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老人膝下有三个儿子，都非常地有成就。老大在加州的一个航天基地做事儿，是个“保密单位”，他的儿子也就是二老的孙子，学习成绩斐然，荣获过总统奖；受邀到白宫见过老布什。老二是新泽西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全家都住在纽约的对岸。老三是二老最疼爱的，是纽约的注册会计师，因为没有结婚，常常回来看望二老，我们也就有机会见过他几回。
姑妈一家在我们眼里是台湾人，可在台湾，他们又被称作外省人。解放前夕，姑妈随姑父从大陆到了台湾，为了养家糊口，她毅然走出家庭，考出护士执照，作了一名白衣天使。她个子小小的，靠着勤劳善良、机智精明和省吃俭用，在美国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姑妈年已七十，每天照样挺直腰板，穿着得体，挎着一个包，带着自制的便当（午饭），搭乘地铁去
医院上班。她用医院护士这份固定的收入，养育了她两个博士和一个会计师的儿子，完成了她拥有一栋花园洋房的愿望，成全了她在大陆所有兄弟姐妹们移民美国的梦想，也眷顾了她投资
房地产的赢利。
姑妈的整幢小洋楼有三层，外加一个地下室。正门进去便可望见直通二楼和三楼的楼梯，左边是
客厅带一个太阳房，紧挨着太阳房的是个小小的客房。正门的右边是饭厅，饭厅延伸进去是厨房，厨房靠边是姑父的卧室。姑妈的主卧室在二楼，是小洋楼里最好的房间，我和思进从来也没有进去过，连姑父都不敢随便进出。主卧室的斜对面是另一间卧室，租给了他们教会里的一个年轻“弟兄”（在教会里大家彼此称“弟兄姐妹”），这个“弟兄”是个白人老美。三楼也有两个房间，一间我们住，一间是另一个白人老美住。
姑妈对租住在她小洋楼里的人都约法三章，管得很严。十二点以后就不能再自由地出来进去；客厅里的电视只是用来看新闻和天气预报的，其他节目一概不许看，很有我们大陆防止“精神污染”的意思；厨房用完后要立刻清洁，厕所要轮流定期打扫，名字和日期都贴在冰箱上，她会定期检查的。
一天，她发现了一只蟑螂在厨房周围转悠，便好似如临大敌。冰箱上立刻出现了一张用英语写的告示（Notice to everybody），大意是：请大家要注意卫生，蟑螂是有害的，这里是一瓶Cockroach Killer，请你们合作去除害虫。我当时对英语是一概没有反应的，不知告示所云为何，走过去走过来地没有理会。但我总觉得这个早上姑妈看我的表情有点异样。中午她实在忍不住了，叫住我问：“小玲，你看见我写的便条吗？贴在冰箱上面！”我点点头说：“看见了，但不懂写了什么。”她盯着我像看外星人那样，说：“你不懂？那你为什么不学？还不趁年纪轻快点学？”
姑妈这两句话噎得我半天透不过气来，我愣在那儿，不知所措，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她怎么知道我没有学，我学不学英语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她犯得上跟我较劲儿吗？直到姑妈把一本字典递到了我手上，才使我回过神来。她说：“英语随时随地都可以学，勤翻字典，我就是这样学的。”
她平时不苟言笑，看见她我就心里发毛，我总是让思进打前锋与她“交手”，诸如交房租、水电费及电话费之类。我更乐意在姑父跟前问这问那的。此时我体味着姑妈中肯的话，语气是冲了点，她是为我着急，那里边儿包含着一片爱心呢！打那以后，每到电视新闻播放时间，她就一定会站在
客厅，冲着楼梯口叫我下来。这练听力的时候到了。
在我没有找到工作的近一个月里，姑妈问我愿不愿意帮她做点杂事来换取报酬，每小时五美元。我正闷得发慌，哪有不愿意的。我就按照她的要求，每三天为她的前庭后院修剪树木、用除草机修平两片大草坪、拿吸尘器清扫客厅里和饭厅里的地毯、给太阳房里的植物花草浇水，还要擦拭掉所有家具上的灰尘。她对我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满意，只要一有赚钱的机会就不会忘了我。我后来在袜厂的工作还是姑妈给介绍的。
一天早上，她让我跟着姑父去清扫她投资的公寓楼。那栋公寓上上下下大约有八个套间。要清理的是一个刚搬离的印度人家庭。一走进这个套间，浓烈刺鼻的咖喱味儿扑面而来，我赶紧屏住呼吸，打开所有的窗，朝着空房间喷起了香精油。姑父向我解释道：“这种味道恐怕几年都除不掉了。叫她不要租给印度人，偏偏不听。现在谁还会再住进来？这个老太太真是害人。”
我就说：“那就再租给印度人嘛。”
姑父苦笑道：“是可以啊，但是长期租给印度人住，以后再清理就要出大价钱了。这四面八方的墙壁都要打掉重新做，不然的话，整栋楼的人都要被熏死，以后楼都卖不掉。”
我没有想到一种食物的调味料竟会有如此厉害的杀伤力，我以后特别留意过，我的邻居里从来没有印度人。因为他们一天到晚的咖喱鸡、咖喱羊、咖喱鱼及咖喱蔬菜。连早餐都是咖喱馅饼，以至于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咖喱味儿。大多数的华裔房东都不愿租房子给他们住，姑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纽约呆久了，这个谜也就解开了。姑妈当初买这栋楼的目的是因为她那些来美国的大陆亲人们，她担心那么多人来了没地方住。想不到买下了楼以后房价就涨高了。房价高了，地税跟着也涨了，超过了她原先的预算，于是她只能硬着头皮做起了租房的生意。因为那个区就是个印度人居住区，那栋楼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单单租给中国新移民呢？姑父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不做中国人的生意，可以做印度人的生意，不都是赚钱吗？
她那些大陆的兄弟姐妹们都陆陆续续地来美国了，怎么办？这老太太倒想了一个更妙的招数。她奉送每对夫妇两张单程到美国的机票，外加免费在她的小洋房主卧室住三个月。三个月一到，立刻走人。给他们住好房间的目的，是激发他们有朝一日真正拥有这样的房子。三个月还没有能力自立的，可以暂时搬到她的公寓楼里，赚了钱后再付房租。这个办法使姑妈在大陆的亲人，共二十来口人，到了美国后都个个独立自主、丰衣足食，无一人去住那个公寓楼。这些事儿都是她的亲人们一点一滴透漏出来的。
姑妈出去做客吃饭也不忘带上我和思进。那次，姑妈的中学同学携同她那著名的画家夫婿，从大陆来纽约开画展，两人来到这里后住在她家。姑妈的大弟弟请他们四个人去吃饭，我还暗自庆幸我们总算可以自由自在的晚上没人管了。大约五点左右，姑妈在她的房门口叫了起来：“思进、小玲，走，吃饭去。”语气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那天的饭菜可口自不待言，姑妈主要是介绍思进认识她的侄子，思进以后同校、同专业的同学和朋友——志清。
姑妈处理事情的原则完全美国化了。她的中学同学回大陆前和姑妈结清吃住费用，这让我感到吃惊。这和我妈待客的观念是多么的不同。我们家以前住在上海南京路后面的二马路上，穿过我们家后面的弄堂，再过一条马路，就是有名的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全国各地，加上本市区的亲朋好友，你来他往的多了去了。谁来了上海，或者路过南京路，都要上那儿去逛一逛，买点穿的用的，我家自然就成了落脚点儿了。渴了进来喝杯水，饿了随缘吃个便饭。印象中放学回家，老有客人的说笑声。妈妈总是尽地主之谊，用她的话说，“来者都是客，吃饭只是加一双筷子的事儿。”有外地客人来了，晚上我还要窝到奶奶的大床上挤挤，腾出我的小床给客人睡。客人走了，妈妈还乐此不疲地拆洗被单和被套，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呢！为了接待一个客人，妈要多出多少的家务事儿啊！想想我妈，再看看姑妈，我对姑妈的待客方式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通，多抹不开面啊！
没有过多久，我们碰上了件为难之事。我以前银行里的同事，定居多伦多的岚岚听说我们搬到了纽约，想和她的朋友来玩儿。由于遗传了我妈好客的习惯，我一口答应了。但立刻犯起了愁，让他们住在哪儿呢？姑妈是不允许我们随便留客过夜的。我不好意思开口请岚岚他们去住旅馆，但又没有地方让他们住。思进建议和姑妈商量商量，让他们二人住在她空闲的客房里，也就一个周末。姑妈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条件是将扣除我为她近一个月来清扫房间，打扫印度人公寓所挣的工钱。眼看着姑妈自自然然地做成了一笔生意，一点儿负担都没有，而我第一次领略了人情大如债的沉重。是沿袭坚守我妈的待客原则，还是去学姑妈的美国化方式？这令我内心挣扎、争斗。我最终没有学会姑妈的方式，虽然我非常欣赏，但从小耳濡目染存留在骨子里的东西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改掉了。往后，无论在纽约的陋室，还是在我们多伦多舒适的家里，我迎来送往了许多亲友，习惯的仍然是我妈的待客原则。
二老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星期天他们都要去教堂，教堂就在他们家隔壁，这也是为什么姑妈会选择这所住宅居住的原因。每个星期四晚上有个查经会，在姑妈家的
客厅举行，共十几来个人，人手一本圣经。我和思进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便参加。由于好奇心使然，我坐在二楼的楼梯口，偷偷听过他们怎么个查经。
他们先是轮流地读上一段圣经，然后根据圣经的内容，谈学习心得，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一有心得就会联系到自身的所作所为。这好的行为就要发扬光大，坏的作为就要批判，一直批到痛心疾首，热泪盈眶，方肯罢休。最后由组长姑妈带头呼喊祷告口号，大家一齐跟着喊，这查经会到了这个光景也就接近了尾声。我听着听着，怎么觉得这个查经会和我小时候读红宝书、斗私批修的小组会学习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呢，只不过是主题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他们的教会活动有时候也带有一些社交性的意思。比如说，他们会传递这个主内弟兄和那个主内姐妹谈恋爱了的新闻。还有人会问姑妈有空房吗，有个主内弟兄要租房。说起来，思进在纽约的第一份工作，还是由姑妈发动群众找到的。那天查经会一结束，她赶紧把思进叫下楼，对众多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说：“这位主外弟兄叫思进，要找工作，你们谁有办法就帮帮忙！”她的教友Michael洪第二天就来了电话，通知思进准备上班。他们不愿意说，这是事在人为，而管这个叫作把一切都交给主。主是无所不在的，只要祷告，主才会听见。
搬离姑妈家是出于不得已的缘故，因为思进上课和做工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路上。后来思进的父亲来到北美探亲考察，在纽约时，我们安排他住在姑妈家，一住就是半年。我们深知个性外冷内热的姑妈，会给思进的父亲一个安全温馨的居住环境的。
为生活而战／思进／
到纽约大约十天后，姑妈的那个教友Michael洪——一家船运代理公司的老板问我：“有一家印度人开的贸易批发公司——Style Asia，需要装卸工，你做不做？”
装卸工？那可是绝对的重体力强体力的活儿！像我这样的一介文弱书生，只干过轻便的体力活，还从没有干过这类的重活儿，干还是不干呢？我能干得了吗？
要是在国内，我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但这是在纽约，能找到一份工作就算不错了，哪还容得我挑挑拣拣的？干！当然干！为了学费，为了生活费，当然干！干不了也要干！
这个装卸工每天要干十个小时，一周要做六天，一个月八百美元。
我和另外三个来自非洲的人高马大的黑人阶级兄弟一起，我们这些来自亚非拉的“无产者”自觉地团结起来，把来自亚洲的货物从大货柜车上卸下来，搬进仓库，或把仓库里的货装上大货柜车。就这样，干了两个月就实在撑不住了，其间还扭伤了一次腰，至今一到阴雨天就酸痛。“
泰山压顶不弯腰！”要不是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我早在“美帝国主义”门前累趴下了。
暑假快结束了，我还没有存够学费。怎么办呢？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位中国心理医生。对他说，我情绪不稳定，睡眠不佳。那医生收了我两百美金，开了一个病假证明，可以休学一个学期。这也是“前辈们”教的绝招，可以保住学生身份。
正好这时，洪先生的公司需要一个业务员，他让我试了一下，还行。于是我终于成了一个“小白领”，一个月九百元现金。
小玲也在姑妈的介绍下进了一家台湾人开的公司，给女老板做秘书，一小时五美元，一干就是三年。虽然没能干上想象中的waiter（侍者），但是我俩挣的钱总算可以支撑我的学费了。这使我们的心情稍稍好了一些。
1992年2月4日，那天正好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我进入了所谓“穷人的哈佛”——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学院，开始读电脑科学硕士学位，主攻软件设计。因为我不是电脑学士，要学硕士，课前必须先补五门学士的课程，而五门中又必须先修两门，才能上其他三门课。所以我第一个学期先修两门课。
皇后学院离我当时住的地方虽然不远，都同在皇后区，但很不方便，没有直达的地铁，需绕着圈子走，每天来回两个多小时。
我每天要有九个小时在船运公司上班，一个来回也要三个小时，结果我这样“有头有脸”的电脑硕士研究生，每天就有十二个小时花在打工和路上。
这样，虽然第一个学期只需修两门课，但我仍然没有多少时间用在读书上。我学的202“汇编语言”的第一个考试便不及格！
这样下去怎么行？必须立刻搬家！
报上的房屋出租广告不少，我和小玲利用周末的空闲时间去看了几处。学校附近的房屋并不便宜，一个小屋动辄四五百。而我们当时每月的收入只能维持三百以下的房租。
有一天我�