题、组织联合政府问题、今后建设问题和外交问题等，与张治中、章士钊等进行了广泛地交流。中共最高领导人亲自出面对同南京代表团们做工作，使他们心悦诚服，顾虑皆释，有力地促进了和谈的进展，也坚定了他们以后选择新道路的决心。南京代表团成员刘斐回忆毛泽东当年接见他时的情景写道：
毛主席接见黄绍竑和我。毛泽东在询问了我们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我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我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
毛主席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我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主席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我和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主席留下我们一起吃饭。当谈到各人的爱好时，我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的口吻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主席回答说：“晓得些，晓得些。”我接着说：“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红色大本营——历史选择了西柏坡》，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42—345页。
在双方和谈期间，4月7日晚，李宗仁致电毛泽东，企图变相修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基本条件中的核心内容。电文主要内容如下：（1）表白自己“排除万难，决心谋和”的诚意；（2）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关于战犯问题的规定；（3）打着遵循孙中山遗嘱，实行国共合作的旗号，实际上企图取消八项条件中的其余主要内容。阅电完毕，毛泽东当即回电，严厉地说：“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7页。电文最后，毛泽东表示，和谈必须坚持以八项原则为基础的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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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破产（4）
1949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谈判。
4月13日至15日，双方和谈已进入关键时段。双方在充分谈论的基础上，交换了各自的意见。国民党方面的意图，近期内要求立即进行“就地停战”，实质上就是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放弃对已经丧失作战能力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中国革命就此止步，半途而废；其长远目标则是企图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把国土分裂为“南北朝”。
4月13日上午，中共代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议草案》递交给国民党代表团，基本立场仍是八项原则。草案共规定了8条，24款。当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周恩来就具体内容作了详细阐述。
经过国共双方代表谈判形成的《国内和平协定》
4月14日，南京政府代表团经过一天的研究，提出了40多处修正意见，写成了一个修正案。张治中说：“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张治中回忆录》（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43页。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并和他谈了很久。
4月14晚，周恩来同张治中会面，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他，并决定当晚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会上，周恩来介绍中共代表团修订《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情况。其后，他郑重宣布：“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20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24页。会后，南京政府代表团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决定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并决定推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将《协定》带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
4月16晚，黄绍竑、屈武向李宗仁报告了全部和谈的情况和代表团集体的意见。李宗仁显然不想到会有这样一种结果。白崇禧看完《国内和平协定》后，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随后，由张群带着《协定》去向蒋介石请示。蒋看后，拍着桌子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一方面拒绝其条件”。蒋纬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1973年版，第286页。之后，南京政府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对协定进行了紧张的商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至此，由蒋介石和李宗仁策划的和谈阴谋，最终大白于天下。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页。
和谈破裂后，南京方面派飞机接代表团返宁，但在中共方面的诚意挽留下，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全体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
北平和谈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经国共双方代表一致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以后发生的湖南起义、绥远起义、新疆起义、四川起义、云南起义，虽然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协定的精神原则办理的。这些起义大大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会见斯大林特使（1）
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
时至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胜利的曙光已初露世界的东方。在大局已定的情势下，斯大林一改往日的态度，亲自致电毛泽东，提出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西柏坡访问，并听取中共关于国际和中国国内形势的意见。1949年1月31日，这位特使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受到毛泽东的亲切会见。
迟到的客人
1949年1月底，即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后，斯大林派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等人乘飞机来到石家庄机场，然后乘吉普车来到西柏坡。与米高扬一起来的随员有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及其警卫员等。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在中国东北帮助进行铁道恢复工作。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的翻译，当时大家都称他为小柯瓦廖夫。
1月31日，客人的车子直接开到毛泽东住所的院子大门口，毛泽东热情地迎了上去，握着客人们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然后，毛泽东在会客室接见了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早已等候在此的其他几位中央书记。
米高扬的突然到访，是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西柏坡的一件大事。那么，斯大林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派特使来西柏坡呢？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这得从1947年说起。
从1947年起，随着中国革命胜利进程的不断加快，为争取苏联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多次向斯大林表达过访问苏联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后，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解放区领导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代表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总部留下来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此时，蒋介石为了炫耀胜利，便开动其宣传机器，造谣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往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大肆虚构散布关于八路军在陕北大受挫折、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如贺龙，甚至毛夫人都被俘虏，已被解到西安……等等谣言＇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信以为真，出于对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等主要领导同志的安危担忧和考虑，特提议派飞机专门接毛泽东等同志去苏联，而当时毛泽东也希望同斯大林见面，并商讨中国革命中一些问题。
1949年初，毛泽东（左六）同中央机关人员在西柏坡的合影留念。
由于担心毛泽东前往苏联的消息走漏，使国民党和美国利用此事大做文章，1947年6月15日，斯大林致电联络员阿？雅？奥尔洛夫：“转告毛泽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那么我们就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同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然而，两个星期后，即1947年7月1日，斯大林又向阿？雅？奥尔洛夫发来一份内容迥异的电报，电文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大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的理由是，中国的国内战争需要毛泽东，毛泽东离开岗位对中国革命不利。毛泽东也觉得斯大林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推迟了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